地上黑黑的一层，还冒着热气。尸体正往团部拉，棺材还没有准备齐。有人发现了我们，不让我们靠前。领导陪着我们，反复解释，给我们做工作，我的小孩都不用抱，有人替我抱着。
国茹从没买过衣服，我给她做了个花布衬衣，就胳肢窝下面还有块衣服片，身下有串办公室抽屉的钥匙，根据这个把她给认了出来。
她很惦念家，一个月最少要写两封信。她没事好写信，写日记。她来的家信都保留着，团部拿走了不少材料。她来信说攒了40块钱却怎么也没◆与尹国茹的母亲和弟弟找到，两件好衣服也没了。后来团部给我们补助了40块钱，立二等功又给了80元。
她17岁走的，跟我说过不入党不回来。我是18岁入的党，她也要跟我比试比试。这孩子好强，因为我们长年挨整，孩子吃瓜劳儿，受连累。她就渴望着要在政治上翻身，把组织问题解决，体体面面回来。
她父亲如不挨整，肯定给她在林西解决工作了。父亲不同意她去兵团，她非要去。这孩子太好强，谁也不服，兄妹几个顶数她要强。她从不跟别人比吃比穿。连队生活多艰苦也不怵。工作上特拼命，别看家里穷，穿得不好，工作上可决不让别人拉下。家里挨整挨饿受苦什么的她全在心里装着，外面一点不露。她不认命，就知道好好工作，干出点样子来。
永远18岁
尹国茹家境贫寒，临来兵团前还挨了一顿打。为她把同学带到家，丢了18块钱，直接影响到了全家人的生计，被父亲打得鼻青脸肿，龟缩在墙角又哭又喊。
难怪父亲生气。父母挨整，双双被开除公职，家里几乎断了经济来源，就这么点钱，给丢了一多半，根本坚持不到月底，还得拉下脸皮，四处求人借钱，多让大人心烦啊！
内蒙古兵团来林西招兵时，她特别卖力申请，决心混出个人样，为这个倒霉的家争口气。不信自己就总比别人差！
到兵团后果然表现优秀。劳动时舍得卖力气；加班时不怕疲劳，能连续作战；学习时积极发言，亮私不怕丑；吃饭时不抢不争不挑肥拣瘦。
连队会计本来可以不去救火，有很多业务还等着她干呢。可是，她好强，不肯放弃任何一次重大紧急任务，尤其是救火，在连部安全受威胁的时刻，根本无心再在办公室里做账。她果断地冲了上去，又果断地在火海中涅槃。身上还挂着办公室的钥匙，烧焦的空气里，残留着她18岁的青春气息。
庆幸的是，35年过去，她尹国茹不用忍受衰老疾病的痛苦；不用担心物价涨和工资低；不用经历下岗待业的沉重，不用品尝当一个老妪所面对的种种艰辛。
什么糖尿病，什么乳腺癌，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肌梗塞、老年痴呆……全与她无缘！她的生命永远年轻，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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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顺 儿子，你出来吧！
张国顺（1953—1972）
1953年11月12日生于赤峰市，汉族，1969年初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副班长，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采访记录
张国顺的母亲李桂芬：
国顺身高1米71左右，小名大顺，全家4个孩子，他是老大。父亲是工人，当过兵，党员，我是家庭妇女。
他喜欢拉胡琴，不讲究吃，吃啥都行。学习刻苦努力，很想当兵，从不打架。他去了兵团后，我总闹病，病得很重，几乎要不行了，给国顺一连拍了5封电报，最后他才回来。关于那儿的情况，他只说挺好的，不用惦记。这次探亲总共住了8天就回去了，回去不几天就出了事。哎呀，若晚回去几天，可能就死不了了。他守纪律，只超了一天假，给7天假，他走了8天，回去还写了检查。结果还给烧死了。他去兵团1年零7天就牺牲了。
我常想怎么没让孩子多呆两天呢。多呆两天，就躲开了救火，就死不了呀！我恨自己，恨自己啊！
国顺探亲回家路上曾丢了一只黄胶鞋。他牺牲后，我把那剩下的一只鞋保存了下来，留个纪念。我琢磨，他不该丢这一只鞋，这是个坏兆头……我总不相信他真的没了，常去孩子走过的路，期望他能回来。还常去烧纸。这孩子特别懂事，孝敬父母，一个月津贴5元，去后10个月，就托人给家送了40元。
有人传说，杜副指导员把国顺救出来，后又冲进去，国顺也跟着冲进去，再也没有出来。我们家属到救火现场时，那台烧毁的胶轮拖拉机还在，草里面还有残剩的鞋。
死后遗物只剩下一件军大衣、一条被子、一条褥子。也不知怎么回事，衣服全没了，就剩下那只鞋。
◆与张国顺的母亲和弟弟赤峰市民政局挺不错的。在赤峰南山烈士塔上把7位赤峰的烈士名字都刻上了。我每年清明节都要上烈士塔祭祀，用手摸自己儿子的名字，止不住眼泪流下来。后来眼泪都哭干了。自从有了儿媳妇后，这心情才好了一点。
张国顺的弟弟张国安：
我还记得哥哥保护我的一件小事：那时我们家住在农村。有一年我得病了，哥哥领我去公社卫生院看病。路过大西牛村时，碰见一条狗要咬我。我赶紧跑，狗追着咬，哥哥上去踢了狗一脚，把狗踢跑了。
我们家很困难，父亲50元工资，国顺哥哥后来不能上学，才十四五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脱坯、拉煤、拾柴火……
我妈知道国顺哥牺牲后，从屋里滚到当街。满地乱滚，哭号着。我们家三个孩子全得护理母亲一个人。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总感觉棒子叶一响，哥哥就回来了。那时候，我们家周围都是玉米地，国顺哥回家总喜欢趟玉米地。
一开始烈士陵园还有个老喇嘛看护，后来没有了。
儿子，你出来吧！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2006年7月26日傍晚，张国顺烈士的母亲不顾颠簸了一天的劳累和辛苦，与我们一同参拜烈士陵园。
暮色苍茫，老母蹒跚着，缓缓地走到儿子的墓前，嘶哑地呼喊：
“儿子，你出来吧！妈给你带来好吃的了！你听见了吗？儿子，你出来吧！”
四野寂静，草垂着头，风轻轻吹，宝日格斯台群山肃穆。
“儿子啊，全家孩子就数你苦，妈走几百里来看你，跟你唠唠嗑儿。”
黑暗降临，空旷的陵园中，69座墓碑静静倾听。空中飘来慈母一声一声撕心裂肺地呼喊：“儿呀，你出来吧！妈给你带来好吃的了！你在那边给馋坏了吧！”
老母亲吐诉着没完没了的话，并还时不时地长声哀号，让人联想到母狼为早死的小崽悲嗥。
“儿子，你出来吧！你咋不出来呢？出来吧！儿子，你别不听话啊！”
。。
陈玉玲 用生命换来全家翻身（1）
陈玉玲（1951—1972）
原名陈玲芝，1951年11月26日生于唐山赵各庄，汉族，原籍天津蓟县，唐山赵各庄第二小学毕业，唐山三十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0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采访记录
陈玉玲的弟弟陈志远：
我二姐个子较高。全家共有7个孩子。陈玉玲是老二。父母都没正式工作，靠做临时工为生，干的大多是装卸、建筑等重体力活。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母亲比父亲早两年去世。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二姐右边的上牙是龅牙，她嫌不好看，走前给拔了。要不命苦，她不该拔这颗牙。
因为经济困难，实在养活不起，二姐在四五岁时送给人了。她原来叫陈玲芝，送人后改名叫陈玉玲。但二姐脾气大，到人家后整天哭，只待了两年，人家又给送回来，不要了。那家的条件比我家好，说二姐不好带，整天闹着要回家。回来后还用人家起的名字。
大地震之后，有人找上门来，才知道我另外还有两个姐姐也小小年纪就送了人。
那时我们家非常穷。炕上连席子都没有，三个人合盖一床被子。没有枕头，晚上枕着砖头睡觉。冬天小屋里四处漏风。夏天把棉袄拆了，掏出棉花来，当单衣穿，冬天再把棉花填进去，变成棉袄。那时候没什么副食，孩子个个特能吃，现在人拉细屎，那时候拉粗屎，甚至拉不出来。
全家就从来没照过一张全家照，哪照得起呀！
为养家糊口，父母起早贪黑去干活儿，无暇顾及家。没人管我，是二姐
把我拉扯大的。大姐结婚早，19岁就走了，二姐变成了老大，很小就当家，最苦最累。她在家里，不止带我，所有弟妹她都带。早晨一起床，她招呼弟弟妹妹洗脸梳头，弟弟妹妹的衣服破了，她给缝。衣服脏了，她给洗。她整个像一个母亲。父母把全家孩子都交给她管了。
天天她要给大家做饭，先尽着弟弟妹妹吃，如果没剩饭，她就饿着。爸妈每天从早到晚在外面卖苦力，干装卸工，回家筋疲力尽，全靠14岁的二姐操持家务。粮食她要计划着吃。每顿饭做几个馒头、几个饼子，她都要精心算计。为了让大家吃饱，她常常用白面换人家的玉米面，一斤白面可以换2斤半玉米面。家里该买什么，该修什么，该准备什么过冬，她都要管。
我记得她曾挖了一夜煤泥，晒干了烧火用。那年大冬天吃不饱，我第三节课就饿得不行。回家吃饭，她总让我们先吃。等我们把饭吃完，她才吃，有时候，我们没给她剩多少，她就忍着，一句埋怨话不说。
她个性开朗，有点像男性。如果我们淘气，她也打。你要是在外面打架或老师找到家门上来，她真打你。
那时候我们住平房，街上出了个小流氓，老去女厕所偷看，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正赶上二姐去厕所，发现个黑影，她上去就追，并高声大喊，最后愣是把那个小流氓给抓住了。这件事，轰动了街道，都说我二姐胆子大。
我们有个邻居打架，双方横眉怒目，杀气腾腾，大老爷儿都不敢管。二姐却敢上去劝。结果真给劝住了，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二姐有一点胆子，否则她不敢追流氓，不敢劝架。
回忆是一种享受，对吧？
有一年，我爸在林西区干活儿，过年也没休息。二姐早上步行十多里地，给我爸送饺子。当时下着鹅毛大雪。二姐把饺子放在胸口，一步步走着去送饭。送到之后，她自己一口也没吃，又饿着肚子走回家。脸冻得都变紫色了。等回来时，已经下午一点。
陈玉玲 用生命换来全家翻身（2）
家里最穷的时候，没粮食吃，眼看着要断顿了。我二姐卖过三次血。她是背着父母卖血的。回来后小脸惨白。那么一个小女孩为全家不饿肚子，能有这种勇气，是比较少见的。
有人给二姐介绍了个对象，男方手指头有点残疾。二姐表示，我现在不想找。
介绍人说：你们家那么穷，人家能看上你就不错了。
二姐说：家里穷就非要跟他呀。算了吧，我不同意，穷死也不同意。
二姐就这么有骨气。小时候给她送去的那家，生活很好，二姐却不稀罕。
放暑假，她领着我上山割草。矿上有个奶牛场，收购草，3分钱一斤干草。记得有一次割了半天，挣个几毛钱，姐姐买了一斤豆皮。我很想吃，她不让吃，非要等父母回来一块吃。
我和二姐差6岁，中间还有两个姐姐送了人。但我敬佩二姐，我成了二姐的小尾巴。
二姐走的时候，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一寸头像。是她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相片，花了一毛四分钱。那时候，猪肉最便宜的五毛五一斤。一毛四分钱可以买点肉馅，全家吃顿饺子了。
二姐照相时穿着那件格格衣服是新的。她离家的那天是1971年7月20日晚8点，从古冶上的火车。
到了那儿后，隔长不短来信。
家里每次给她去信，都要寄去几张信纸和一张邮票，让她回信时用。
二姐跟力丁是一个班的。力丁是我姐姐最好的朋友。二姐每次来信，都夸力丁总帮助她，让家里给力丁写信，向她表示感谢。
我妈曾花20块钱给二姐买了个旧手表，因为她来信说要站岗，要掌握时间。到出事前这段时间，她每个月5元钱，还往家寄了20元钱。给我邮过一个军帽、一双白塑料底布鞋。
出事后，头一次是我和父母一起去的。死后遗物有个军大衣。当我扫墓时，特意给力丁烧了纸，因为她对我二姐特别好。
第二次去，在林西买了两份纸，给力丁也买了一份。
可以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