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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下“五七”干校是一锅端，他父亲啥错误也没犯。
他下乡后，胳膊被马踢断了也没告诉我们。我们看他字迹特别丑，歪七扭八，小学生一样，他父亲一再追问怎么回事？他才说右胳膊给踢断了。
到了1972年春节前他告诉我们要回家探亲。
◆1972年春节期间杜恒昌（右二）与父母弟妹合影那时候，他父亲在空军后勤部第四研究所。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扎根边疆，全家都搬到了贵阳。他父亲原来是室主任，后来担任了科技处处长。
1972年春节，我们一家五口团聚了，共住一间房，一大床，一小床。有人建议让杜恒昌住招待所。我们说一家人凑在一起热闹。我和老杜及两个孩子住大床，杜恒昌睡小床。他与弟弟妹妹相处都很融洽，没事时就给他们讲内蒙古的风土人情和打狼的事情。拆洗衣服时，他的伤残胳膊吃力，把大盆摔了，还坚持自己洗。他的棉衣洗完后全成了碎片，烂了不能再穿，只好穿我的毛衣毛裤。本想给他买身新棉衣棉裤，可贵阳竟然买不着。
每天晚上我给他做衣服时，我们就在一起聊天。他讲有个老朋友刘凡刚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好像也是北京的，关系还没有确定。这个刘凡是原场革委会副主任，杜恒昌胳膊坏了，就住在他家里养伤，他俩关系特别好。后来当我们去内蒙古看望刘凡时，刘凡的小孩哭了起来，说是想念杜叔叔。
恒昌这次回家探亲，差不多两个礼拜。走之前，从里到外都给他买了新的。返回兵团时，我们给他送到了汽车站，他父亲送得更远一些。我们都没有掉泪。
两个多月后，当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我们惊呆了，全家人都大哭一场。我们乘飞机从贵阳到北京，再到赤峰，从赤峰改乘汽车到西乌旗，再到四十三团团部，下到连队后，四连的兵团战士夹道欢迎我们，高呼向烈士学习的口号，场面热烈，气氛悲壮，让人感动。
遗物有一条被子，一件蒙古袍，一把刀。蒙古袍和被子现在我们都还保留着。
恒昌很老实，跟他父亲一个样。他父亲就特别简朴谦和。不管对干部还是战士，见面都打招呼。而且闲不住，无论到哪里，总主动扫院子。厕所有人不冲，他就端水冲洗干净。特爱帮助别人，对面有个菜店，老杜常常帮他们卸白菜。老杜1990年脑出血去世，才67岁。上午抽血时，还帮护士贴标签，下午就不行了。我们家孩子一点没沾他父亲的光。恒昌的弟弟现在还开出租车。
恒昌跟他父亲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老杜白头发多，恒昌也少白头；老杜比较瘦，恒昌也瘦；老杜从不跟人吵嘴，闹意见，恒昌也见了人总和和气气，从没瞪过眼；老杜爱为大家扫雪、清理厕所等，恒昌也如此，公益的事抢着干。这父子俩太像了。
恒昌很自律要强，也很省心。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他好像是个小大人，没犯过什么错误，我们很少说他，更没打过他。他老是那么寡言少语，不爱讲自己，我们对他干了什么好事也不清楚。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3）
到草原以后，曾有一个女生的马特别烈，他的马好，就把自己的马与那个女生换了。结果他的胳膊给摔断，也不跟家里说。我们是根据笔迹，发现太不像样了，一再追问，才知道他的胳膊坏了。他自己受了什么苦，有什么困难，来信从不说，总说一切都好。
兵团曾经推荐过他上外语学院，他回绝了。他说草原就是我的大学。结果推荐了吴晓明。恒昌从不张扬自己干的好事，所以他有什么事迹我也不知道，说不出来。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
一
杜恒昌的童年在农村度过。11年的农村生活，养成了他朴实善良的个性。
他的父亲1956年调到北京空军后勤部工作，生活稳定后就把杜恒昌接到了北京。按杜恒昌的年龄，应该上北京的小学6年级，由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差，他却上了小学4年级，所以就成了66届。两年后，1960年秋他考入了北京三十一中（在西单绒线胡同），很快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他谦虚平和，遵守纪律，学习努力，敬重老师，性格敦厚，处处谦让，从不跟别人争吵。他衣着朴素，又很整洁，没有农村孩子不讲卫生的陋习。不久就当上班干部，并很快入了团。那时候，初中每班仅有几个团员，能入上团很不容易，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经过三年学习，他的功课慢慢赶了上来，顺利考入北京六中上高中。该学校地处天安门旁边，是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有很多高干子弟。
从高一年级起，他就担任了班上的团支书，一直到高三毕业。高一去南口参加夏收，他以身作则，处处抢重活儿、累活儿。对体力弱或有病的同学关心体谅，从不埋怨责怪。那时候，班里还组织同学去时传祥的单位当淘粪工。大粪特别沉重，从小胡同的院子里淘厕所，再背着粪桶走到汽车处，把肩膀都压肿了。可杜恒昌默默无闻地带头背粪桶，从不言苦。别看他话不多，却以具体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同学。结果，这些干干净净的中学生都争着抢着背粪桶，没人嫌脏怕臭。
高中的数学、物理课，他学起来比较吃力，成绩中等偏下。但非常刻苦，下课了，别人都去玩，他还在教室里用功。
为搞好团支部的工作，杜恒昌虚心向继母请教，因为继母就在机关搞团委工作。他心胸宽厚，不因为自己掌控团支部而刁难其他同学入团。他积极奔走，努力替同学说好话，发展了一大批团员，使高三一班在全年级发展团员方面走在全年级前面。有些人自己入了团，对别人入团就缺少热情。如同自己挤上公共汽车，对别人再往上挤就不那么欢迎。而杜恒昌是自己入了团也希望别人入团。到1966年高中毕业时，高三一班团员发展到23名，几乎占全班人数一半，这相当少见。
恒昌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一般少年容易有的毛病，他都没有。他不撒谎、不打架、不骂人、不吹牛、不逞能、不狂妄。家里人就不记得他犯过什么错误。他非常听话，绝对不干出格儿的事。
他稳重，却也有棱角，不是稳重过了头儿，变得圆滑世故。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明明确确表示，一点不含糊。
军人家庭出身使他对军事最有兴趣。同学们聊别的话题，他很少插嘴，但一聊起军事方面，他就来了情绪，这方面的话特别多。从军舰、飞机、坦克，到机枪、步枪、手榴弹，每种武器的性能、构造、威力，他如数家珍，能说出很多很多。凡课外军体活动，他都参加。那年什刹海业余体校办了一个炮兵训练班，他报名后，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每次他都从学校步行到后海北沿参加训练，还当过炮兵班的班长。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军事野营，但要交费，他是全班唯一自己掏钱参加的人。野营过后，他能蒙住眼睛拆卸机枪，只用一分五十多秒。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4）
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的社会地位最高。中学生都喜欢穿军装。杜恒昌也不例外，不管春夏秋冬，他一年到头总穿着军上衣、蓝裤子（空军军服当时是蓝裤子）。常年戴顶绿军帽，脚上总是军用解放鞋。他穿的军衣常常洗得发白。有些中学生爱模仿电影里有游击习气的战斗英雄，不系领子下面的扣子，露着脖子和胸脯。杜恒昌穿的军衣最上面的扣子总是系得严严。
他有老大哥情结。在农村家是老大，来北京的家后也是老大，到六中后还是班里老大，他对待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从不与他们争抢、攀比、计较。比如吃饭时，有人爱开玩笑，彼此抢夹一点好菜吃。杜恒昌绝不开这种玩笑，他总是一副长兄的样子，什么好事都尽量让给别人，自己不要。
他性情温和，很少发脾气。人们都说无论什么时候，他看人总笑眯眯的。继母解释说他的眼睛是笑眼，单眼皮的眼睛张不很大，老微微眯着，带着笑意。但给人的感觉他不只眼在笑，内心也在笑，绝对不是老狐狸式的假笑。所以他的群众关系极好。
他讨厌显摆。因为当干部又住校，家里给他买了块手表。在高中生中，当时能戴上手表的寥寥无几。杜恒昌平常总把手表藏在袖子里，看表时动作很小，看完后迅速放下，缩进袖子里，尽量不让人发觉。
他会做针线活，能自己动手补袜子。他的床铺干净整齐，一点不邋遢。
他非常听老师的话，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大善于独立思考。但他也不是阿谀逢迎的人，不会别有用心的讨好人，巴结人。
杜恒昌的数学较差。当时六中有一位特级数学老师叫李观博，获悉杜恒昌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曾在课堂上说：昨天发展杜恒昌入党，我同意，但我要给他提一个意见，数学课上他从来不举手，不积极回答问题，希望他改正。
李老师的这条意见立竿见影。下一次上数学课时，李老师刚一提问，杜恒昌马上举手。当李老师让他回答时，他站起来尴尬地说：“不会。”这件小事给人们印象很深。不会为什么还举手呢？就因为数学老师批评了他老不举手，于是不会也举。
杜恒昌体育方面没有特长，篮球打得不好。平日很少看外国小说，唱歌比较干巴巴，不够优美。他缺少文艺细胞。
自从抓阶级斗争以后，学校强调贯彻阶级路线，重视出身，干什么都要看出身。那时候，最好的出身是“革军”，其次是“革干”，再次才是工农子弟。杜恒昌并不因为自己“革军”出身，就傲视别人，他待出身不如自己的同学依旧温和谦虚。
北京六中位于南长街南口，距离天安门广场只几百米，和中南海近在咫尺。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朱德的孙子朱春园、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以及康生、朱理治、罗舜初、冯仲云、王家杨等的孩子都先后在此学习。学校很自然地就有浓厚的政治气氛，充满着蓬蓬勃勃的革命渴望。
1964年全国开始搞“四清”运动，*确定了全国中学“四清”有两个试点，一个是北京六中，一个是福州二中。来北京六中的工作队由国务院二办、北京市委、团中央三家组成。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亲自担任工作队队长。
经过反复学习社教文件，深入领会毛主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全校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干部子弟纷纷起来批判校领导“打击*工农和干部子弟”——他们因为学习不好，有的被迫离校，有的入不了团，有的评不上三好生，这是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开批判学校党支书汪一净的大会时，有高三学生冲上去，抽了她一耳光。当时工作队长就在旁边看着，没有制止。因此早在四清时，六中就开创了打人风。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5）
受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影响，六中还一度成立了“干部子弟协会”。
六中的“四清”运动甚至还把矛头对准了学生。高三一班学生万明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之前，曾在国民党青年远征军203师当过少校教官，是蒋经国的部下。万明在思想革命化运动中，主动交待出了这一情况，结果就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出身，被迫一遍一遍地写对自己家庭的认识。
“四清”开始后，万明成了反面典型。同学们揭发了他两条罪状：一条是说过“托毛主席的福”。当时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时，常说“今天的好日子是托毛主席的福”。万明在与同学开玩笑时也说过一句“托毛主席的福”。某个跟万明最要好的同学揭发了他，批判道：你万明没资格说这话，你不配说，你说这话是挖苦讽刺。
另外一条是“四清”前，全班讨论当遇到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你应该怎么办？多数同学回答说要首先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而万明却说要首先保住自己性命，从危险中逃出来，之后再救人。结果遭到同学批判，说他贪生怕死，遇到危险先想自己。
这个万明功课门门五分，全班学习成绩最好，是数学课代表。时不时爱跟同学辩论一些政治问题，说了些大实话。结果为一些干部子弟所痛恨，认为他出身反动军官还穷狂，太嚣张了。
四清时，工作队决定批判万明。全班人人表态，上纲上线，给万明扣了很多大帽子。杜恒昌与万明同班，自然要带头与万明划清界限。原来杜恒昌经常向万明请教数学难题。自万明受批判后，他再也不找万明。最后干脆与万明断绝了一切来往，平时见面连招呼也不打，装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