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落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风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唯一可以享受的乐趣。
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吾父凯利班
有一天，因为公干，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儿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回忆童年生活中的各种阴影。莫里略是位秘鲁作家，著有《河水必将携你而去》，他女儿如今在北京为一家欧洲电视台工作。她说，小时候她被送到利马的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周围的孩子都太有钱了，让她很有压力。我说，你也有可骄傲之处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叹息说，问题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里有个男孩，他爹就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一下，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冒傻气的话讲，“我被雷到了”——她确实是自豪不起来。略萨在地球文学界的地位约等于前国务卿基辛格之于美国政坛。然后她问，那你小时候呢？我特自豪地说，有个中文词叫“世子”，听说过没有？我就是我们家那片儿的“世子”。我爸高中毕业，是方圆十里之内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国人，哪能理解我们东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学？柳永的看法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我们东北人则这么想：卿相算个球啊？
这种人生观当然近乎泼皮无赖，有时它会导致人们失去分寸，对值得尊重的人与事进行愚昧的嘲弄。不过它还有不错的另一面，比如它让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标准就是等级松弛。
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千篇一律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到过几个不错的小城市，曾经置身于几个安静的街区之间。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有大片被树荫覆盖的小房子，有简单干净的道路和懒惰的人民。我以为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楼林立、阳光*的楼盘里，实在是再糟糕不过的日子。关于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学者们有个说法叫“成功动机过剩”，我深以为然。我们都像是同一列火车的乘客，这火车的司炉工拼命加煤，因为我们想开到月亮上去。老想着成功干嘛呀？就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过于某人娶个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
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为生活所迫而去干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个朋友是个普通公务员，望子成龙，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一所著名的高干子弟幼儿园。元旦时这小孩参加了一次戏剧排演，跟别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像一群小僵尸一样站起来朗诵：“刘园长啊，您就是我们的妈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都赞扬他滚得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为没当上唯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测，这皮球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是摆脱不掉了。明年他还当不上公主，后年也当不上，等他上了小学，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级，于是就注定无法挽回地开始其比爹的一生。
这可真是一个难解之迷：为什么在一家势利的幼儿园，每个小男孩们就都非当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识者，才可以决意不鸟任何童话般美丽的东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讲伶人的往事的书，说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我就琢磨：贵族气质这东西真够讨厌的。另一回在电视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总参做训地图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这样，就该让他去美国上小学，让马修·李奇微少将的儿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师。
当然了，众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么都有效，但这是我们需要忘记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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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事业中的自由民
我们会在古老的历史中寻求崭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未来中，当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的走向令人厌烦的时候。令人快慰的是，人类在痴人呓语之余还发出过一些响亮的声音，比如英国《大宪章》之“无代表权不纳税”和法国《*宣言》之“无视、遗忘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的唯一原因”。它们给你以故园之感，就像一条大马哈鱼游过了狗熊密布的归途，终于抵达了它的河湾。不过让我觉得最为响亮的声音，在庄重人士看来却也许无关宏旨，它是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小说《北回归线》中的一句自白：“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个。”
这位作家在中国的传道者首推卫慧小姐，她写过一本描述庸俗生活的小说，像给兰州拉面淋番茄酱一样到处引用亨利·米勒。按国外的分类法，她写的是“小鸡文学”，女性写给女性看的小玩意。我倒不觉得这路作品本身有什么不好，性别也从来都不是女作家的麻烦，问题在于她跟亨利·米勒根本不挨边儿。不够好的生活的反叛者可谓多矣，古有起义军，今有“某零后”，多年以前我们初二（1）班还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着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
我觉得，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假如一个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对任何实惠的回报抱有企图，那么他就会相对自由一些。他的长官会不那么好意思去约束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少一点儿瞻前顾后。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以致创建了一个国家，而他又不贪恋权位，那么他就不仅得到了回种植园的自由，还会成为自由的象征，历史上恰好有过这么一个人，就是乔治·华盛顿。如果一个人既聪明绝顶，又以自由为业，那么在人类的诸多令人打呵欠的伟大事业当中，他就会作为一个心灵捕手永远让人追忆。
天地明鉴，孔子贵为大成至圣，终其一生想为天下制定规则，可他实在是个絮絮叨叨的闷人。庄子则是个想跳出规则的坏家伙，跳得比袋鼠还轻盈，比罗伯斯更迅猛，可是为什么人人都爱他呢？
好莱坞电影里常有一句台词：“这个狗娘养的可真幸运！”当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轻时读过庄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话时，我就是这么说自己的。当我想到自己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爸爸也没有受过成功学的熏陶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以前我看过一本书，里面有个父亲指引他的儿子说，人生最重要的是“检查一下你的仓库，看看里面有点儿什么”。当我还算年轻时，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种远离丑陋生活的愿望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决心做一个自由民。倘若人们不让我当自由民，那么我就自己当。有一天我终于发现，自由是一种成就，而拘谨则是一种失败。
请容我说一句实话：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不受干涉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人手一份儿，可是另外一种自我支配的自由，却非人人可以拥有。简单而言，很多人并无“不在乎”的能力。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分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类别，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两类。你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人们正被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或者“70后”和“80后”。我想好的分类法总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别的体系基础之上，比如天上的云朵，有的是层云，有的是积雨云，等等。有一次在从北京飞往广州的路上，我看见无数的白色碎块蹲在天上，伸着舌头扮可爱，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就叫它们比熊犬云。这不是一种好的分类法，但至少还照顾到了形状。倘若有人罔顾这些规则，看着天说，这是左边的云，这是右边的云，左边的更爱国，这人大约是脑壳坏掉了。如果有人说，这是9点钟的云，那是10点钟的云，10点钟的云更优秀一些，那么我看除了说明他自己就是“10点后”之外，简直什么都证明不了。
如果我有个孩子，我能给他的教益就是：别跟任何人一伙儿。我是自由主义者中的一个，不过我可不准备跟每个自由主义者都抱在一起。我的想法是，无论什么事，我会自己琢磨，不劳别人帮忙。倘若你是单独一个，你就不用怕那么多，也不用在乎那么多。同样我也不准备跟我的同龄人为伍。我也不懂什么叫美丽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丽得像只乌龟，那么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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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迷途其未远
初三那年我随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我发现有某个外国人把相机对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我的脑子中就必然会蹦出一个念头：这孙子想曝光我们的阴暗面！于是立刻充满敌意地把我的相机对准那个可怜的游客。这种对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会迷惑不解地放弃拍摄。那是冷战后期，美国总统还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欢的各种读物中，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基于最简单的斗争逻辑。那会儿我既不知道什么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学，对本国历史可谓一无所知。不过我却不仅自以为了解历史，还认为我的祖国很需要我的保护，而每个外国游客都可能居心叵测。
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国人只是想拍摄一些异国风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后我出国时也很自然地这么做。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尽管类似潮流的中坚力量总是年轻人。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
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
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