惘时，崔健唱道：“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可是如今一看，我们只是从村头走到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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罡风吹散了热爱
我如但丁所说，“已至人生的中途”，有时却仍是个迷惘的人。在生活中失去的事物当中，那些小的我还算清楚，比如爱情。如今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爱情是不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爱情是中世纪骑士的发明，其实近乎臆想。在我生活的年代中，大约有5年，人们相信爱情是个真事儿，在那种爱的范式中，物质是非常次要的，痛苦则是至为甜蜜的。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人们都要现实得多。那个时代就像磷火偶然一闪，很快就消失了，对此我并无真正的惋惜。可是，那些在生活中失去的，或者说缺少的重要的东西，都是些什么呢？我并不总是知道。
我想我们都在遗忘中生活。早上我脑袋空空地起床，晚上我脑袋空空地上床。也许你不是这样，那么我祝你始终有此错觉。每个月的薪水会打到我的工资卡上，然后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这张卡会自动按时还贷。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不过我可不愿意像惠特曼歌唱美国一样歌唱我们这个时代。
生活已经向我演示了它充满奇迹。我的表姐从一个辍学女孩变成了亿万富婆，我的堂哥则从一个英俊医生变成了卡车司机，而他本来是她少女时代的偶像。在同一个家族当中，人们的地位浮浮沉沉，没个一定。早先我看过自己的家谱，在年少虚荣的时候，我曾像别人一样希望自己出生于一个值得夸耀的家族，可是我找到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名字，我的祖先甚至连有钱纳妾的都很少。如今，我过着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我有一台随身携带的小机器，可以用它来跟千里之外的人说话。别人也可以通过它随时让我变得沮丧，这在以前可是需要咒语才能达到的。我们拥有祖先们十辈人也不可能拥有的物质和他们在东北的寒冷土地上所说的“娘们”。我们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我们还可以喝到千里之外的一头牛的奶，虽然时机掌握不好的话就会有尿尿不畅之虞。乏味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就像滑水运动员穿过惊涛骇浪，过的是一种闪亮的生活。是的，它闪亮，闪亮：无情又美丽的闪亮。
在这个国家，经过经济飞驰的30年，好像有无数的曾经遥不可及梦想都已经实现。我们的父辈曾经致力于“车子化”，就是给运输工具都安上轮子。在电子游戏《帝国时代》里，轮子也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那是青铜时代的事儿。我们这个时代，本质上说则致力于现代化。每当我去上海出差时，都会忍不住暗自惊叹，那些摩天大楼可真高啊。现代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在100年前曾经说：一座水电站代表了最高级的美！这么说，如今的中国比哪儿都美。
可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似乎都缺少点儿什么东西。在早前的某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家买了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电视机，圆角的。当天晚上我们看的是《马背摇篮》，八路军战士庇佑着孩子们，穿过了坏人的枪火。电影演完了，它已经热得像个炉子。后来我在这台电视机上看了不少电视剧，有一年看了一个香港的，看完了也就忘了。可是二十多年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电视剧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偶尔会想：真的好像是有一阵莫名所以的晚风，已经悄悄地吹散了我们莫名所以的热爱。我也不记得消散的是什么，但是我记起了有什么东西消散了。
我想起了当年看那电视剧时窗外的沉沉暮色。在不远处，受到污染的黑色的河水正在汩汩流入稻田，到了秋天人们就将收获乌黑的稻米。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带着他们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路上。那时我曾感觉到空虚，却无法形诸言语，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明了那空虚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少年，有很多梦想，可是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却无所依托。我们匮乏一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之爱。那时我们在街边的暮色里，现在我们在一间把自己打扮成东南亚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酒吧里，孤独是永远不变的。
如今我倒是想打磨一下自己莫扎特般的音乐天赋，等哪天不再五音不全了，就去朗声K歌那么半句。对我这种神性全无、人性尚存的家伙来说，这一句已胜过了古今全部的圣咏。问题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窠臼之中：你有深挚心声，却不能婉转歌唱，生活中的仅仅因为微小就被看做没所谓的无奈概莫如是。
不能免于恐惧
《书城》杂志曾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亏还有好文章可读。”要是搁在更早以前的年代，这个论调就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对时代不满，而且要加上一句严正宣告：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注定抵挡不住无产阶级的铁锤。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铁锤也不含糊，这杂志果然没坚持多久就换了东家。有一回我遇到彭伦，得知他和同伴接手了这本杂志，我悍然说：“啊，这杂志还办呢？”彭先生是谦谦君子，自然不以为忤，我却从中又一次领悟到自己是如此不会说话，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恐怕连《书城》那样优质的寂寞亦不可得矣。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孤芳自赏是很难的一件事。《红楼梦》早就说清楚了，孤芳自赏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许，那么你除了死球之外别无前途。要说我们的今日中国可比《红楼梦》的时代进步多了，可是左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门我能遇到贾政，明天出门我能遇到凤姐，山寨版的贾宝玉就更甭提了，几乎每个男的都是，唯独没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优点可不只在于灵魂，她可是那小说里的超级美女呀。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又对自我遗弃极其纵容。老百姓讲话：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过好多条类似的新闻，一个人要跳楼，底下的人民一齐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于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为央行超发，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假如一个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优秀的调查报道，也不容许记者的生长，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绵延至今而不鲜见。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再比如《南方周末》在制作新闻报道时强调客观性而不愿曲意阿世，就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过我想即便是明显荒谬的指责，也未必全部来自陷害，有些时候它亦来自不明白。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义者，有“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看似千差万别，可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狼人”的变种。
如此斑斓的景象，足以制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戏剧，却未必制造出美好的未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寂寞呢，比如“有思想的人”？因为大家活得太热闹也太鲁莽了。因为大家像风中玉米，微风吹过就左摇右摆。因为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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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有趣的故事
新闻业有一句听上去很绝望的格言，叫做“给我一个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讲得有趣些”。可以作为类比的是，你从来没听过日化行业说什么“给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没人在这种事上大费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错的味道，而新闻业拿了神灵自我要挟，一多半儿的新闻还是不堪卒读。这也许可以说明新闻从业者全是傻蛋——如果你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反对，因为我自己就干过新闻，而且以我的智商来应付这壮美的时代还真是左支右绌。可是这更能证明，新闻业是一个依赖于个人才能的行业，也说明一个好的新闻机构是多么难得，而作为整体，一个健康的新闻业也比一般行业更重要和更珍贵。没有牙膏你还可以用牙线或者盐，没有新闻业，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复存焉。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写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太难了。就像红土上只生长茶树一样，我们这儿也只盛产一种故事，就是一个家伙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就很开心地跟同伴们玩起了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然后他就死了。我们的新闻倘是真实的，就总是这个样子，像一条荒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巅不停奔涌。若论单个儿的，这种故事当然精彩绝伦，可是身边的每个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没什么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闻从业史上，我有过一个很不起眼但颇有意味的经历。早前几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别再做矿难报道了，那都是垃圾新闻了。你知道这句话最令人吃惊之处在哪里？在于它一点儿没错。公众的同情心是有阈值的，很容易厌烦，久而久之，再严肃的悲剧也会无人理会。
问题总是像顽石一样耸立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写不出真正有趣的那一个。
什么叫真正有趣的故事呢？一个最容易被提起的例证当然是水门事件。我一岁那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搞定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二号人物马克·费尔特，从而证明了尼克松总统确实对政治对手使用了窃听器。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真正有趣的故事的基本要义：一是有超乎读者期待的情节，二是它包含着一种近乎清高的信念，务使历史向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转向。
可是这种故事娇嫩着呢。伟大的新闻总是特别容易死掉，说起来真是惊险万状，简直连丢手绢都不必。这就像造物主制造了一朵鸢尾花，只要这个世界改变一点点，比如洋流偏转五度，或者蝴蝶都去度假，这朵鸢尾花就要死球。如果改变稍微大那么一点儿，比如在太阳系里拿掉一个最小的行星，那么很可能“轰”的一声，欧洲就掉到你们家的马桶里去了。一般来说这就叫系统。有趣的新闻故事总是依赖于好的文明系统，无聊的新闻故事则依赖于反文明的另一个。
换言之，反文明的系统杀死了几乎全部有趣的故事，恰恰是因为它留下了独一有趣的一个。
前苏联有个老故事说，凯撒、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受邀参加红场阅兵，凯撒说，如果我有苏联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欧洲；亚历山大说，如果我有苏联的飞机，我就能征服世界；轮到拿破仑了，他说，如果我有《真理报》，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滑铁卢。这个故事很有趣，底子却悲哀，它花开后百花杀，有了它，别的故事就全都被自杀了。可是如今人们不仅知道了滑铁卢，还知道了苏联的各种往事，我觉得这证明了独一有趣的故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总有威风扫地的一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