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多是机关人员的子弟。当时我们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铁小打铁，运小运铁，附小卖铁。运小最穷，附小最富，铁小不穷也不富。”
我是在1964年夏天由运河镇幼儿园升入运小读书的。朦朦胧胧的印象中，校园像花园。正对大门口的，是两排松树，好像在夹道欢迎你的到来。校门两边围墙前，也栽有长长的一排松树，我们放学时，喜欢手抚着松树头儿朝前走，好像在弹琴。一进校门，迎面是一个大大的圆圆的由高大冬青围着的大花圃，中间栽着各种花木。母亲带我报到的那天，我硬是钻进了花圃中，想看看那些硕大的红花黄花是从什么样的树上长出来的。此后，那儿就成了我们藏身的好地方，只要不被老师看到并且抓到，总是乐得没法说。
花圃后，就是大操场了。做操和开大会，都在那个地方。操场的四周，是高大的白杨树。夏天时，树下边是乘凉和挖知了猴的好地方。我对大操场的记忆，深刻的有这样几次：一是请家住石灰窑的老奶奶作忆苦思甜报告，好像她家不少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坐在下面听时，很自豪，因为她住在我们街道上，跟我母亲很熟，我去她家很多次，她认得我，买过糖给我吃。二是尚校长给我们全体学生作时政报告，讲的是抗美援越的大好形势。三是要放假了，开全校表彰会，我那时上二年级，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在我家办的家庭学习小组也受到了表扬。
大操场的正北面，是一排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一个小操场，一个小湖，一个大花园。院墙的后边，就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了。我们常常爬过墙头，到麦地里去摘嫩豌豆生吃。教室分布于大操场的两边，从大门朝里，按高年级到低年级排下去。一排教室三间，一个年级，教室前，都有一个大花园。学校的西墙外不好玩，是油厂工人的宿舍，对门是木材货厂，也没意思，只有东墙外是平马车社，好玩极了，可以看溜马，可以看给马蹄砸铁掌，特别是放学时，正巧有马车在前面，就偷偷地坐在后边，一气坐到家，美极了。
*前的小学生活，真像当时电影《祖国的花朵》中演的那样，温暖、祥和、快乐、浪漫。在我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因为做作业发过愁，那时好像还极少家庭作业，暑假里倒是有作业，但那种薄薄的彩色的有许多插图的本子，与其说是作业本，不如说是画册，让我爱不释手，开学时都不想交上去。
少先队员的队日活动，或打着队旗，去附近的港口或者工厂，听工作师傅作报告。或三五一团，坐在学校后院的小湖边的小树林里，做游戏。或去居民区里给老弱病残者打井水、收拾房子。还有一次，是去西边的港口货厂拣废纸，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差点迷了路，天都快黑了才回来，但拣了很多很多的纸，全都交到学校，说是卖了钱，寄给越南小学生买课本。我好像是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加入了少先队的，那条红领巾，一直带到三年级末时，已是旧的像块白布，还露出了布丝丝。带这样的红领巾最骄傲，因为它证明你是一个老红领巾。待到换新红领巾时，*来了，换成戴红小兵的袖章了。
那时还兴建立家庭学习小组，小组是由住在一片的不同年级的同学组成，大家轮流到各家做作业，互相帮助，是很好的助学形式。放暑假时，还要办夏令营。夏令营是县城里三个学校的学生组成的不同营区。我上三年级时，开始参加夏令营，分到铁小，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一个暑假兴奋不已。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发生了*，浪漫而温馨的小学生活从此结束。
2007年11月4日星期日
运小<；中篇>；
我对小学时的老师，印象最深的，是我的两位班主任。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姓胡——一年级的班主任胡老师是女的，教语文，四年级到六年级的班主任胡老师是男的，也教语文。
只教了一年就调到文化馆去的胡老师，我曾在《打人是地主》一文中有过记述。三十多年后，一次喝喜酒时见到她，亲热的不得了，还合了影。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几乎能把全班同学的名字都叫出来！由此可见当年教师的敬业。教到我毕业的胡老师，字写的好，书教的好，还会乐器，据说后来调到了乡下中学，毕业后再没见到过。
*开始时，并不像我们现在想像的是猛斗走资派，而是先批“三家村”。我那时上三年级，当时写了一篇批判诗，老师改后，用毛笔抄出来，贴在教室外墙上，还让我们几个学生拿笔再抄一遍，说是要给报社投稿。
然后是校长开全校大会，发动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我还记得，我们教室处在校园的最前排，教室门口的围墙上贴满了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大字报，印象最深的，是揭发运小附属的耕读中学一位南方老师的，说他是“女人迷”，还画了一幅他搂抱女学生的漫画配上。
到了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课已上不下去了，尚校长和教导主任王墩善老师成了师生们批判的对象，所有教室里都挂满了大字报，各学校又互相串联，大操上多次开批斗大会，可怜的校长和主任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写着他们名字并且打了红叉的大牌子，和师生们一起高呼打倒他们的革命口号。
直到这时，学校才真正成了我们的乐园，成了我们为所欲为的地方。教师的办公室，实验室，高年级教室，文娱活动室，想去哪儿去哪儿。能翻的翻，能拿的拿，平时只能看不能摸的地图沙盘，这时也可以摘下一个山头来。那时本来该是红小兵的我，却糊里糊涂的跟着高年级的邻居参加了他组织的“前哨红卫兵”，参加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是打砸抢学校的办公室。看着抢来的书报仪器之类，成堆地放在操场上焚烧，大家激动得无不欢呼跳跃起来。
*进入高潮时，就没有我们红小兵的事了。学校冷清极了，百无聊赖的我们，有时也会返校，东瞅瞅，西瞄瞄，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拿的东西吗。终于发现学校后院的一间小教室里，满是铜鼓腰鼓和各种乐器，我们就砸窗而进。整件的鼓号是不敢拿的，我们就将它们拆开来，我拿的是铜鼓上的好看的铝制的镙帽。可怜经过我们的折腾，那些铜鼓乐器都支离破碎了。到底是做贼心虚，我们没敢从大门走，而是爬过学校的后墙，踩着麦地猫着腰一溜烟的跑掉了。
*中期，又回来上学了。学校一片凋零，花木也都不见了。可怜的是，桌子凳子大都破损丢失。我们在老师的带领导下，成立了“五七修理小组”，修理破损的桌凳，这事迹还登上了《淮海报》呢！但修好了还是不够用，就动员大家把家里的桌凳拿来用。当然，从家里拿来桌凳用的同学，大都评上了“五好战士”。
因为要备战，学校搞了一次拉练，我那时已是六年级了。大家兴奋地背着干粮，从县城出发，到丁楼住了一夜，绕道邳城，经红旗，从徐塘电厂旁边的运河大堰上走回来。漫长的两天，走得天昏地暗，脚都磨了泡，这时对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就更加佩服了。
*后期，两派联合了，各种庆祝会很多，我们经常去参加*。拿手好戏，是表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集体舞或者操。大刀是木制的，漆上银色的漆，刀把上系着红布。边唱边跳，走在大街上，威风极了。记得有一次是庆祝九大召开，我们夜里四点多钟起床，黑黑的天摸到教室里，等了两三个小时，天刚亮，就集中起来，到露天电影场*，然后是*，回家差点饿昏了过去。刀玩过了，又制红缨枪，唱着跳着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又背了一年多当作课本的《毛主席语录》，终于毕业了。毕业时，我到新华书店买了两张邱少云、黄继光的画子，用毛笔题了字，送给了班主任老师。那时毕业不用考试，升学也不用考试，按学区，由街道推荐，上了心仪已久的运中。
2007年11月6日星期二
作者题外话：*中期，又回来上学了。学校一片凋零，花木也都不见了。可怜的是，桌子凳子大都破损丢失。我们在老师的带领导下，成立了“五七修理小组”，修理破损的桌凳，这事迹还登上了《淮海报》呢！但修好了还是不够用，就动员大家把家里的桌凳拿来用。当然，从家里拿来桌凳用的同学，大都评上了“五好战士”。
因为要备战，学校搞了一次拉练，我那时已是
县医院（三）
因为县医院的人多有文化，也便成了*的重灾区。我那时去医院看望割阑尾住院的父亲，只见平日里洁静宽敞的病房走廓里，不仅两壁糊满了大字报，还用铁丝一道道地横空扯起来，悬挂着一张张大字报。批判的矛头，有医院当权派，有只专不红的医术权威。人名字上，都打着鲜红的红叉叉，极像歪斜的红十字。而那些平日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此时左臂上，都套上了红卫兵红袖章，急匆匆走来走去，显得更神气。
给父亲看病的，是刚挨过批斗的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只见他谈笑风生，好像战场上凯旋而归的将军。直到现在也感到奇怪的是，无论*初期斗当权派，还是中期搞派性斗争，医院好像从未关门过，总有医生坚守岗位，也没听说有什么医疗事故发生。
至于那位被斗的当权派，多少年后，我才知道，竟是我的岳父。他是山西人，十六岁参加红军，参加过平型关大战，一直当卫生兵。六十年代初，从省卫生厅下派到徐州卫生局，再下派到邳州当县医院的院长。妻子回忆说，某天晚上，有人来叫他们，说她父亲被造反派拖到十字街口，肋骨打断了，打他的人，是医院里一个曾因犯错误被处理的工人。全家人吓坏了，用板车拖来家，好在岳母也是军医出身，精心呵护，得以痊愈，也因此，对外说被打成了残疾，躲过了更多的批斗。建党七十周年时，岳父重病住在县医院里，梦中多次爬起来找红旗，还让我给县委书记写了一份报告，把他珍藏的平型关大捷时缴获的日本鬼子军用水壶和其他一些革命战争纪念物，献了出去。去世前，是邳州唯一健在的老红军。
那时县医院的领导中，有许多革命老干部，资历都不一般，所以挨批斗时，大多坚贞不屈，有的甚至撸胳膊露大腿解衣服，问造反派他们身上的枪疤难道是狗咬的不成？吓得造反派哑口无言，唯唯唯诺诺，不知如何应答。
造反派*时，县医院的队伍永远是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他们都穿着白大褂，戴红袖章，色彩鲜艳，对比强烈，在那个以灰蓝草绿色调为主的年代里非常特别。无论举标语牌，还是喊口号，走队型，都训练有素，整齐划一。县医院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是县里最好的文艺演出队之一，他们经常深入街头田间演出，还免费为群众送医送药。所以人气最旺，人缘最好。无论哪一派的群众，都乐于给他们捧场助威。也因此，无论他们在*中如何批东斗西，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还葆有着白衣天使的美好形象。
医生中也出过好几位县里鼎鼎大名的造反派领袖，有好位还是女性呢！他们大都叱咤风云，红极一时，但也出生入死，在变化莫测的运动风云中大起大落，演出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直到*后期，他们才又回到医疗岗位上，用自己精湛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找回了失去的自我。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专家治院的典型，重又风光一时，成为县城里最耀眼的改革明星。
*后期，一切恢复正常，医生们各归各位，派性种下的裂痕，就此深埋起来。医院也大门向东，盖起了三层的门诊大楼，是当时县城里最高的也是最为壮观的建筑之一。
我那时，去县医院的机会多起来，不是为看病，而是因为班里有好几位同学的父母亲都是县医院的医生。后来下放农村，县医院医生的子女，大都分配在条件较好的生产队，队里还特别予以照顾，大约也是得益于他们父母的医德积累吧？*结束，高考恢复，他们也大都考上了大学，特别是和我同班的两位，不仅考上了名牌大学，后来一个还去了美国，研究高分子化学，一个去了澳大利亚，研究医学，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他们县医院特有的知识文化环境。
2008年1月24日星期四
作者题外话：因为县医院的人多有文化，也便成了*的重灾区。我那时去医院看望割阑尾住院的父亲，只见平日里洁静宽敞的病房走廓里，不仅两壁糊满了大字报，还用铁丝一道道地横空扯起来，悬挂着一张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