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师资队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5年9月，中国科大向国务院提出要通过择优录取应届毕业生、试办研究生班的建议，这在当时不仅是具有远见卓识，而且还需要有非凡的胆略。1977年底时，中国科大校舍面积已达万平方米，全校教职工2300余人，其中教师1157人，教授8人，副教授10人，讲师126人。
再 次 崛 起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科大走出低谷，开始了新的发展。1978年，学校恢复列为重点大学。随后，中国科大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识的改革：放眼世界，选拔优秀青年教师赴欧美进修访问，并选拔部分优秀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邀请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Jen…Marie…Lehl、Anton Zailinger、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任之恭、萨拉姆等国际著名科学家到校讲学并聘为名誉博士、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大的少年班闻名中外，被誉为“聪明孩子的摇篮”。1978年3月，学校开办少年班，经过考试选拔智力超常的少年进校学习，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对世界超常教育的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1978年3月，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在北京成立，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研究生院；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大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对专业进行了结构调整和改造，从以理工为主的学科结构调整为理工结合、兼有文管的综合性学科结构；1980年，中国科大开始实行学分制、免修、选修、跳级等措施，试行导师制，鼓励学生参加科研活动，设立学生科研专项费用，开放部分实验室供学生使用。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中国科大取得了一日千里的进步，受到国内外教育界和学术界瞩目。1984年，学较被国务院批准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10所高校之一。
到1988年时，中国科大校园面积扩大近一倍，建筑面积已由迁址合肥时的6万平方米增加到51万余平方米。教学楼、化学楼、电子楼、力学楼、生物楼和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结构分析、选键化学等中国科学院开放研究实验室相继建成。设备先进、性能优越的校园计算机网络建成并投入运行。学校的其他硬件设施也日趋完善。
第三次创业
自1993年起，中国科大提出了要把学校建设成国际著名、独具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并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设想，开始了继1958年初创和1970年迁校重建以后的第三次创业。1997年，中国科大正式成为国家“211工程”项目院校。为适应“211工程”建设，学校调整了学科专业，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同时更新和调整教学内容，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的。1999年，合肥经济技术学院并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使中国科大的办学实力进一步增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3）
在将近50年的发展中，中国科大共为国家培养了4万多名优秀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如中国科大86届毕业生宋晓东因其关于地球内核运动的重大发现而名列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评出的1996年全球十大科技成就之一；首期少年班学生张亚勤当选为美国电子工程领域最高荣誉——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学会院士，是其设立110年以来最年轻的院士；潘建伟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实现了未知量子态的远程输送，被学术界评为量子信息论领域中的一个突破性进展；鄂维南在计算数学等领域成绩卓著，获得了1997年度美国青年科学家和工程师总统奖；崔伟首次在国际上证实爱因斯坦所预言的黑洞自转理论等。
国际影响
中国科技大学一贯坚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开展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3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近百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平均每年有近300位外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经武、Jen…Marie…Lehl、Anton Zailinger、丘成桐、Robert Flogd Curl等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被聘为名誉博士、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许多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被聘为兼职教授。
师资力量
中国科技大学现有教职工3400多人，其中专任教师1100多人，专职研究人员300多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26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3人，博士生导师340多人，教授440多人（含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教授760多人（含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另有博士后研究人员150多人。
著名系科
学校有8个学院、24个系和少年班、教改试点班，以及研究生院、软件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等，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大高等研究院，在苏州、上海分别设有研究院。有37个本科专业，1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93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09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有3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7个博士后流动站，48个博士后流动站学科专业，具备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的完整教育体系，是中国科学院博士生重点培养基地。有数学、物理学、力学3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以及生命科学与技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基础数学等19个国家重点学科，计算数学等19个安徽省重点学科。
硬件设施
中国科技大学校园总面积13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科研设备先进。图书馆藏书220余万册，已建成国内一流水平的校园计算机网络。
大家英才
科大堪称中国科学家的摇篮，校友中的两院院士有：白以龙、朱清时、赵忠贤、陈颙、马志明、徐建中、朱作言、施蕴渝、严加安、佟振合、王志珍、石耀霖、李邦河、李崇银、刘嘉麒、李曙光、吴奇、陈霖、林尊琪、侯建国、饶子和、郭光灿、李洪钟、王大成、魏奉思、黄民强、吴有生、王震西、杨秀敏、李国杰、何多慧、龚惠兴、魏复盛、杜善义、宋湛谦、许祖彦、陈立泉、范维澄、吴以成等。
功勋校长
郭沫若：1958年—1978年；
严济慈：1980年—1984年。
校训
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 想看书来
南开大学（1）
综合评估
名气指数：★★★★★
实力指数：★★★★★
发展指数：★★★★☆
历史渊源
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所具有特殊意义的学府，这不但因为它是国家###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敬爱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母校。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是近代中国仿照欧美教育制度创立的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它是以1904年开办的严氏家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创办人是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和张伯苓。
严修（1860年—1920年），字范孙，本是清朝翰林，做过学部侍郎，思想相当开明。张伯苓（1876年—1951年），原是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张伯苓早年曾在海军服务，期间，他亲历了甲午海战的失败，从此决心弃戎从教，创办新式教育，以教育救国。张伯苓先在天津严修家馆中教授西学，为以后办学奠定了基础。
严修和张伯苓在考察了日本教育回国后，于1904年在严氏私宅创办了敬业中学堂，1906年更名为南开中学堂。民国建立后，又更名为南开学校。1918年，严、张二人又赴美国考察私立大学的组织与发展状况，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张伯苓亲任校长。
作为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创办之初的艰难自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尤以办学经费问题为最。为解决这些问题，严修和张伯苓二人四处奔走，游说各地。为了筹到款项，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白眼，但他却说自己这样做，是“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张伯苓还对自己的学生讲：“我为自己向人开口捐钱是无耻，为南开不肯向人开口捐钱是无勇。”在二人的努力下，南开先后得到了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前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山西富豪孔祥熙等人的资助。此后，南开还得到过一些国外机构和个人的资助（如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捐助建筑及设备费万元，河南袁述之捐款7万元等）。但南开接受私人捐款一向有明确的原则，即“决不受任何有限制之募款”。正是由于张伯苓的坚持不懈，南开大学才得以在艰难的状况下逐步发展成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府。
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有文、理、商三科，招收了96名学生，周恩来是文科第一期学生（学号62号）。1920年增设矿科（后于1926年停办）。在建立初期，南开大学就开时代先声，实行男女同校，这在北方的私立大学中是第一家。1920年秋季，许桂英考入南开大学文科，从此拉开了南开大学男女学生同校的历史。1927年至1937年，南开大学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设备更加完善：1927年，南开大学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在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名气。1929年，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了经济学院，同时在理学院增设了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在校园建设上，1927年卢木斋捐资10万元，开始兴建“木斋图书馆”。1931年陈芝琴捐资建成“芝琴楼”；在学制上也有较大的转变，从最开始照搬美国模式发展为在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这可以说是南开大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张伯苓认为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有五条，即愚、弱、贫、散、私。所以在办学中，张伯苓特别注意从这些方面教育学生。
首先，张伯苓非常提倡科学。虽然南开的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在南开成立之初就从日本购回了多种理化仪器，以后又每年添置。对该花的钱，张伯苓决不吝啬，使南开的教学设备在当时除教会大学以外的私立大学中可谓首屈一指。
张伯苓还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嫖、赌、烟、酒、早婚等在南开都是不允许的，学生一旦违犯就会被勒令退学。张伯苓曾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他早年以身作则戒烟的故事就一直在南开传为佳话。有一次，张伯苓批评一个违犯学校规定抽烟的学生，没想到这名学生反驳说：“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嘛还抽？”张伯苓半天没说话，接着他突然把烟袋杆一折两段，然后对学生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以后，张伯苓就再没有抽过一口烟。南开校门旁曾经立了一块大镜子，上面刻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博士参观南开时对此感触颇深，并特意让人将该镜拍摄下来登载在美国报刊上。
为克服中国人弱、散、私的毛病，张伯苓还很注重体育锻炼和团体活动。南开规定每天下午四点以后是课外活动时间，所有学生必须离开教师和宿舍到运动场或社团参加活动。早在还是南开学校时，学校就拥有8个网球场；南开大学篮球队在当时号称“南开五虎将”；南开组织的新剧团所排演的新剧公演时曾经轰动京、津两地，并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的大力赞扬。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南开大学（2）
张伯苓在选聘教师的问题上也是用心良苦。由于经费原因，南开无力延聘大量教师，但张伯苓主张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一名教师的能量，为教师创造优越的教学和科研环境，所以南开的师资力量还是较强的。有很多刚毕业的学生一被南开聘用就委以重任，使这些年轻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就是刚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的。也正因为南开大学这种愿为“伯乐”的思想，吸引了一批杰出的青年学者来到南开。如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1926年学成归国时，出于日后学术发展的考虑，遂放弃了月薪300元的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职位，前往就任月薪仅180元的南开大学商科教授。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创办了经济研究所，出版了大批学术研究成果，还兼顾科研和教学，招收研究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