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扇神秘的门
律师厄特森先生是个不爱说话、一本正经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非常腼腆，不爱流露自己的情感，可当着朋友，他的眼睛总闪烁着关心与真诚的光芒，虽然这种真与善在他说的话中不大找得到，可在他的待人处世中一点一滴都没有漏掉。在生活上，他从不放纵享乐，吃喝也很随意、简单；即使很喜欢看戏，他也有20年没有进过剧院了。可是，他对别人的缺点却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总是想着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责备他们。作为一名律师，他经常是罪犯走进监狱或者踏上黄泉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好人，这些人的心里会一直保留对他的温文尔雅和公正无私的记忆。
厄特森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叫理查德·思菲尔德。这个人是城里出名的“爱热闹”，交际场里的老手。谁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何居然是朋友，他们可真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却经常一起散步，一走就是好远，穿过伦敦的街道，安安静静地做着伴。
有一次，他们散步走到伦敦闹市区一条狭窄的背街上。这条街干净、热闹，人们也和善，一家家亮亮堂堂的小商店，门环锃明透亮。但是就在街道的尽头，有一幢阴暗、神秘、没有窗户的楼房，门上既没有铃也没门环，还到处是灰，显然已好久没人打扫了。脏兮兮的孩子们在门口疯玩疯闹，也没人开门轰他们走。
一天，他俩走过这幢房子，恩菲尔德指着问道：“你注意过那儿吗？它让我想起一个奇怪的故事。”
“哦，是吗？”厄特森先生说，“给我讲讲。”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开始讲了，“那是个冬天的早上，天黑漆漆的，大概3点钟吧，我正要回家，突然看见两个人。头一个是个矮个子，正沿着街边走，第二个是个小姑娘，跑得很急。两个人一下撞到了一起，小孩儿摔倒了。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那个人穿着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从孩子身上压了过去，小姑娘躺在地上尖叫着。做这种事真残忍。我从后面追上来，抓住那人，把他拽了回来，这时一小群人也围到了又哭又叫的孩子身边。那个人非常镇静，一脸漠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真是让我反胃。孩子的家人这会儿也赶到了，还来了一个医生。原来小姑娘是去请医生给邻居家病人看病的，她正要回家。
“‘孩子与其说是伤着了不如说是吓着了。’医生是这么说的。你也许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是你想，我对那个小个子十分厌恶，小姑娘的家人也一样——当然，这很正常，可连医生（他看上去那么和善、安静），也盯着那个罪犯看，好像恨不能把他给杀了。
“我和医生彼此心照不宣，都冲着那人大声指责，并声称要让整个伦敦都知道这事，让人人都唾弃他的名字。
“他阴森森地瞪了我们一眼，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开个价吧，’他说。
“我们让他答应付给孩子家100英镑。他又翻了我们一眼，把我们领到那边的那扇门口，掏出钥匙，进了楼。不一会儿，他又出来了，递给我们10镑金币和一张康茨银行的支票，上面写着90英镑，支票上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的人。
“‘你看，’医生满腹怀疑地说，‘够奇怪的，早上4点，一个人走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又拿着另一个人签名的支票出来了，足足快100镑呢！’
“‘放你的心吧，’一脸凶相的矮个子说，‘我和你们等着银行开门，看我自己兑钱好了。’
“我们离开那儿，医生、罪犯和我到我家挨过了后半夜。到了早上，我们一道去了银行，支票是真的，没问题，钱很快就转给小姑娘家了。”
“哦，是这样，”厄特森先生说。
“是啊！”恩菲尔德说，“这事真怪。明明肇事者是个冷酷、残忍的家伙，可签支票的人却是伦敦有名善良、慷慨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把支票给一个罪犯呢？”
“你们也不知道支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里？”厄特森先生问。
“我可不喜欢问，”他的朋友说，“根据我的经验，提太多的问题可没什么好的。万一得到的答案既令人厌恶又令人不安，那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稍微研究了一下那个地方。它看起来不像一所房子，没别的门，唯一使用那扇门的人就是我刚才和你讲的那个家伙。房子一侧有三扇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小院，窗户都关着，但一直干干净净的。还有个烟囱常冒着烟，所以肯定有人在那儿住。”
两个人接着走下去，厄特森忽然说：
“恩菲尔德，你那条规矩挺不错，就是别问太多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想问问踩着孩子身体走过去的那个人叫什么。”
“当然了！”恩菲尔德说，“他告诉我们他叫海德。”
“他什么模样？”
“这一下子可说不好，虽然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长得什么样。他长得很怪，个子又矮，身体粗壮，他的相貌哪儿有点不对劲，让人感到丑陋，不舒服——不，是让人憎恶的那种。我一看到他，马上就不喜欢他。”
厄特森先生想了好一会儿，问道：“你肯定他用了钥匙吗？”
“瞧你问的！”恩菲尔德一脸诧异的样子。
“我知道我这么问有点怪，”朋友说，“可你想，我并没问你支票上签的是谁的名字，因为我心里已经明白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朋友不无恼怒地说，“甭管怎么说，那家伙的确有钥匙，上礼拜我还看见他开门来着。”
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看了他一眼，但没再多说什么。
2 寻找海德先生
那天晚上，吃了饭，厄特森先生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柜橱上的锁，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亨利·杰基尔博士的遗嘱，是立书人亲笔写的。
“如果我死了，或者三个月不见踪影，”遗嘱上写道，“我希望把所有一切留给我亲爱的朋友——爱德华·海德。”
这份遗嘱让厄特森先生坐立不安。作为一名律师，他觉得这样的遗嘱既少见又危险。直到今天以前，他对这个爱德华·海德一无所知，这就够糟的了。可现在知道了一些有关海德的事情，遗嘱就更让他生气了。如果说以前这一切看起来是疯狂的，那么现在这个名字就是令人发指的。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把文件放进柜子里，穿上大衣，去找他的老朋友兰宁医生。
兰宁医生正在品着饭后的咖啡。“哈！老朋友，快进来！”他大声嚷着。他们俩从上学的时候起就认识。俩人坐在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闲扯着，最后厄特森先生谈起了自己心中的不安。
“我想，兰宁，”他说，“你我应该是亨利·杰基尔最老的朋友了吧？”
“我想是吧，”兰宁医生说，“不过，我最近不常见他了。”
“哦，是吗？”厄特森有些吃惊地问道，“我还以为你和他兴趣相投呢！”
“曾经有过，”医生接着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那以后，亨利·杰基尔变得——嗯，对我来讲太不可思议了。他脑子里装了一些奇怪、荒唐、不科学的想法，我就是这么和他说的，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
厄特森先生看着朋友气呼呼、涨红的脸，心想：“只不过是科学见解上的分歧，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不动声色地又问：“你有没有见过杰基尔的一个朋友——一个叫海德的朋友？”
“海德？”医生重复道，“没有，从来没有。”
不一会儿，律师道了晚安，回家睡觉，可他躺在床上好长时间还想着恩菲尔德说的海德的样子，还有杰基尔博士的遗嘱。好不容易睡着了，可是一个梦接着一个梦，让他心绪不宁。梦里仿佛看见一个没有脸的人重重踩过孩子的身体，又看见老朋友杰基尔躺在床上，那个没有脸的人站在他身上。那个没有脸的人着实让他担心。
“走着瞧，海德先生，”律师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定要找到你，亲眼看看你的模样。”
以后的好几个星期，厄特森先生在恩菲尔德看见海德的那条背街上徘徊了好久。他在那扇神秘的门旁耐心等着，希望能发现海德先生的踪迹。终于，一个清冷的冬夜他遇上了海德。那天晚上，街道空荡荡的，寂静无声，一点响动声都能传出去好远，律师突然听见了脚步声。他躲在阴暗处，等着。一个小个子男人转过街角，朝那扇神秘的门走去。虽然看不见陌生人的脸，但厄特森先生还是强烈地感到一种憎恨。
厄特森先生紧走几步，轻轻拍了拍那人的肩膀：“是海德先生吧？”
“正是，”陌生人冷冰冰地说，“你想怎么样？”
“我看见您正要进门。我是杰基尔博士的好朋友，叫厄特森，您一定听他提过我，我能和您一起进去吗？”
“杰基尔博士这会儿不在家，”海德回答说。突然他机容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先让我看看您的脸再说，”律师回答道。
海德犹豫了一下，接着站到路灯下，律师看清了他的脸，说：“谢谢您，我有幸认识您了，这也许会有用的。”
“不错，”海德说，“确实会有用的。喏，还有我的地址，说不定有一天您用得着。”他说了自己的住处，在伦敦的一个贫民区。
“天哪！”律师想，“海德一定知道杰基尔的遗嘱吧？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吧？”但律师没说出来。
“那么，”海德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呢？”
“听人跟我讲起过您。”
“谁说的？”
“咱们都认识的，”律师说。
“是谁？”海德厉声问道。
“譬如说，杰基尔博士，”律师答道。
“他决不会和你说的！”海德突然生气地吼了起来，“别想骗我了！”还没等律师答话，他掏出钥匙开了门，消失在屋里。
厄特森先生盯着紧闭的大门，自言自语道：“我怎么那么不喜欢他呢？恩菲尔德说得对，这个人骨子里有股邪气。可怜的亨利·杰基尔，真让人为你担心，你这个新朋友会给你惹麻烦的。”
在小街的拐弯处有一个广场，里面的建筑都是些富丽堂皇的老房子，其中有一幢是杰基尔博士的。厄特森先生敲响了前门，仆人开了门，告诉他博士这会儿不在家。
“我看见海德先生从屋子后面的街上，从实验室的门进来了，”律师说。
“是的，厄特森先生，”仆人回答说，“海德先生自己有钥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主人吩咐过我们要服从他。”
厄特森先生回家时，心里更担心了。
两个星期后，杰基尔博士请老朋友上他家吃饭，厄特森先生也去了，而且一直呆到别人都告辞了。
“杰基尔，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律师说，“是你那个遗嘱的事。”
杰基尔博士五十开外，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总是一副安详、和善的表情。“我可怜的朋友，”他说，“真没必要担什么心，就和那个可怜的兰宁医生一样，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却说是‘幻想的垃圾’，他真让我失望。”
律师并不想谈兰宁医生，他接着说：“你明白，我从来就没同意过你那个遗嘱！”
“你早告诉过我好几回了！”博士的话有点刺耳。
“那就好。不过我最近听到一些有关你的朋友海德的事，”律师继续说。
博士那英俊、红润的脸庞一下子变得灰白。“我不想再听了，”他说，“你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有多困难，多痛苦。”
“把一切都告诉我，”厄特森先生说，“我会尽力帮你的。”
“你待我真好，可这是我个人的事。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摆脱这个海德先生。但有一点希望你能理解，我对可怜的海德也极为关注。我知道你见过他——他告诉我了，我担心他对你有所冲撞，但我确实很关心他，要是我出了什么不测，你一定要保证让他继承我的财产。”
“我没法假装自己喜欢他，”律师说。
“我并不要求你喜欢他，”他的朋友说，“我只要你帮助他，要是我不在了。”
“好吧，我答应你，”厄特森先生忧郁地说。
3 卡鲁命案
差不多一年以后，一天晚上在伦敦，一个女仆坐在她卧室的窗台边，看着洒满月光的街道。这时，她看到一位满头白发、个子高高、面容矍铄的老人沿着马路走过来，迎着他走过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年纪稍轻的人。老人彬彬有礼地和那人说着话，据女仆后来讲，他好像在问路，然后女仆又转眼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认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仆后来讲，“他到主人家来拜访过一次。”
那姑娘说，海德先生手里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手杖，一边很不耐烦地把玩着，一边听着老人的话。突然间，他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
“他好像疯了一样，”女仆回忆道，“冲老先生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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