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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对孩子的教育很严格。老三和我结婚后，同我母亲吃住在一起。母亲性格怪异，待老三不好。老三怀孕期间，时常感觉肚子饿，母亲明明知道，却不搭理，甚至藏起烧好的点心。老三很委屈，将此事告诉了岳母，岳母却严肃地说：“你地家娘（温州方言，指婆婆）年龄大，是客人，你待她要好。”岳母从不指责我母亲，在她眼里，作儿媳妇的必须孝敬婆婆，哪怕婆婆做人不怎么样。正是受到她的教育，老三一直对我的母亲很孝敬。如今，我母亲已活到九十四岁，但她依然爱吃、爱睡、爱走路，这跟老三的竭诚侍奉分不开。
岳母待我很好。我还在师范念书的时候，爱在她家度暑假。一次，她给我做了两件白色的确凉衬衫，那时候，这是最高级的夏令服装了。我穿上它，人一下子变得精神起来。我肠胃不太好，她在饮食上总是处处照顾，还不时地给我开小灶。这些，我母亲没有做到的，她都做到了。这正应了一句俗话：“囡儿（温州方言，指女儿）婿，心肝蒂。”可惜，她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从小就没有见过外婆，而我的儿子也一样。自然，缺少外婆疼爱的人，其童年怎么说也是不够幸福的。现在，我们全家其他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岳母的身影和笑声。妻子的兄弟姐妹，他们的情况也一样。的确，今天最有资格享受幸福生活的人，就是岳母。她的恩情比海还深啊！
可是，亲爱的岳母，我孩子的外婆，您在哪里呢？
二○○七年十月二十日于乐成马车河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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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大树
谢智勇
我家院子里有棵柚子树，是我母亲亲手栽的，它枝叶茂盛，每年果实累累。一九九八年初冬，柚子树枯萎了。因这一年秋天，母亲离我而去了。
母亲是位裁缝老师。村里讨亲的，嫁囡的，做外婆的，做舅舅的，做新姑爷的，统统要穿新衣裳。大家都来找母亲。夏天，太阳一落山，塘头便聚满了乘凉的人。大人们铺开席子，倒上去乱打滚。海风习习，悠闲凉爽。唯独我的母亲在家里收收拾拾，忙着做衣裳。过年了，男女老少急于穿红着绿。母亲常常在除夕夜打通宵，上半夜为别人做，下半夜为自己家人做。有时连大年初一都不能歇手。母亲常常到户上做衣裳。主人把所有要做衣裳的布料，大大小小都抖出来，恨不得让母亲一天或半天全部做成，还巴望布要省，衣件要多。母亲就尽量替主人省布，长裤省下的料做短裤，或做鞋面布。布衫欠长，就假贴。忙了一天，母亲回家还要开夜工，她常把膝盖当摇篮，把小弟或小妹放在膝盖上，一边踏衣裳，一边哄他（她）入睡。她工钱收得低，又极少上门向人讨账，吃了不少亏。三四月裁缝生意淡，母亲就架机织布。家里人穿的、盖的，不少用的是自己织的粗布。
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一个一个拉扯大，又一个一个送去读书。我上小学一天要坐四趟船，常常因渡船不便挨饿。母亲每天给我二角钱，让我买点心。刮风下雨她抽不出身到埠头接我，我理解她。母亲还陆续送大哥、二哥去参军。二哥参军那天，父亲生病卧床不起，乡亲们都劝二哥不要走。母亲还是送二哥去了部队。
二哥走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六九年，父亲因叔叔“炮打三红”受牵连，乐清掌权的某造反派派革宣队进驻我村，把我父亲关进了牢房。家里的缝纫机、丝绫船及家具都被搬走，门也被封了。母鸡只能从门槛缝里钻进去下蛋。母亲顶了下来。母亲对我说：“他们想饿死冻死我们，我们偏偏不死。”她教我和妹妹纺棉纱、织布，带我们下地种菜。母亲曾抚养过失去父亲的秋菊表姐，收留过孤儿金福，还接济过许多穷人。现在，我家遭难，母亲却没有将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送往别人家。那时，我学会纺纱、织布、踏衣裳、绣花、种菜、捉鱼、种田，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都是母亲把我培养和锻炼成的。亲友们都说我像母亲。
我家亲戚多，表兄弟、表姐妹几十个，其中有十多个特别喜欢到我家玩。母亲不管人多人少，住长住短，每天都热情招待，因人多，煮饭要用二尺三大锅，吃饭时，常常是坐一桌，站一桌。母亲都不嫌烦。父亲当渔业捕捞队队长时，家里不速之客很多。他们有联系工作的，有卖渔网的，有讨账的，也有专门来吃鱼的。这就苦了母亲。她常常让客人先吃，自己饿着肚。我们兄弟姐妹七个，长大后，娶亲的娶亲，出嫁的出嫁，生孩子，送月里，送对周……母亲又一一操心。她人缘好，亲友邻居办喜事，办难事，又常常找她帮忙。一九七○年，方江屿围垦工程上马，上万人搞大会战，指挥部设在我家（几年）。家里人来人往，很杂乱。这又给母亲添了不少忙。母亲总是笑眯眯的，从不发脾气。她积劳成疾，放着高丽参、红参舍不得吃，但遇到亲友或邻居生孩子、崩血什么的，却都拿出来送上去。谁都说她心肠好。听父亲说，母亲去世时，谁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出殡时没有一个不流泪的，送葬的队伍长达好几里。
一九八一年农历九月初十，我坐月子的第八天，母亲又从家里赶来护理我。那天，天灰蒙蒙的，下着小雨，母亲搭乘开往芙蓉的一辆拖拉机（那时芙蓉还没有正式通车）。在车上，她见坐在车尾的一个姑娘没有雨伞，就把自己的位子调给她，还给这位姑娘打着伞。想不到，这一调，却捐了命。拖拉机下坡时突然翻下山坎去。母亲被那姑娘压在底下。那位姑娘安然无恙。母亲却被送往医院。在出事地点和在医院里，母亲对救她的人和医生还都说：“救别人要紧，我没关系。”结果，别人都脱了险，唯独母亲最后死在医院里！那年，母亲才五十五虚岁。母亲在世时，没闲过一天。现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个个有出息，家里电灯、自来水、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灶、摩托车，统统有了，母亲该享福了，可是母亲却走了。我的心碎了！（其时，我坐月子，身体虚弱，亲友们为了保住我的生命，竟将母亲罹难的消息瞒了我四十六天！）
为了安慰父亲，我住在老家陪伴父亲好几个月，后来，我也常常带着儿子回家探望父亲。父亲明显地老了。父亲在母亲的遗像前写下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端详母亲那端庄美丽、慈祥可亲的遗像，体味着父亲写下的诗句，眼泪又下来了。我每每站在门口，看院子里的柚子树。柚子树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又复活了。它依然枝叶茂盛，每到重阳节前后，果实累累。这也许是天意，我又想起母亲。
写于一九九○年农历九月初十母亲去世九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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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清明
清明节又到了。这个节日像刀刻一般疼痛、深刻。它让我再次想起白龙山脚那一片枇杷林。父亲就长眠在那里。有时天下着雨，我身陷枇杷林之中，但闻四周是一片啜泣声。
父亲是虹桥仙垟陈村人，解放前做过生意，有些积蓄。解放后，他在虹桥供销社谋事。他娶过三房女人，前两房都病故了。母亲跟他结合，毫无客气地对他说，今后你我经济各自独立，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父亲没有反对。他向来不看重钱。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各地闹饥荒，父亲暗中接济三叔、四叔两家。三叔、四叔两家十五口人，没有一个逃荒，姑娘五个，没有一个送给人家，这全亏了父亲。父亲的房族兄长学贞伯，全家五口人，饥荒年间吃河豚，结果死了四人，只有学贞伯死里逃生。学贞伯没有房子，父亲让他住进自己的家。我长大后，父亲还特地向我交代，家里不管出什么事，都不能赶学贞伯走，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他，让他在我家安稳地度过一辈子。他还垫钱，帮助学贞伯做“兑白糖”的生意，让他能自食其力。学贞伯一直住在我家，直到去世。他共活了八十多岁。
母亲是黄岩人，在芙蓉街开店。她与父亲分居两地。她是世上最邋遢的人。她对父亲说：“家务事我不会干，你娶了我，就由你来干。”父亲答应了。他每次来芙蓉，总是关起门来打扫房子，整理货架，洗擦柜子、桌子、凳子等家具，还借着夜色，在溪里嘁嚓嘁嚓洗衣被。芙蓉人嗤笑他，他不介意。他在山上和溪边开了许多地，并按照季节变化，分别种下小麦、大麦、番薯、马铃薯、槐豆等庄稼。他每次挑着粪担出门，一街两行的人都瞪大眼睛。的确，吃薪水的人学做农民，这太不可思议了。但父亲不理会。夜里，父亲还常常帮助母亲干店里的活，别针（把针别在纸条上）、卷线（把线卷在纸板上）、包颜料，等等。他显然很累，有时干着干着，打起瞌睡，有时歪过头，靠在墙上沉沉地睡去，呼噜声震天动地。
父亲娶过的第二房女人，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宗香。宗香的丈夫陈某嗜赌如命，家境贫困。父亲便瞒着母亲，暗中不断地给宗香送米送菜，有时还送钱，帮助他们度过生活难关。我在虹桥玩的时候，就多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每逢虹桥集市，宗香便赶到父亲的住处，将一只大竹篮高高地挂在房梁上，然后上街去办事，而等到办完事回来，大竹篮里已满登登的，全是吃的东西了。这满登登一竹蓝东西，足够宗香全家人受用三五天。父亲对待非亲生孩子也一样，充满亲情。母亲与前夫包某生有二男一女，母亲离开包某后，仍住在芙蓉街，所以，她与孩子们之间存续着一种不离不即的关系。父亲很开明，他对母亲说，那几个孩子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了算，如果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你说一声就是了。事实也正是这样。父亲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你们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彼此不要分得那么清，以后办什么喜事，都要走拢在一起。我们没有忘记父亲的话，兄弟姐妹一直相处得很融洽。
父亲四十五岁才有了我，我是他苦苦盼来的第一个儿子。他常常躲着母亲，哄我去虹桥，但我总是不上当。芙蓉有海，海上生活乐不可言，我须臾离不开它。父亲想亲近我，也偷偷学着下海。但他不懂海活，出了不少洋相。父亲爱管教人。每次吃饭，他老是讲种田人的苦，讲粮食来之不易。有时，饭粒落在桌子上，或落在衣裳上，他总是用手指戳戳，提醒我，让我捡起来送进嘴。我吃鱼，习惯先从身子上下箸，他见了，总是板着脸孔说，这不行，你必须先吃头和尾。他还常常派我的差，让我帮着干家活、农活。上小学时，我很顽皮，读书不用功。父亲就强拉我去虹桥度假。他教我练字，背书，讲故事，干活，管得很严。他备有一条船，每次进城，都亲自摇船，并带上我。他让我坐在船头背“九九表”。河水缓缓地流，船儿来回地跑，我将“九九表”背得瓜滚烂熟。进城后，父亲上岸去办事，他就让我坐在街上看连环画。街上摆有出租连环画的摊子，每看一本，付一分钱。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连环画。在虹桥，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人也变得安分起来。上初中时，我身子长得快。父亲忽然对我说，你不种田，不知道种田人的苦，我给你一个任务，家里的米，以后由你来挑，每挑一斤，奖励一分钱。我们吃的米都来自虹桥老家。虹桥离芙蓉三十华里，靠步行，途中要翻越一座大山，岭很长。我试了，第一次挑八斤，第二次挑十斤，第三次挑十五斤。父亲很满意，说有进步就好。第四次，我咬咬牙，竟挑了二十五斤。但我累垮了，坐在路廊里怎么也不敢起身，只得借熟人的肩膀挑回家。我成了一名失败者。但我心灵上受到了强烈震撼。的确，当农民真苦啊！
一九六九年，芙蓉街像闹地震，街道、溪滩上摆满了赌桌，噼哩啪啦，一片骨牌声。后来“花会”登场，更见疯狂，参赌的人纷纷求神问鬼，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父亲怕我学坏，特地请假从虹桥赶过来，在芙蓉小住，监视我。他给我讲了许多故事。他说，赌博十赌九输，是败家子所为，无论如何不能学样。我相信父亲的话，始终没有染赌。直至今天，我也依然坚守独立，没有参与任何赌博活动。
我参加过四次省少年田径运动会，创造的县级手榴弹、标枪记录无人打破。我很骄傲。但父亲给我泼冷水，严肃地说，这是吃英雄饭，不适合你，你还是正经读书要紧。正缘如此，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他不顾自己患病住院，怎么也不同意让我守在他身边，而千叮万嘱，让我在家潜心复习功课。令人痛心的是，尽管那年我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