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名家精品文集- 第31部分

　　　　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响，他的流风遗韵，是永远留在许多后死的朋友的心里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



………【第五十七章　一九四〇级】………

　　　　徐訏

　　　　一

　　　　香港九龙间隔着一个海峡，往返必须轮渡，那里很容易碰到许多你想不到的熟人，掀起你古旧的记忆，我碰到过过去还是抱在手里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很漂亮的少女；我碰到过过去喧赫一时的官僚，现在变成零落憔悴的旅客；我碰到过过去爱摆架子的商人，现在谦恭地对谁都在打躬作揖；我碰到过过去红极一时的小姐，现在流落为枯萎自卑的老姬；我还碰到过过去贫困无依的朋友，如今变成了骄气凌人的豪客；我还碰到过过去低首下心钻谋名位的女伶，现在安详地做富绅的外妾；我还碰到过过去豪语惊人的政客，现在缄默低叹像一条刚从水里捉上了的鱼；我还碰到过过去我招呼他而不理我的人，现在很亲切地对我称兄道弟，问我借一点钱，说是为付饭钱或房金；当然，我还常见过过去平淡，现在也还是平淡的人……这一切，虽都曾使我惊讶，但见多了也就觉得这原是人生的变幻，而我所见的也许正是你所见的。

　　　　然而昨天我在渡轮上竟碰见了江上云。

　　　　我正低着头在看报，突然有人在我身边叫我：

　　　　“你是不是×先生。”我抬头一看，不认识，我只得“啊……唔……”地用客气的声音同他招呼了一下。心里在想他到底是谁。他穿一套很讲究的西装，头发很整洁，上唇蓄着很漂亮的胡髭，眼睛发着自尊与自信的光芒。他在我的旁边坐下，于是露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江上云。”

　　　　“啊，江先生，你在这里？”我心里想：“他怎么变了这许多？”

　　　　二

　　　　江上云是一个我生平最不了解的人。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重庆一个大学里担任小说研究与习作的课程时，在讲堂上碰到一个衣裳不讲究，头发很乱，胡髭常常不刮，年纪看来比我还大的学生，下课以后，他到我的地方来，他告诉我他叫江上云。这是一个我在哲学季刊里常见到的名字，他在那里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文章，很有成绩，不用说，我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修养是远不如他的，我当时就致我对他的敬意；他告诉我他是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他觉得中国没有研究哲学的环境，他要写小说。他要在文艺里表现他所获得的哲理与所信仰的人生，所以来选我的课。他又告诉我他已经写了好些小说，写的时候很得意，但过后拿上看看越看越不喜欢，所以他希望我替他看看，究竟毛病在什么地方。他既是选了我的课，这当然是我的职责，我当时就叫他拿来，答应他一定仔细拜读。他于第二天就交我一包稿子，我费了几天工夫，才把它读完。我发觉他实在不是一个该写小说的人。他的文字也许很好，但不是写小说的文字；他的故事也许很好，但不是小说的故事；他的布局组织也是有条有理，但不是小说的结构，我感到这一切，但竟说不出一个理由。我对他还不熟，不愿太扫他的兴，我当时想也许关于小说技术与作法一类的书对他是有用的，我就指几本给他去阅读，我劝他看了以后再写别的。

　　　　湖光塔影两星期以后，他把他的新作交我，说是他读了我所介绍的书以后的作品；奇怪，还是不像小说；我发现他缺少一点我所不能说明白的基本条件；他所取的故事也有好的，但是他写得不好，似乎不必描写的地方，他写得很多，而应当描写的地方他又忽略。他布置得很好的场面，竟没有气氛；他设想得很好的人物，偏是毫无生气；他的笔墨清楚有理，但没有情感；他的素材，很合逻辑，但似乎他只能对它们了解，没有对它们同情。

　　　　他在小说主题中寄托他的哲理，但读者很难把握到他的主题；他在对白中安顿他的怀疑与信仰，但与说话的人物缺少个性的统一，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他为完成他的主题，不借创造古怪的人物；他的故事只是他发挥他的哲理的间架，架起架子，发表了他的哲理，就此结束，所以没有一个故事是发展得完美的。小说不能脱离人生，因此小说可容纳的哲理也应当有关于人生，但是他借小说所发挥的有许多竟是非常古怪的哲学上问题，几乎读者很不容易知道他所要说的是什么。

　　　　我诚恳地把我的印象同他谈，我说与其这样写小说，不如写论文，或者索兴写尼采，巴斯克所写一类的思想录，以文艺论文艺，以小说论小说，他的三四千字的小说都好像是长篇小说的说明书，我举出我记得清楚的几篇，同他讨论到故事主题人物对白一类的问题。

　　　　他似乎很接受我的意见，马上把我说到的几篇作品重新改写，改写后又拿给我看，我还是说它不能称为完整的小说；如此一改二改，他似乎非常有耐心非常努力的做。过了很久，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不宜于写小说的人，他太理智，太科学，他的才力一定是在别一方面，于是有一次，我估计我们的交情也够得上让我说实话了，我在一个还给他作品的场合对他说：

　　　　“假如你以为我够得上称为是你的朋友，我想老老实实说几句话。”

　　　　“怎么？”他笑了，他的笑容常含着沉思，他说：“你明知道我是喜欢说老实话的。”

　　　　“我很奇怪你会不喜欢研究你的哲学。”

　　　　“你以为我写创作是无望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觉得每个人有他的一种倾向，逆着他自己的倾向的，常常费力大而成功少。”

　　　　“你是说我没有文艺天才？”他直率地问我。

　　　　“天才只是一种倾向，*的与心理的倾向。”我说：“你的天才也许是属于哲学的，也许属于科学的。那么研究哲学或科学不是费事少而成功多么？”

　　　　他不响。

　　　　“写创作的人常常是一种弄通了文字以后，而不适宜做任何事情的人。”

　　　　他还是不响。我又说：

　　　　“我们读到许多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小说，浅薄的甚至无聊的小说，但总是小说，是不是？能在小说里面表达深刻的哲理与崇高的理想，当然高于普通的小说。但成功还在要是小说，如不成为小说，则不必用小说的形式，是不是？这等于酒，任何药酒，必须是酒，否则不妨叫做药。”

　　　　他不响，也没有什么表情，但是我注视着他，等他的反应，他于是不得不开口了，他说：

　　　　“我以为我的缺点都因为我表现的习惯是论理的，不是美学的。”

　　　　“那么你应当是一个批评家。”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作家肯像你一样的承认自己作品的缺点，他们都以为自己的作品是杰作。”

　　　　“这难道也……”

　　　　“这就是说你太会鉴别，”我说：“太会鉴别的人往往缺少创作力。”

　　　　“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说着又笑了，他的笑容是骄傲的。

　　　　我当时就没有再把这问题说下去。

　　　　自从那次以后，他虽然还来上我的课，但不再把他的作品给我看了。

　　　　学年终了以后，悠长的暑假我住在乡下，自然没有机会碰见江上云；第二学期我没有再去教书，天已经凉下来了，有一天，在路上忽然碰到了他，他很热情的跑来叫我：

　　　　“×先生！”

　　　　“啊，江先生，好久不见。”他马上同我拉拉手。

　　　　“我现在比较忙一点，我还在一个中学教书。”他说。

　　　　“你还在哲学研究所？”

　　　　“是的。”

　　　　“我想你一定很有收获。”

　　　　“我没有什么兴趣，”他露出似乎很自信的笑容说：“我在写一个长篇小说。”

　　　　“真的？”我不相信他自己竟会满意他所写的，我顺便说一句：“写了很多了？”

　　　　“我只写出一个纲要。”他说：“就预备开始写。”

　　　　“预备写多少字？”

　　　　“大概要写五百万字。”

　　　　“五百万字？”我吃惊了。

　　　　“所以刚刚开头。”

　　　　“是不是同法国江河小说一样……”

　　　　“不，不，”他自信地笑着说：“完全是一个故事。”

　　　　“我希望你会完成。”

　　　　“这个主题……”他忽然说：“隔天我来拜访你，我是想同你谈谈，我的材料是非常现实的……这是以……。”

　　　　“隔天我们细谈。”我想马路上总是谈不完的，所以就打断了他的话，我说：“星期日早晨我总在家，你来吃中饭。”

　　　　我于是又同他拉拉手，就走开了

　　　　三

　　　　星期日，他果然带着一包稿子来了。我招待他坐下以后，他就很快的提到他的长篇小说。他告诉我他现在在一个女子中学校教书，一班里有三十六个女生，她们要在一九四〇年毕业，那里面有好看的，有难看的；有富家出身的小姐，有贫困家庭的女孩；有的聪敏，有的愚笨；有的活泼，有的痴呆；有的骄傲，有的谦逊；有的脾气大，有的性情好；有的健康，有的病弱……他的小说就是以这三十六个女孩子为主角，从一九四〇年写到一九六〇年，看每个人的变迁，各人有不同的命运与机遇，造成了各种的综错。有的一毕业就嫁人，有的进了大学，有的到别处流浪，有的爱好歌唱，有的做了明星，有的沦落为娼，有的成为要人的太太，有的终身嫁不出去，在大学里教书到老……

　　　　我听着他讲，但是我心里对他的话竟不十分感到兴趣。他好像也感觉到似的，忽然不说了，打开了他带来的一包稿子，拿出一张图表。翻过去又是一张图表，几张图表以后，是他的详尽纲要，这，使我吃惊了。

　　　　原来他的三十六个主角的籍贯、年龄、面貌、家庭情况、个性、际遇，一一都已规定。我再翻下去，发觉那纲要竟是一本计划书，凡二十年所发生的事件与变迁，他也完全想好。厚厚一本稿子，小小的字，竟全部是那部小说写作的计划。

　　　　我对于他的工作开始发生了好奇的兴趣，我随便翻阅几张，我看他像编年史似的计划书，觉得非常可笑，我读着他的原稿说：

　　　　“一九四六年，李翠兰的独唱会在上海举行，军政各界的要人都送花篮，报纸上都有她的名字。她想到一生的努力始终默默无闻，而同××部长同居以后，方有今日，究竟她的成功是她的歌唱，还是她不正当的身份……你写的是将来，但大部份小说是写过去，写将来的小说决不能这样现实……你怎么知道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是怎么样？人口有多少，大楼有多少，也许早不是你现在所想象的都市了……”

　　　　“不，不”我的话还没有完，他已经接着说：“你知道我要用二十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所以现在说起来虽是将来，我写到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已是过去了。”

　　　　“但是这大纲在那时就有许多都不能用了。”

　　　　“我写的时候自然要随时改的。”

　　　　“那为什么不写过去，比方你把一九四〇年，改到一九二〇年，那不是比较便当么？”我说。

　　　　“一九二〇年的情形，我太不熟识，我对它没有想象；我要写我切身所观察的所体验的，我一开头就是那群女孩子在抗战中各种心理，随着家庭的际遇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父亲是发国难财的，有的是官僚，有的是穷教员，有的家庭被战火毁了，一个人被亲戚扶养的……”

　　　　“那么你预备每年写每年的故事。”

　　　　“我想是的。”他说：“二十年以后，如果我可以完成这部著作，那也不错了。”

　　　　我对于他这种忠于工作的热诚非常感动，我说：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得的计划，这二十年我想正是抗战从艰难到胜利，国家从疲惫到复兴，世界从贫穷到繁荣的时代，你的作品恰好代表了这个时代；你的这部著作完成的时候，怕中国也已是一个第一流的工业国家；如果我们可以碰到，我一定要庆祝你的成功。”

　　　　“你以为抗战胜利后，中国会马上变成富庶太平的乐土吗？”

　　　　“我希望如此。”

　　　　“至少还要经过很多的变化。”他露出非常自信与骄傲的笑容说：“我们这辈子以及我小说里人物的那辈子都不会有幸福的日子。”

　　　　“那么你的大纲里的人物都是在痛苦悲惨的局面下展开着了？”

　　　　“自然，”他说：“她门有些是苟延残喘的活着，有些抱着一个理想在奋斗，有些被人利用，有些被人出卖，有些发了财而不幸福，有些看破一切，有些执迷名利，有些自杀，有些被杀……总之，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