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师生情深（3）
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李敖从小就不满于国民党，但他对共产国民党了解也知之甚少，但因为严侨有那样的背景，有那样的偷渡经验，李敖相信严侨的话，答应跟他走，梦想着自己也会去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这是一个激情焚烧的梦，两人为这个共同的梦想激情憧憬着。
梦想毕竟是梦想，终于有一天半夜里五个彪形大汉闯进严侨的家，惊醒了他的梦，也惊醒了李敖的梦。
严侨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这一年严侨33岁，李敖18岁。
严侨被捕时李敖还不知情，第二天中午，李敖的父亲从学校回来，说起了学校传闻严侨被捕了，李敖听了既震惊又伤感。他马上想到：严侨这一去，留下来的严师母和三个小孩该怎么办呢？当时严侨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儿子严谅还在母亲怀里吃奶。
此时人人自危，没人敢来照顾这些孤儿寡母，李敖当时休学在家，还是个高中生，家里又穷，实在没有任何收入来帮师母，最后他竟早饭不吃，存一些钱，送给“严师母”，这在当时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连李敖的爸爸知道儿子这样做之后都严肃地对他说：“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
过了一段时间，严侨还是音讯全无，在这种情况下，严师母寄希望于亲戚，于是收拾一下残破的家当，带上三个小孩，含泪北上投亲去了。
此后严家没有了消息，李敖也要忙于大专联考，再不能为严侨做什么事了。
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有时夜里散步，李敖还会经过严家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相屋里的一片死寂，唯有内心悲凉而已。
几年以后，一天在台大遇到胡家伦，他问李敖：“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
李敖后来在回忆严侨这位良师益友时深情地说：
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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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穆非吾师
李敖小小的年纪就敢于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不为权威所迷惑，不盲目跟着权威设计、引导的路走。对钱穆的倾慕与放弃，实际上正是李敖真正开始思想独立的开始。
读书的丰富，思考的独立，使李敖的思想日趋成熟，这使他在小小的年纪就敢于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不为权威所迷惑，不盲目跟着权威设计、引导的路走。对钱穆的倾慕与放弃，实际上正是李敖真正开始思想独立的开始。
当然，这个思想定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读了很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进入现代以来，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许许多多困惑着中国的问题，也同时困惑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李敖却是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
钱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任教，1949年到香港定居，1964年迁居台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
李敖从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过《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他最早知道钱穆及其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李敖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的必读书，加上当时共产国民党正在激烈批判“胡适”型学者和“钱穆型”学者，所以李敖对他们两位都很注意。
李敖与钱穆的结识，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的爸爸是徐复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2年钱穆应谈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的邀请到校讲演，不料演讲过程中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当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想拉拢钱穆，就把钱穆接到徐府养伤。徐武军是李敖的好朋友，就对李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听说去见钱穆，李敖又惊又喜。不久，即同年的6月15日，徐武军带着李敖见到了钱穆。
钱穆为人极为亲切，对两个来访的高二学生，也没有任何架子，就聊起天来。李敖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若养成读大部头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这次去看钱穆时，李敖特意带去自己写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梁任公上张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李敖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李敖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李敖很有感触：钱穆的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他发自内心地敬佩；但这么大的学者竟然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李敖起疑。告辞前，钱穆约李敖再去看他。李敖虽然每天都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但他没再去。
后来钱穆回到香港，第二年，即1953年4月14日，李敖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并附信提了两个问题请教，钱穆很快回了信，对李敖褒赏有加：“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若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早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持以此相勉。”信中还答应将连载其新作〈论语新解〉的杂志按期邮寄。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其主敬修养，而他答应寄的“某杂志”也按期寄到，使李敖对他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自己的赏识，以自己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但李敖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他思想定型的历程里，他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李敖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因而不再能引起他的兴趣。李敖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李敖则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大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使李敖觉得很不能理解。
李敖毫不犹豫地将迂腐落后的钱穆抛在后面，而选择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并在九年后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中，对钱穆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此后就“枪”声不断，直至1986年，李敖还发表文字，对钱穆倒在蒋介石怀里表示极度不满。并为钱穆的堕落深感惋惜：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他过九十三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怀里的。
但无论如何，李敖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他少年时代，钱穆曾经为他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他、帮助过他。
9．无法容忍制式教育（1）
因读书多，李敖不用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签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
青春的脚步刚刚起步，远大的前程刚刚启帆，李敖将自己的暗恋紧埋心底，这是他的自抑时代。但他却无法抑制自己对制式教育的厌恶，于是他那不管儿子的老子跑到教务处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了，你们给他办退学手续吧！”
在台中一中，李敖堪称一位风云人物，因为读书多、中文好，所以从初二到高一，李敖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比赛，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用那笔钱，李敖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钦冰室合集〉。
除了参加各种比赛，李敖在高一还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废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行李考》等稿子，这时他才十七岁。
“找李敖，到图书馆，”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李敖的这一生活规律。从到台中一中读书时起，李敖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李敖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因而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而且日久成精，他最后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签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使管理员们惊讶不已，这也是李敖在10多岁的年纪，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李敖在一中很有书缘。法国作家马洛的名作《苦儿努力记》、《海国男儿》等当时在中国很流行，一九四七年李敖在北京念小学时，就读过这些书，其中最喜欢《海国男儿》。到台中一中后，李敖一次在一家租书店又见到了这本书，可惜当时没有钱，等他弄到钱再去买时，书却不知去向了。十多年后，1966年8月31日，李敖在台北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就立刻买下，并于1988年把它重版。在序里李敖说：“四十年来，在北平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后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地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了。”
台中一中图书馆虽然成为李敖遍读群书的大书仓，大大弥补了李敖藏书的不足，但以李敖的求知欲和好学，这还是不够的，于是他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使他大为惊讶的是，他在这里竟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成立，不料在革命成功、民国成立之后，国民党不但将他清除出局、抓进监狱，而且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查禁方法是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李敖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却是没切角的，所以他大为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幸遭遇，李敖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书后》，谴责国民党的忘思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苏找到李敖，要他替自己的遭遇申冤。——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一关十多年。感于曹照苏的不平遭遇，李敖也为他喊了冤，出了气。对李敖来说，一生中为父子两代讲公道话，也算是奇遇了。
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九日到二十七日十八天中，李敖还根据这个图书馆里的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几天中，他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那时候，他刚念完高中一年级，十七岁。
学术研究之外，李敖还在这期间创作了不少他称之为“薛蟠体”的诗，倒也颇具风韵，一派少年风流，阳刚之气，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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