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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秋》（3）
我大哥是我们这一房的“管家”。他看见这一房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知道不到几年就要破产。他自己因为身体不好辞掉了商业场电灯公司的事情，个人的收入也没有了。他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写信向他建议放下空架子改变生活方式。他心里情愿，却又没有勇气实行。他既不想让家人知道内部的空虚，又担心会丧失死去的祖父和父亲的面子。他宁肯有病装健康人，打肿脸充胖子，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真实情况。钱不够花，也不想勤俭持家，却仍然置身在阔亲戚中间充硬汉。没有办法就想到做投机生意。他做的是所谓“贴现”，这种生意只要有本钱，赚钱也很容易。他卖了田把钱全押在这笔“赌注”上。当时在军阀统治下的成都，谁都可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趁浑水摸鱼的人多得很。他也想凭个人的信用在浑水里抓一把，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妄想，跟赌博下注差不多。不久他害了一场大病。在他的病中，那个本来就很混乱的市场发生了大波动，一连倒闭了好些银行。等他病好出去一看，才知道他的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他回到家里，等着夜深人静，拿出票据来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神经病发作了，他把票据全扯碎丢在字纸篓里。第二天他想起来，字纸已经倒掉了。连剩下的一点钱也完蛋了。他就这样地丢掉了我们这一房人“赖以活命”的全部“财产”，连一点证据也没有！他瞒着别人偷偷地做了这一切，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懂一点医学，认识不少中医界和西医界的朋友，也可以给熟人拿脉开方。他半夜服毒药自杀，早晨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一个小女儿睡在他的身边。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可是他的脸上并无死相，只有嘴角粘了一点白粉。家里的人找到了他的遗书，才知道他有意割断自己的生命。柜子里只有十六个银元，这就是我们这一房的全部财产了。他留下一个妻子和一男四女。除遗书外他还留下一张人欠欠人的帐单。人欠的债大都没法收回，欠人的债却必须还清。我那位独身的堂姐逼得最厉害。她甚至说过：“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两丢开。”她就是写过“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的那个少女！我的继母终于用字画偿清了大哥欠她的钱。她这样一来，别的债主更有话说了：“你们自己人都是这样！不能怪我们！”我的继母给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卖尽一切还清了大哥经手的债，有的债还是他为了赌气争面子代别人承担的。
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里的事情。我正在写《家》，而且刚刚写完《做大哥的人》那一章（第六章）。《秋》结束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正是我从成都到上海的那一年。《尾声》里觉新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和七月写给觉慧的两封信是根据我大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来信改写的。自然，我增加了许多材料：例如琴和觉民的事情，例如沈氏的事情，例如芸的事情，尤其是翠环的事情。翠环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我那位新的二婶有一个陪嫁丫头，叫做翠环。她是一个身材短小的女孩。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意外地见到她一次。我嫂嫂告诉我这是翠环。她已经是一个中年妇人了。我只借用了她的名字。在另一个“翠环”的身上并没有一点她的东西。人们读我的小说不一定会注意到那个身材苗条的少女。前年香港影片《秋》在四川放映以后，有些观众对红线女同志的演技感到兴趣，居然有人问我的侄女：“你是不是翠环生的？”还有人特地找到我的嫂嫂问她：“你是不是翠环？”这是把文艺作品跟真实混在一起了。
我拿我大哥作模特儿来写觉新，只是借用他的性格，他的一些遭遇，一些言行。觉新的身上有很多我大哥的东西，然而他跟我大哥不是一个人。即使我想完全根据我大哥的一切来描写觉新，但是我既然把他放在高公馆里面，高家又有不少的虚构人物，又有那么一个大花园，他不能不跟那些虚构的人物接触，在那些人中间生活，因此他一定会做出一些我大哥并未做过的事情，做出一些连作者事先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倘使我拿笔以前就完全想好觉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按照计划机械地写下去，那么除了觉新外，其它的人都会变成木偶了。自然，这是拿我的写作方法来说的。别的作者仍然可以写好大纲按照计划从容地写下去，而且写得很好。我在这里只说明一件事：我大哥虽然死了，小说中的觉新仍旧可以活下去，甚至活到今天。
谈《秋》（4）
现在又回到人物上面来。关于觉新我已经谈得很多了。我还想再谈一件事情，就是“卜南失”的跌碎。有好些读者写信问我，“卜南失”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写过几封回信。这次我打算在《秋》里面加上一个小注。一九一七年或者一九一八年我们家得到一个“卜南失”，可能是我大哥找来的，也可能是某个年轻的亲戚送来的。这是从日本输入的东西。“卜南失”大概是法文“木板”的译音。这种心形的木板有两只脚，脚上装得有小轮，心形的尖端上有个小孔，孔里插了一支铅笔。人坐在桌子前面，闭上两眼，双手按住木板，他慢慢地进入了催眠状态，木板也就渐渐地动起来，铅笔就在纸上写字。旁边有人问话，纸上就写出答语。这是一种催眠作用。纸上写的全是按“卜南失”的人平日心里所想的话，他进入了催眠状态，经人一问，就不自觉地写在纸上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一九一七年（或者一九一八年），我们玩这种把戏一连玩了两个月。总是我那个表哥按着“卜南失”，我在旁边辨认铅笔在纸上写的那些难认的字。有一个晚上继母知道了，要我们把“卜南失”拿到她的房里试一下。她把我死去的父亲请来了，问了几句话，答语跟我父亲的口气差不多。我祖父听说我父亲的灵魂回来了，也颤巍巍地走到我继母的房里来。他一开口就落泪。那时我第二个二婶的坟在不久以前被盗，始终查不出盗墓人。我二叔也找我表哥来按“卜南失”，把二婶的灵魂请来问个明白。结果什么也讲不出来。以后我们对这个把戏就失掉了兴趣，“卜南失”也不知让我们扔到哪里去了。当时我们并不相信鬼，也知道这只是一种把戏。但是我们讲不出什么道理。后来我读到《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陈大齐的《辟灵学》，才知道这是一种下意识作用。我早已忘记了“卜南失”的事情，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写《秋》的时候才想起了它，我把它写进小说里面，无非说明觉新对死者的怀念。蕙的灵柩不入土，觉新始终不能安心。觉新也想借用这个东西来刺激周家的人。“卜南失”在纸上写的话全是觉新一直憋在心里的话。例如“枚弟苦”，“只求早葬”。还有“人事无常，前途渺茫，早救自己”这几句其实就是觉新本人当时的思想：他对前途悲观，看不到希望。但是他仍然想从苦海里救出自己。
蕙死在《春》里面，可是到了《秋》，她的灵柩才入了土。我在谈《春》的文章里就说过，蕙的安葬就是写我三姐的葬。要是没有我姐夫不肯安葬我三姐的事情，郑国光也许就不会让蕙的灵柩烂在莲花庵里。我既然想不到，也就写不出。我今天翻看我大哥三十二年前写给我的旧信，还读到这一段话：
三姐之事，尤令人寒心。三姐死后即寄殡于离城二十余里的莲花庵，简直无人管她。阴历腊月二十二日我命老赵出城给她烧了两口箱子，两扎金银锭。老赵回来述说一切，更令人悲愤不已。当与蓉泉大开谈判，但是毫无结果。现已想好一种办法，拟于年节后找他交涉。……
我大哥信里所说的“办法”我已经在《秋》里面写出来了。蓉泉便是我那位姐夫的大号。他正在准备举行新的婚礼的时候，让我大哥设法请到我们家里，谈了好久，终于不得不答应安葬三姐。所以两个多月以后，大哥来信便说：“三姐定于三月初八日下葬。她可怜的一生算是结束了。”《秋》的读者单单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加工工人，用生活的原料来进行了加工的工作。生活里的东西比我写出来的更丰富，更动人。没有从生活里来的原料，我写不出任何动人的东西！
谈过了觉新，就应该谈觉民，但是关于这个年轻人，我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在《家》里面，觉民很像我的三哥（我第二个哥哥）；在《春》里面他改变了，他的性格发展了。主要的原因是觉慧走了以后，高家不能没有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否则我的小说里就只有一片灰色，或者它的结局就会像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结局。人死了，房子卖了，失掉丈夫和儿子的主妇空手回娘家去了，留下离婚两次的姑太太和老小姐们寂寞地谈着过去的日子。两年半以前去世的托马斯·曼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最后的一位大师，他这部在二十六岁写成的关于德国资产阶级家族的小说已经成为近代文学中不朽的名著。他写了一个家族的四代人，写了这个家族的最兴盛的时期，也写到最后一个继承人的夭亡。他写了几十年中间社会的变化，篇幅可能比《秋》多一倍或者多一半。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的作品只能说是一个年轻人的热情的自白和控诉。所以我必须在小说里写一个像觉慧或觉民那样的人。在《秋》里面写觉民比在《春》里面写觉民容易多了。在《春》的上半部觉民对家庭和长辈还有顾虑，他还不能决定要不要参加秘密团体，要不要演戏。但是经过王氏那次吵闹以后，他的顾虑完全消除了，他把心交给那些年轻的朋友。好些年轻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股力量，居然能帮助堂妹—淑英脱离旧家庭逃往上海。对觉民来说淑英的逃走是一个大胜仗。在这次胜利之后觉民的道路也就更加确定了。他只消挺起身子向前走就行了，何况还有那些年轻朋友给他帮忙！在觉民的身上有我三哥的东西，也有我的东西。但是在那些时候我三哥比我沉着，比我乐观，而且比我会生活，会安排时间。他会唱歌，会玩。所以在高家觉民并不说教，他用各种方法使妹妹们高兴，鼓起她们的勇气。但是觉民在外面的活动就只好借用我当时的经历了。我写得简单，因为我当时的经历并不丰富，而且像我这个没有经过锻炼的十七八岁的青年除了怀着满腔热情、准备牺牲一切为祖先赎罪外，也不知道应当干些什么事情。办刊物，散传单，演戏，开会，宣传……这就是我们那些年轻人当时的工作（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演过戏，不过看朋友们演戏罢了）。我最近修改《秋》，很想给觉民们的活动添一点色彩，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