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一些个岁月的人，几乎难以看出它的变化。沧海桑田，大地模样的改变就从这样的细节开始。人在这样的土地上活着，几乎就是漫不经心地学会了浪费每一个接踵而来的黑夜和白天，也同样随随便便地享用了贫穷和富足。
但向土里求食的农民敏感地发现了自己脚下土地的减少。起初是一毫一厘，后来是一尺一寸，再接下来便是一分一亩。可怜的一点河边水浇地渐渐消失，庄稼和蔬菜不再有立足之地，肚子里的饥饿在喊叫出来。像甘地说的那样：水就在我们脚下，可我们谁都喝不上。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困境，也是这些农村最现实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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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茶摊（2）
这些身材矮小步态笨拙的人们决定，要把黄河像条带子一样向对岸甩过去，凭什么黄河只侵害我们而把他们轻轻放过呢？于是他们沿着与河岸垂直的方向修筑了一道堤坝，插入河水中央，把河水的力量硬生生地逼向对岸。这样的堤坝，在当地称之为“猪嘴坝”。黄河在这样猛烈拱入的障碍阻挡下，开始不断淘洗对岸的土地，那边原本相安无事的河床就在河水的摇摆不定中一点点拓宽。
愤怒在一点点堆积起来。就是这样，最普遍的愤怒总是从针尖大小开始，放大，激荡，无休无止。两村村民在黄河的推波助澜下，由愤怒生出了仇恨，由仇恨又上升到暴力。先是有人在黑夜里坐着羊皮筏子攀上猪嘴坝，安装上几十公斤炸药，让那野蛮的改变黄河的障碍物在火光中化为乌有。再接下来，村民们封堵了河上惟一一座沟通的桥梁，他们搬来树枝和石头，并在可能容人钻过的地方涂抹上粪便，他们甚至还将平日里温顺的农具变成了凶暴的武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械斗。
事情发展到最后，已经演变成一种倔强的比拼。两个村子里原来就有许多亲戚，现在也彼此用沉默来抵抗亲密，他们不能从桥上走过，只在两岸遥遥对视，眼光里像是沉淀了人类永恒的孤独感。原本混熟的那些牲畜，如今也找不到玩伴，茫然地走来走去。乡村里从来就不多的喧哗与骚动，一时间完全沉寂了下来。谁也不知道如何打破这个僵局。除非，让黄河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
最后的结局极具偶然性：一个农妇难产，折腾了一夜，必须要送到县里医院去抢救，就非得从那封堵的桥上通过。在被痛苦折磨的生命和将要到来的生命面前，一切仇恨与愤怒都显得微不足道。桥上的路障无条件地打开，能出来的村民一起动手，把生命的通道打开。据说，那个孩子出生以后，有人提议叫他“桥生”。
黄河水鬼
记不清这人的名字了，只记得是一个红脸膛、矮墩墩、走路有些笨拙的中年汉子，是那种西北农村里常见的男人。放到人堆里，转眼就忘掉，实在长得太普通了。但是，见过他那种游移不定的眼神，却再也不会忘记。那眼神里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东西，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夺人心魄。此人号称“黄河水鬼”，每日里在黄河中打捞尸体。
西北人争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就会生硬地给对方撂上一句：“跳黄河去啊，黄河又没有加盖子！”
每年都有许多人投河自尽。当然，也会有那些不慎落水被浊浪卷走的性命。一个人不见了，亲人们会四处寻找，黄河是一个可疑的去处。“黄河水鬼”的捞尸生涯由此展开。他居住的村庄就在黄河边，一个水流放缓的河湾处，上游冲流下来的尸体会在这儿撞到河岸上，暂时延缓向下的速度，为打捞提供了便利条件。他的水性很好，工具只一羊皮筏一木棒而已。下河前，他用一根麻绳将自己拴在羊皮筏上，人在河中挥臂斩浪，向发现的目标物而去。到尸体跟前，就用木棒一下一下将其推至岸边，用绳子系牢，等待那些在他这里挂号的人来认领。终年在黄河浊水里挣命，他的头发里似乎堆满了泥沙，皮肤也是一片纯正的土色，就像是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他是职业捞尸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从这项活计里能得到收入。
跳河的人被水浸泡的时间长了，都会鼓胀变形，惨状目不忍睹，软化的身体也不堪触摸，即使是亲人也不愿将尸体亲手入殓。他会接手这个项目，用塑料薄膜将尸体层层缠裹再用白布裹紧，装入备好的棺材，在村头空地火化，最后把一捧骨灰交给死者的家属。这套活，再加捞尸，他收取一千元的费用。对于无人认领的那些尸体，他也会支起火堆来焚烧。据村里人私下里说，他炼出的人油也能卖个好价钱，因为人油是治烧烫伤的特效药。这个相当奇异的行当他干了三十多年，而他的爷爷和父亲也是黄河捞尸人。凭这营生，他盖了一院青砖瓦房，在村里算是富裕人家。但他的房子建在村外，孤零零的一幢，他在村民中不受欢迎，说是他身上有一股邪气。他特意在院子里立了一根木杆，上面挂了一面镜子，说是辟邪。
黄河茶摊（3）
对“黄河水鬼”这个绰号，他不喜欢。他说，黄河里是有河神的，我怎么敢做鬼？
有一次，他说在河里捞人时撞见一条门板大的鲤鱼，他一时邪火上头，拿木棒狂击鱼背，瞬间河水翻腾，浊浪滔天，他拼出性命挣扎才上得岸来，鱼却无影无踪。
他坚持说那鱼就是河神的化身，我们听了谁也不信。
火车不再开来
铁道边的男孩子们都爱玩一种游戏：把一些精挑细选出来的挺拔的钉子放在铁轨上，等着呼啸而来的火车把它们压成一把把小刀小剑。那个时候，他们见识了火车的野蛮力量，能够把本来坚硬无比的钉子压成服服帖帖的扁平形状。他们目瞪口呆又欣喜若狂，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等着火车再次开来。
那些压出来的小刀小剑，是他们最爱的珍藏玩具。偶尔拿出来比拼一下，清脆的丁当声在手里作响，让他们快乐无比。在这帮孩子里面，小刀小剑收藏数量最多的，是刘家的兄弟俩。他们俩相当勤奋地翻捡了大量的铁钉，并苦思冥想出各种可能的刀剑造型，小心翼翼地摆放在铁轨中间，躲在一旁看火车风驰电掣般驶过，然后大喊大叫着去捡起那几枚滚烫的刀剑。你知道，那个年代相当贫乏，点根蜡烛就能当做浪漫。孩子们也相当单调，很多玩具都得靠自己动手制造。刘家兄弟动手能力相当出色，给自己弄出了不少玩具，像钢砂枪、弹弓、电机船什么的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相传在铁轨上压钉子这件事也是他们想出来的。兄弟俩，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三岁，脑子好使，又不乏霸气，是公认的孩子头。
刘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规规矩矩，凡事不越雷池半步，过着按月拿工资吃饭上粮店的幸福生活。刘母在厂子里面算得上是个好看女人，秀气文静，不轻易言语，一看就和老是扎堆聊天的妇女们不是一类人。这么着，竟招来了好些妇女的嫉妒，不少男人也喜欢没事搭搭腔。漂亮女人身边是非多，这很正常。如果她竟然敢脱离大众不为人知地生活，就更像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很多流言都围绕着她生长，苍蝇一般讨厌。
厂里的某位领导，对刘母殷勤得很，工作上处处照顾，语言里时时暗示，却总也不能得手，暗地里便结下了仇。
有一次，一列货车被铁轨上的一堆石头弄出了不大不小的事故，厂领导遂指使保卫科抓来了在铁道边久负盛名的刘家兄弟，理由是他们既然连钉子都敢放在铁轨上硌火车，那放上一堆石头搞破坏也一定是他们。刘母吓得要死，不知道这样的罪名之下儿子们会被判几年的刑，自然而然地走进了陷阱。她满面泪水衣衫不整地走出领导办公室后，回家就上了吊。
刘家兄弟那时年纪还小，居然安安静静地长大了，铁轨边再见不到他们玩耍的影子。慢慢地，铁路上货场改建，旧铁轨中间横砌出一个水泥墩子，火车不再开来。
四五年后的某一天早晨，斜斜的雨水浇得枕木一片湿黑，空气中弥散着一种钢铁锈蚀的气味。当年的那个厂领导被发现死在某段铁轨中间，一节不知何处开来的平板车厢从他身上轧过去……在他身体前面的铁轨上，歪着一枚不太成形的钉子。因为压得不够扁平，看起来不像刀，倒像是个惊叹号！
假诗人
兰州是个旱码头，总有形形色色的人会聚至此，接着奔向西北的辽阔风景。在写诗还很热闹的年代里，有一些招摇撞骗的假诗人。他们来西北找感觉，寻梦，骗吃骗喝骗色骗感情。有的人真相败露，梦也难以为继。
那个时候，人都像是活在梦里。某天早上，你的房门可能就会被敲响，门口站着一个面容憔悴、神情忧郁的人，乍看上去，就像是镜子里的自己。他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我是××的朋友，所以我也是你的朋友，天下诗人是一家，到兰州，我就投靠你了！”于是你也没有什么好说，倾其所有接待就是了。
有一次，兰州某校园诗人宿舍里便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那人在他宿舍门口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下课回来，发现吸得极狠的一堆烟头集中分布在门边，那人裹着一件军大衣蹲靠在墙上已经睡着了。那人报上的名字是上海的一位著名诗人，当时传媒不发达，诗以及诗人全靠民间的江湖口口相传，谁也不知真正的诗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校园诗人平时就对这名字仰慕得很，当然表现出极高的热情，让进寒舍，端茶、上烟，递过自己的诗稿让来客指教一二。那人果真不俗，一脸深沉，说出的话全都诗意盎然，并随口背了几句那著名诗人的诗。一席谈话，校园诗人受益匪浅。快到午饭时间，他请这上海诗人去吃牛肉面。他那两天正囊中羞涩，上顿不接下顿，为诚心待客，他还给上海诗人加了一份牛肉及一个鸡蛋。岂料那上海诗人看到端上桌来的食物，发起火来。大意是我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投奔你，你就用一碗辣乎乎油汪汪的面条把我打发了？听着对方的牢骚，忍受着自己腹中的饥饿，校园诗人也是心头一阵邪火。他尽了自己的最大能力来请客，换来的却是毫不领情的训斥。他实在忍不住了，一拳将那正唐僧一般絮叨的家伙打翻在地。正欲再打时，那厮却抱住了他的腿，痛哭流涕，坦陈了自己冒名顶替的全部过程。
黄河茶摊（4）
到底是做贼心虚，那厮吃饭发牢骚也只不过是想摆摆名诗人的谱，好装得更像一点。一拳打到脸上时，心里已经乱了方寸，以为对方早已识破，忙不迭地交代了真相，好歹争取个态度。翻检他随身带的一只马桶包，里面有几本已经翻烂的民间诗刊，上海诗人的几首诗，全都画上了着重线，看来是每日里潜心背诵，也花了些工夫。
现在想想，那也真算是一个美好的年代，居然有人冒充诗人，充分说明了诗人在那时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到了现在这个人人奔忙为钱活的狗年月，谁再来冒充诗人，怕是有病吧？
街头争霸
大问题总是出在街上。比如打架、比如求爱。
西北青年在街上总是表现得血性而直接。我听说的一个街头混混是这样向他喜欢的姑娘表白的：“嗯，那个谁……我他妈的看上你了，你看着办吧！”那姑娘愣了一下，转而迅速脸红，掉头不顾而去。显然，这样的街头求爱事件只是特例，成功率也未必很高。权当做一个小段子，供大家一笑了之。
在打架方面，有更多的故事涌现在西北街头。有两个西安人骑着自行车相撞在大学门口，都赶着上班，互不相让，吵吵嚷嚷了半天，正碰上一个教授模样的人从学校里出来。两人简单交代了一下冲突的缘由，让教授给评评理。那教授皱着眉头听罢，下了结论：“这不是个吵的事情，是个打的事情嘛。打！”这是贾平凹老师讲的西安故事。但这样的事件发生在西北的其他四省，都不会有前面那么多吵吵嚷嚷的铺垫，太温软了些，还不如直接手谈一局。
上世纪八十年代，兰州小伙流行穿白高跟。所谓“白高跟”，就是白色塑料底高跟布鞋，青涩少年踩在上面，无形中便挺拔了许多，遇事也更有底气。这种白高跟，暗含的另一用途是作为打架时的兵器，随身携带，出手方便。少年遇事张狂，血脉贲张，发生街头冲突时顺手扒下脚上的白高跟，就往对方的头上敲。此物打人凶狠无比，把头凿出一个窟窿也不是没有可能。除此之外，发生在牛肉面馆附近的街殴，当然离不了兰州的独门兵器——牛肉面（带碗）。先是一碗油辣滚烫的面条混杂着汤汤水水挂在头上，接下来是猛猛的一只牛大碗砸下，当真是势不可挡。
兰州的街头斗殴多半与酒有关，恰似一场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