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海军总结海战胜利的首要原因是中国舰队的作战方略有误，中方没有用舰队来争夺制海权，而只是担任了运兵船的护送任务，致使舰队的活动区域在海岸不远，限制了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1894 年9 月24 日的《纽约时报》评论说：清国舰队在如此贴近海岸线的浅海水域作战，其战术处理显然十分愚蠢。总指挥丁汝昌没有采取足够的侦察行动，导致黄海海战必须在不利的沿岸一侧布阵。原因之二是，中国虽然建设了强大的舰队，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造、改装。养护不良导致部分军舰达不到设计速度，弹药储备并不充足，且战斗意志也显迟讷。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称，1891 年（光绪十七年）7月9 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东京港防卫司令东乡平八郎则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日本事实上并非仅以新式装备战胜了落后装备的中国舰队。更深层次的事实是，经历了社会变革的日本上下一致，团结向上，先进、公平的社会理念最终转化为作战的精神力量；而这些反过来成为了中国军队溃败的根本原因。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1894 年9 月18 日）清晨，即黄海海战的次日，同是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方伯谦，他担任管带的济远舰以火炮被毁、船体损坏无法归队为由先于舰队直接返回旅顺。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刘步蟾致电李鸿章称：〃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对方伯谦要〃严行拿办〃。八月二十四日，方伯谦被拘，二十五日天未明时，即被处死。丁汝昌从电请拿办方伯谦到对其正法，只有短短三天，中间且未经任何审讯。有人认为，李鸿章、丁汝昌以雷霆手段处死方伯谦，其实质在于把方当做替罪羊，为李鸿章、丁汝昌的战败责任开脱。因为黄海战败，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者李鸿章难辞其咎，舰队提督丁汝昌也罪责难逃。为了脱罪，他们千方百计找替罪羊，炮制出方伯谦的三条罪状，将战败责任全推在方的头上。
当年留英学习海军的萨镇冰， 1880 年回国，1881 年，分拨到南洋水师，中国水师的部分战舰任澄庆炮船大副。1882 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1886 年任威远号（后改为康济号）兵船管带，1888 年晋升参将。1889 年，以参将衔补用都司，升署精练左营游击。1894 年5 月，晋升副将。
1894 年7 月25 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突然袭击。为加强威海卫港的防卫，丁汝昌调萨镇冰率康济号30 名水手守卫南口日岛炮台。1895 年1 月30 日，日军开始进攻威海。萨镇冰指挥南口日岛炮台守兵，奋勇抵御来犯日军的攻击。日岛乃一座约14 亩方圆的礁石岛，于1878 年在此修建炮台，置20 厘米口径地井炮两门，其他炮6 门。在日军猛烈炮火打击下，萨镇冰带领岛上官兵誓死拼搏，顽强作战，萨镇冰率部下苦战日岛10 天，坚持不退，直至丁汝昌下令才撤回刘公岛。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覆灭后，萨镇冰被革职，回福建老家，以教习西学为生。1896 年，萨镇冰复出任吴淞炮台总台官。1905 年，升任总理南北洋水师，兼广东水师提督，担负起重组北洋水师、复兴海军的重任。1936 年冰心写过一篇《记萨镇冰先生》，说常常听见她父亲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
甲午战争中国最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赔银2 亿两，约合3亿日元，相当于清国政府三年的财政岁入。赔偿金成为战后日本扩充军备、进行产业革命的本钱。这次战争是中日国运的转折点，日本由此迅速崛起于东亚，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而中国则一败涂地，国几不国，沦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
严复与李鸿章关系微妙
1879 年，27 岁的严复，由于福州船政学堂缺乏教师，奉调提前回国任教。基于对他才干的认可，1879 年10 月18 日，李鸿章致函李凤苞，称刘步蟾、林泰曾能调管大船，严复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魏瀚、陈兆翱可胜督造快船。次年4 月28 日，李鸿章致函福州船政局督办黎兆棠，调严复赴天津充天津水师学堂教习；8 月12 日，严复至天津，任命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据后来薛福成考察，是因为〃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因此他逃过了甲午黄海之战这一场浩劫。于中法战争订立和约一事中，他在与李鸿章关系上曾蒙上过一层阴影。
1883 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获胜。李鸿章认为，此时与法国签订协约最为有利。清廷接受了李的建议，下令停战。由担任广东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撮合双方订约，德璀琳从中欺骗了李鸿章，双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朝野上下要求惩办主张议和的李鸿章。事后，李怀疑严复也参与其中，对他产生了猜忌。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愤而自疏。他的弟弟去信劝他，对李鸿章的门路，还是要多走动走动为好。他听从了弟弟的劝告，果然立竿见影，之后，他回信写道：〃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1889 年，他升任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次年升任总办（校长）。但是，他对李鸿章趋奉的成效，也就到此为止。他与李鸿章接触越多，就越感到失望，〃不预机要〃的情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他自己讲，〃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不时有不得志之叹。抑郁无聊之中，他染上了鸦片。
其实他所在的水师学堂算是条件较好者，晚清走强兵之路，其本身的成就固然有限，但各军事学校因所学科目较新而办学认真，其中尤以水师最佳，渐成为清季新学人才的重要来源。只要看从严复到鲁迅、周作人兄弟等都曾是水师学堂的学生，就可见一斑。一切仿佛都已经注定，船政学堂走出的人自然该登上那时还是稀罕物的船舰。建威号，这是他最初实习的船只，他随这条马尾船政局自制的船到过中国的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港口，接着随扬武号抵达过日本的长崎、横滨等地。世界在他眼前一下子展现了别样的色彩，这是埋头〃四书五经〃中的人绝不可能见识到的，不知道站在波涛之上极目远眺时，他的心里是否有几丝庆幸掠过？
而甲午战争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刺激，痛感民族危亡日重，行进到如此令人悲惋的境地，简直是人生的醍醐灌顶。
与郭嵩焘一样，他并不看好局限于军事作强的洋务派思想，更反对由国家包办新式工业，这一点与李鸿章后期由〃自强〃向〃求富〃的思想转变相冲突。甲午战争的失败，除使他认识到李鸿章的不足之处外，还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竟然惨败给了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太耻辱了！ 每每午夜梦回，锥心的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翻译《天演论》（1）
甲午海战的失利，使得中国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整个社会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感和压抑感所笼罩，同时伴随着一种中国将被列强瓜分的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万马齐喑的局面被打破了。〃严复这个看来本不是很有公民勇气的人，终于用文章来呐喊了。〃①1895 至1898 年间，他先后在德国人汉纳根于天津创办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这几篇文章其实都是写在1895 年的。在这些文章里，他分析了时势，探求了中国富强应有的出路，批判科举，批判封建专制，并一再强调了一个观点：西方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不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在于经济政治组织制度，而是在于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核心价值取向领域中去寻找西方强盛之源。〃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正是在此时，他开始〃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
其实就在《天演论》单本出版的那一年，他的命运差一点又有一个大转变。1898 年闰月，光绪帝宣布变法，新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的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向光绪帝推荐了严复，光绪帝显然是挺器重的，及时召见了他，并虚心地听他说了一番外面世界的情况。他想必是为之激动了，也很愿意好好表现一下，回家后就写下了《上皇帝万言书》。可惜还未等他抄呈，慈禧太后就发威了，光绪帝被囚，流水落花春去也。万幸的是，带血的屠刀没有对准他的脑袋，他再次逃过了一劫，保住了性命，心却伤得不轻。他的《戊戌八月感事》诗中的两句，〃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看得出提笔之时，他的手在颤抖，是因悲痛、哀婉还有为后怕而写下如此凄切的诗句。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政治抱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早在他从英国归国后，就一直没有放弃对〃有见识〃的西方著作的研读。1881 年，他读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并深为震撼。他自己讲，〃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执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可以说，斯宾塞在此书中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严复以后思想的发展。由于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遂后他开始从事著述、翻译，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他首次把亚当· 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等八种西学名著译成中文出版，为在中国传播现代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作出了重大贡献。
翻译《天演论》（2）
1892 年，他读英国传教士宓克的《*教案论》，并始译此书。1896 年，他43 岁，奉李鸿章之命办〃俄文馆〃，任总办。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办〃通艺学堂〃，提倡西学，培植维新人才，并赞助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原强》、《辟韩》等文在该报重刊。这一年的夏天，他翻译英国学者赫胥黎《天演论》一书。他在英国时就已经知道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他由于已经熟读，《天演论》的翻译数月而成，是第一次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思想界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震醒了中华民族。吴汝纶路过天津造访严复，〃读而奇之〃，主动为之写序，并劝他将书出版。此书出版之后，风行海内，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共同成为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指南。他将进化论译为〃天演论〃，在《天演论》自序中他说道，将此论介绍到中国学界，实因〃其中所论，与吾古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其主要论旨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固天演之论，可一言而尽也，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对于一向具有文化至上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本着〃师长〃的原则，接受源于西方的进化论并不是什么难事。《天演论》出版后，经梁启超等人的鼓吹，数年中，风行全国，乃至做了中学生的课堂读物。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论述道：〃达尔文与赫胥黎的关系，正可比诸严复与梁启超。自然淘汰，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都是严译《天演论》中所没有的成语，这些成语之在中国盛传，主要是梁启超从日本传过来的。〃
一个重要的观念随之诞生了。严复把〃群〃与〃己〃从古代圣贤〃万物皆备于我〃、〃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人合一与泛家族主义连环套中解脱出来，赋予新的解释，是世纪之交中国近代思想对传统的突破。从抨击保守的儒家学者王先谦的……〃天下之大患曰群〃、〃群者学之蠹也〃入手，他指出：〃夫既以群为*，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要〃保种〃〃保国〃，就必须〃能群〃〃善群〃。
1897 年，他开始翻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的《原富》。次年，将所译《原富》（未完）稿寄给吴汝纶商榷。这一年，所译《天演论》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出版，天津嗜奇精舍石印出版。1899 年，续译《原富》，寄请吴汝纶审定。接下来，他翻译英国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