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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义的两个月，红姐来看过我三回。至今不晓得贵阳到遵义到松花的车票，但我晓得那三次往返的车票钱，都是红姐省吃俭用下来的。每次相见和离别，都要拥着她哭一场，我原是如此地不争气脆弱。
红姐最后总说：薇，相信日子总是越过越好，不会越过越坏。十七岁的红姐说这话，像个大人。
我也一直在坚信着日子总是越过越好，不会越过越坏，那时候是，现在也是。
如今，红姐于我，仍似墙，似港湾，似大人。我们还是“红姐”，“薇”地彼此称呼着。红姐是家里老大，家境不比我好。同学时，经常去我家，我妈就笑说，你看人家小红，像主人，你像客人。
而我离开贺家吃住学校的真正原因，只有我知道，被我喊做二哥的人知道。
七
住二姐家时，二哥二姐睡左厢房，我和孩子们睡右厢房。
我和贺丽娟和老四睡上铺，我睡外边。一排横搁在对面两堵墙上的木板，爬四步楼梯上去，闪摇摇的，第一晚不敢睡，红姐说不得垮，是柏树，我和他们一直这样睡。老二老三，自然成了睡我下铺的兄弟。
住校前的第四天，夜半，我被惊醒：一只手在我的被窝！猛坐起，愕然。
这么大姑娘了，还要打铺盖，快点盖好！二哥的手箭一样缩回再伸上来掖被子，轻声说完便走开。哦吓死我了我心想。
第二晚，二哥又来帮我掖被子。
第三晚，我只脱了鞋，抱紧了自己倚墙上睡到天亮。去到学校跟周校长说，我想住校。
给二姐的理由是，我个子大把老四和贺丽娟都挤到了，所以要住到学校去。二姐说这倒没什么，关键太苦你了，看你起码瘦了五六斤，在学校各人吃三顿，吃饱点。
二姐实际舍不得我离开。二姐和我说的话比二哥和孩子们都多，说起家乡的时候，二姐明显怅然，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八
在学校，我和一个尹姓的代课女老师同房，寝室是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我和尹老师的床在教室的对角，遥望着。
尹老师是松花镇上的居民，是我来台子见的最好看的女子，小巧白皙，长发如瀑。教初二的英语，备课时常常问我时态句型什么的，初中毕业，来这里已经两年。红姐说她们家和周校长是亲戚。
最先我努力地靠近甚至讨好她，比如煮了面请她吃，把红姐从贵阳带回来的小梳子小镜子送她。她的一日三餐并不比我好，总是吃家里带来的海椒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现在就开始回忆”帖选二（5）
除了她，住校的就一对年轻的情侣，男的姓罗，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一个和我同时来丁台的男师范毕业生，眼镜，中等个，异常单薄的样子。再一个来自重庆铜梁叫做帅忠良的男生。
我是那么的怕孤独怕冷那时候。尤其夜里，寒风呜咽（深山中的丁台，秋夜已经冰凉），松涛阵阵。大雨来了，哔啵啵敲窗上，我觉得有狼要破门。我几次想抱了铺盖和尹老师睡一块儿，可我知道尹老师不会愿意。
尹老师曾一边吃海椒酱一边昂扬着说，就你们四川人，老的少的都喜欢跑我们贵州来找饭吃！完了还追一句“讨厌”。
至此，我要一声长叹：当年二姐的郁郁寡欢，幽幽戚戚，无不和来了贵州找饭吃有关！那片晦暗的历史背景，相信比我年长的四川人都知道，更清楚。
从此，我再不和她说话，包括她问我的英语，本来之前话也少。
每周末，在临镇教书的男朋友来接她，她也总是甜蜜而骄傲，小鸟般从我眼前掠过。她比我大两三岁吧。
九
第一次月考，我的成绩比班上名列第二的高出一百五十多分。这是千真万确也是让我目瞪口呆的事，周校长说我比小红还优异。由此，我彷佛稳操了考取红姐学校的胜券。而那些时间，我哪里读过书？吃的分明是在白羊小学积存的老本。
和其他家住台子乡的老师一样，周校长每天早上打家里来，总要担一条粪水放自家田园边，或者淋了来，或者回去淋。也多是民办教师。
老师们都喜欢我。我的“高大”形象，我的穿着，在那群山娃子中，不脸红地肯定：鹤立鸡群。
我的同学穿得都不好，补丁，有的还赤脚，刷把裤儿，脸色大面积苍黄，或黝黑。身上都有股味儿，红姐说是山味儿，浓重得很。想想应该是不勤洗澡的原因。
说起勤洗澡，犹疑着，还是要坦白这样一件事：
住校后的第三天，身上好痒痒！
我生虱子了！连洗过的内衣上也有！天哪，我的家固然贫寒，但是我从没生过虱子，跳蚤也没有！我的母亲从来都教育我们“人穷，水不穷”，尽管当年我的伙伴们，好多头上都煮着“白米饭”。
我惊恐得欲哭无泪。
教室楼下的厨房里不是有锅吗？大铝锅，周校长买给我们集体蒸饭用的。于是除了身上穿的，我将所有的衣服裤子袜子连同被褥一股脑扔进铝锅，点燃煤块，熊熊地烧啊煮啊！煮了半下午。
结果是除了几件内衣和一条牛仔裤基本没变形，其余一概面目可憎：卷的卷，皱的皱，严重缩水！我沮丧得要死。
好在哥哥寄来御寒的衣物跟着就收到。
过几天在同学家里住了一夜，又引虱上身。当然，这次长智了，只烫了内衣。
之前一直没见二姐家的孩子们洗澡，我也是。后来在学校的厕所里，烧一大锅水，隔几天洗一次。
这又要回过头去说。住校的头十来天，堂兄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带了怪味胡豆，夹心饼干。依彼年月的通讯，这样的突然很正常。
“二爷二娘急懵了，二爷挖土把自己脚背挖一锄，有人听喳闹客说莫幺妹崽被卖了，卖到深山老林里，整天吃野菜和糠（猪才吃野菜和糠呢我想）”。堂兄说，所以二爷喊我来把你弄回去。哦天哪，我说我不在信里告诉他们我很好？读书呐！
堂兄嘴里的喳闹客，是从遵义送我到二姐家的表叔，估计他是见了二姐家的样子，回去对乡里人说了，然后以讹传讹，最后传给了我的父母。
在二姐家住了一夜，堂兄便走了。临走反复问我：回不？我轻声说不，说不的时候，我的眼泪又不争气了。像新入园的幼儿，大人送哭一场，大人来接，又哭一场。
其时，我有点动摇。是啊，只要我愿意，两天不到，我就可以远离饥寒，孤独，恐慌和无助。离开我不喜欢的二哥、老师、眼镜师范生。
十
眼镜师范生，他的姓氏我已忘记。也许，他不是坏人。我和他的说话，也就是在厨房里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礼貌与客套！
他把信从门缝悄悄的塞进来。字和内容都不生动，不能打动人。即便生动了，那时那地，我会被打动吗？不，丝毫不会。
我有情，有爱，我的情和爱，在我的家乡，根蒂那么深刻。我的家乡说不上水肥土美牛羊壮，可它辽远，旷达，阳光！哪像了这里，睁眼是山，闭眼是山，起点是山，终点是山，又冷又硬……
他的最后一封信，只有三两句：你以为像你这样的，户口迁移过来了，也参加中考了，考分也够高了，然后你就可以被顺利录取飞黄腾达了？错，只要有人去检举，你的成绩就等于零。他甚至把红姐写进了信里：包括你贵阳学校的同学，一样，只要一封信，她就哪里来哪里回。
我决定哪里来哪里回了。红姐二姐周校长，他们要留我，可是我不能留我！
没给二姐说。第三天我就起身了。
眼镜怎么就知道了我要走呢？尹老师告诉他的？
我走的那天是个星期六，学校里好像只有他和我两个人。
一身白衣白裤（那年兴那样穿），坐楼梯间，怀抱吉他，忧郁着看我收拾衣物，这个印象很深，一直弹《站台》，一直弹。
当我经过他时，他干脆把腿支起，抬眼望我，说，你还转来吗？他居然泪下了。
怎么不孤独？怎么不孤独得下泪呢？眼镜，最起码他是从县城的师范校出来的，来这里，明晃晃的闭塞，冷清，他也就十*岁，或者二十出头吧，但他示好的方式，却是如此的幼稚，可叹，可怜。
松花至遵义客车启动的那刻，我就知道，我是转不去了，像二姐的话：回不去了。觉后来周校长和红姐和二姐都失望了，我觉得对不起，伤害了他们，对自己的话没能负责！
我的中考移民，就这样从开始到结束，为时两个月，短暂而漫长。
回到家里，母亲自是欣喜的无语凝噎，她其实已经后悔让我去了遵义。父亲坐地坝埋头裹叶子烟。除了吃睡，我几近自闭，轻松不起来，想起前尘后世，路在何方。
次年三月，阴差阳错或说机缘巧合，我入读了县凌云职业中学幼教专业，1992年7月顺利毕业，从此与幼教结下了一生的缘分。2000年9月，我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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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格：不仅仅是青春（1）
塞林格：不仅仅是青春
子默
他是一个拒绝公众的作家，这使得在他去世之际，悼念文字或追思文字都显得不合时宜，而此时若再拿来他的作品做一二三条的分析综述，更要成为“守望者”老霍尔顿口口声声的“混账东西”。
对塞林格而言，一条讣闻便已足够。
然而，绝少有哪个作家像塞林格一样，他的离去可以让异国他乡的那些已在而立之年左右逡巡的人，被一种确实的忧伤情绪招惹－－这与青春有关，又固执地浅浅呢喃在成人世界。
时代观察者
塞林格小说的强烈情绪和肆无忌惮的语言风格，常会让人误以为这只是富二代青春期特有的聒噪和张扬。然而，完全个人化的世界不会具有文字传播所必需的公共性。塞林格，富裕犹太商人的儿子，母亲生于苏格兰，这组成了美国社会里的一个标准移民中产家庭。少年时期他辗转退学转学于数所学校，二十三岁参军，并在军队服役五年之久，这些经历都成为塞林格日后创作中不竭的题材与体验，也使得塞林格成为一个时代的溺入者与观察者。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正处于时而平缓时而激进的变革之中。经济上，大萧条的阴影得以摆脱，军工生产退居其次，消费社会的形态初步形成。《美国现役陆军人员*法案》（G。I。Bill of Rights）的通过，使得大批刚刚退役回来的年轻人获得大学学士学位，从而享有了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在物质繁荣、政治高压的环境中，美国的青年一代表现出广泛的“从众”趋势，他们往往被称为“沉默的一代”，美国的当代史学家也常因此将美国的五十年代称为“静寂的五十年代”或“怯懦的五十年代”。
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原子弹的发射和冷战对峙为这个欢乐的国度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末世薄纱，发生在奥斯维辛和广岛上的惨剧，使这个时代的作家们更加关注文明的局限而非希望，更加关注人类内在混乱危机四伏的精神状况。美国其时的文化基调成为存在主义和危机神学，罪恶感与荒诞感取代约翰·杜威（John Dewey）式的实用主义的社会希望以及对改革的信奉。《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受到追捧，美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成功，文化界和思想界却比任何时期都更对它感到不满，“真正的艺术家与美国人的粗俗情趣格格不入，他们追求欧洲式的复杂性与微妙性，他们在国内往往感到被人视作异己。”
五十年代由此催生了另一个关键词：焦虑，一种新的青年文化也随之出现。在小说创作领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的社会题材小说被具有特定样式的寓言小说取代，它们向读者展示狂人、冷眼旁观者、不合时宜的人以及原始派艺术等各种人物形象。疏远的情感和激进的锋芒并存，这一切又自然地与垮掉派诗人、抽象派画家、爵士音乐家以及摇滚歌手联系起来，美国文化中敢于说“不”的形象系列跃然而出。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在《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1951）与《野性的一群》（The Wild One，1953）中以一系列危险的原始人面貌示人的形象，引导了令老一辈美国人深感恐惧的肇事者形象风潮，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偶像。父母成为压迫者，颂歌唱歌反叛的青年一代，damn和shit成为年轻人的必备口头语，时代改变了。
塞林格：不仅仅是青春（2）
对时代气息的敏感，被塞林格捕捉在小说语言中，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