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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内阁总理得到了压倒性的信任投票，当时我就坐在议会的公共席里。然而那一天，真理并没有被压垮，只是没有人来认真聆听罢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解了职的财政部长极度悲伤地率领着他那一批人走进议会大厅，受到党员和群众的大声嘲骂。就在那个星期，愤怒的群众砸毁了他的汽车，向他的房子扔了石块。另一位解了职的部长被人从自己的汽车里拖了出来，人们把他打得失去知觉以后，在马路上拖了五十码远，然后缚住他的手脚，堵住他的嘴，丢在路旁。直到议会开会时，他仍住在医院里。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议会。那也是自一九四八年南加先生教我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
内阁总理讲了三个小时，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欢呼。人们称他是老虎，是狮子，是天空，是海洋，是独一无二的伟人，赋予他数不清的美誉。他说：“这伙‘匪徒’阴谋借助国外的敌人来推翻我们这个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我们已经抓住他们的血手了。”
人民公仆 第一章（2）
“绞死他们！”坐在后排的南加先生高声叫道。这一声叫喊是如此响亮和清晰，以致在当时的议会记录中，也被作为发言记在他的名下。“他们的母亲养大了他们，他们却咬断母亲的手指！”南加先生喊道。这话也载入了会议记录，我手头就有一份副本。
我现在已经难以准确地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了。我只对那时的一切都感到莫名其妙。内阁总理作了当今著名的（或说臭名昭著的）宣告：“从今天起，我们必须严密警惕，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我们决不能再把我们的命运，把非洲的命运交给那些西方教养出来的杂种，交给那些光会摆绅士架子的臭知识分子们去摆弄，他们为了一碗肉汤，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母亲……”
南加先生把“绞死他们”的口号至少又喊了两遍，不过，这可没有载入记录了，显然，那是因为群众的喧嚣淹没了他的叫喊。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叙述这段可耻的插曲，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对那位眼睛盯着空缺的部长席、为谋得一个升迁的机会而恬不知耻地嘶声嚎叫的尊敬的南加先生，我没有理由表示热情。
学校的主人兼校长是一个瘦小、硬朗的人，名叫乔森纳？韦格。他为这次接见作了精心的安排，就是证明。也许他对建议中的新机构怀抱希望，该机构有可能接管政府对所有废旧物资的处理权（诸如旧床垫、椅子、电扇、废弃打字机及其他破烂物什），而目前这些废物是由文官负责拍卖的。我真希望他得到委任。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经常远离学校。
他坚决主张设置警戒线，并让学生们从大路到校门口排成一长列欢迎队伍。教师在学生的队尾，整整齐齐站成一行，以便接受部长的接见。我曾在教工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让教师像学生般在路旁列队，并试图号召其他教师一同起来反对。可那所学校里的教师们，脖子以上的部分都已经僵死了。
部长的“凯迪拉克”轿车在一长串汽车前面刚刚停下，猎人们便冲上了公路，射出了最后的弹药，并以吓人的动作把枪支抛上天空。舞蹈家们又是跳跃，又是跺脚，弄得旱季的空气中灰尘弥漫。
先生仍像从前那样漂亮和年轻。他兴致勃勃地向每个人都问了安。你绝不会认为——哪怕你现在看见他——他的笑容里除了真诚，还包含着什么别的。看来一切残忍都是不可相信的。现在轮到我了。我局促地伸出手。我一点不担心他会认出我，也不打算提醒他。
我们的手握到一起了。我直盯着他的面孔。他的笑脸慢慢凝聚成思考状。他不耐烦地挥挥左手，以使那位啁啾不休的校长停嘴；校长如同鹦鹉学舌，重复他那说了不止十五次的客套话：“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
“知道了，”部长像是对他脑袋里记忆机能的某个部分说道。“你是奥迪里。”
“是的，先生。”没等我回答，他已经伸出双臂来同我拥抱，把我包在他那宽大的缎袍里。“你的记性真好，”我说。“至少十五……”这会儿他已经把我放松了些，可他的左手还搭在我的肩上。他向校长稍微侧了侧身，骄傲地宣告。
“我教过他……”
“三年级，”我补充道。
“一点不错，”他叫道。即便是找到了丢失已久的儿子，也不能比他此刻更激动了。
“这些年，你一直在哪儿呀？”他说。
我告诉他，我上了大学，过去十八个月一直在教书。
“好家伙！”他脱口道。“我早知道他会上大学的。那时我就常常告诉班上其他的孩子，奥迪里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什么时候毕业的呢，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样可不好，你知道。”
“哦，”我高兴地答道——我真羞于承认———“我知道部长多么忙……”
“忙？哪里。你难道不知道部长就是仆人吗？再忙也要看望他的主人呀！”
我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我茫然不知所措。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喧闹声也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我想，我应该生自己的气，可是没有生气。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用过于苛刻的标准来看待政治，而这政治本来用不上这种苛刻的标准。
韦格先生自报了姓名，逐字地拼音，不仅如此，还报出了他的职衔全称“阿那塔语言学校主人兼校长”。接着，他向部长谦恭地叙述，他对组织庞大的欢迎队伍如何尽了他的微薄义务。
人民公仆 第一章（3）
部长向着大厅的各个方向挥扇致意。然后转向韦格先生，说：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
主席台上的人都交口称赞，身居高位、却还如此尊敬长者，这样的人难得遇见，部长在这方面确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如此热情地赞扬，倒使我有点发窘，这无疑说明我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正在发生变化。
“不管当部长也好，不当部长也好，”他说，“谁是我的长辈，那么他就永远是我的长辈。别的部长和别的人随他怎么做，而我的座右铭是：行我权力，羞煞魔鬼。”
他不故作谦虚，倒令我有点敬佩。难道谦虚不也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傲慢？我们都自认为是上等人，谦虚阻止了我们这样称呼自己，但并不会阻止我们希望别人这样称呼我们。当那些天真的理想家们自以为是的为借来的政治洁癖和繁文缛节而斗争时，像南加那样的人却不耐于这种惺惺作态，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当这些想法——或许并不是以上述那么准确的字眼，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时候，肉麻的赞扬不断在主席台四周回响。
我记得，就在那一刻，随部长来的一位漂亮姑娘，从她的椅子上转过身来看我。我们的视线刚一相遇，她立即又转过身去。我猜想，这情景一定被部长注意到了。
“我的秘书获得了牛津学士学位，”他说。“他本来要和我们一道来的，但我有些工作要他做。扯点题外话，奥迪里，我认为你在这儿真是浪费了才干。我看你最好是到首都的公共部门担任一个重要职务。我们不能把一切都让给高原部族。我的秘书就是打那儿来的；我们的人民必须共同分享‘国家的糕饼’。”
“国家的糕饼”这个旧时的名词，我们有些人还是头一次听到，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喝彩。
这时我的朋友安德鲁？卡迪伯无意中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失口叫出部长当教师时获得的绰号：“就差个机会文学硕士”①这可糟糕得很，因为安德鲁和部长来自同一个村子。
他对待安德鲁的态度，使我想起了四年前领着一群狗的另一个南加。
“真对不起，先生，”安德鲁可怜地道歉。
“对不起什么？”部长吼道。
“先生，别在意那个傻瓜，”韦格先生忙不迭地安慰。“这是人们过去的说法。”
“我看还是开始吧，”部长说着，仍然一脸怒容。
韦格先生虽然一开头就声明，对这些贵宾无需作什么特别介绍，可他还是足足讲了二十多分钟——主要是自我吹嘘，为他在阿那塔及“周围地区”做的党务工作大事张扬一番。
最后，一个相貌粗陋的村民在十几步远的地方站起来，喊道：“够了，不然我就拉你下来，还要你三便士。”
这下妙极了。哄笑声一英里之外都听得到。韦格先生最后致词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说实话，直到部长站起来，笑声还没有停止。
原来，这里面有段故事。多年以前，韦格先生还是一位贫寒的小学教师，他有一辆破得快散架的自行车。不用说，刹车也不灵。一天，他骑车滑下一段很陡的山坡，冲向山谷里的一座窄桥，看见一辆卡车——那个时候，卡车还是稀罕物——正从对面山坡开下来。看样子，两车就要在桥上相撞了。绝望之中，韦格先生拉开嗓门，向过路的人喊道：“看在上帝面上，把我拉下来！”见行人没有反应，他又加了一点筹码：“拉我下来，给你三便士！”从那天起“拉我下来，给你三便士”就成为阿那塔一带流行的笑谈了。
部长的演说自然而风趣，效果极佳。眼下还没有临近选举，他边笑边说，他并不要求大家的选票；就像“一次家庭团聚——完全是一次家庭团聚嘛。”他宁可不用英语对自己的乡亲们讲话，那毕竟是一种外国语，可是他也从经验中懂得，用方言发表演说，有可能在报刊上造成曲解和误会。听众之中有些陌生人不讲我们自己的语言，他也不想排斥他们。他们都是我的伟大国家的公民啊，不管他们来自高原，还是来自低地，等等等等。
他提到的陌生人，我猜是埃莉诺？约翰太太，来自沿海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女流，她早已加入部长的人民组织党。她浓妆艳抹，满身飘香，虽然不再年轻，但如果她想要的话，她看上去完全有能力为自己争辩。她坐在部长左首，一边抽烟，一边摇着扇。她身边坐着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美丽姑娘。我没看见她们交谈，甚至连眼神接触都没有。我不知这位姑娘为什么要混在这群粗鄙的人中间；就好像她只是个搭顺风车的人，打算搭乘他们的车从一间女校到另一间女校。
演讲会结束后，部长连同他那一行人被领到“主人的府邸”——这是韦格先生对他那所水泥砖砌的方正房子的雅称。外面，舞蹈姑娘们重又跳起来，猎人们放尽了最后的弹药，此刻正在耐心地等候事先许诺给他们的棕榈酒。部长随着音乐的节奏，郑重其事地分别同每一伙人跳了几步，并且挑选跳得最好的姑娘，在她汗水淋淋的脸上粘上几镑红色的钞票。每一伙人又另外得到五镑的馈赠。
后来，在“主人的府邸”里，我对部长说：“你今天一定破费不少。”
他望着手里的冰啤酒杯，微笑着回答：
“破费？老弟，你不大了解情况。我把一切一切都分给别人啦，自己什么也没留下。如果有人来跟你说‘我想让你当部长’，你就赶快撒腿跑开吧。我说的是心里话。上帝可以为我作证。”为了证明自己是在发誓，他按照习惯伸出了舌尖。
“当一个部长，表面上是甜的，心里却是苦的，相信我的话吧。”
我一声不响地挤进人群，凑到记者身边（他似乎应该认识到会的每一个人），在他耳边低声问道：“那位姑娘是谁？”
“哦，”他警告似的张大了嘴，说，“别挨近她，这块美味咱们可沾不上。”
我对他说，我并不想接近她，只想问问她是谁。
“部长从没有把她介绍给任何人。大概，她是他的情妇，要么是他的亲戚。”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也打听过，可是白打听，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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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 第二章（1）
独立后，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重要的不是你懂得什么，而是你认识谁。请相信我，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像我这样一个不肯俯身去舔大人物靴子的人，处事往往是很难的。为了取得伦敦的研究生学位，我正在申请奖学金时，我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想求得部长的帮助。部长本人在接见结束前再次提到了学位的问题，可我并没有受到一点激励。（说实话，我尽量避免再引起他的注意。）不过，我对他的建议似乎也没有什么反感。他邀请我去首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