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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违法、恐怖主义与惩罚（10）
因此，唯一真正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恐怖分子进行袭击活动之前就阻止他们。我们可以通过监视他们，基于他们企图进行自杀性袭击事件的证据对他们进行拘禁或处决，这样就可以阻止他们进行恐怖袭击了。那些计划行动的人也会因为有阴谋而受到处罚。
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某些独裁国家，它们想利用这些杀伤性武器去攻击敌对国，却不在乎有多少人会死，会受到其他国家什么样的报复行动，如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独裁者，他在很大程度上都低估了其他国家大规模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因为一些阿谀奉承的人给他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或者他相信那些民主的受害国家不太愿意采取迅速果断的应对措施。
我必须承认一点，预防袭击的证据比应对袭击的证据更加不完善。决策者经常出差错，所以必须认真分析研究有关犯罪组织的事实证据。但是除非有百分之百的犯罪证据，否则那些犯罪分子是不会认罪的。正如波斯纳在他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有必要考虑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
此外，在采取防御措施之前，某些事件的确定性被极大地降低了，因为武器的杀伤力迅速提高了。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武器的能量持续增大，而且越来越容易获得。有关预防战争和采取预防措施以抵制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的批判观点忽略了一点，即武器能量和可用性的巨大变化。民主国家已经意识到，它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贝克尔
评论
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美国没打算侵略阿富汗的决议，以及伊朗和朝鲜在努力研制核武器，这些都激化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时候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或防御性战争比较合理。如果“先发制人的战争”范围太窄，那么我们就将其归到防御性战争中，这样就没有争议了；如果你确定自己会受到袭击，那么你先发制人，先采取行动是合理的。事实上，自我防卫的本质含义就是在你的对手行动之前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遭遇袭击的危险发生在未来而不是眼前呢？危险迫在眉睫应当成为开战的必要条件吗？由此开展的防御性战争往往是错误的吗？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答案是否定的。开战的合理决策应该是基于国家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之上的。一国准备对敌国开战，可以阻止敌人的袭击，但也给本国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必然与这些成本有关联的是袭击不会马上发生这一客观事实。这基于两点考虑：
第一，未来的成本损失与当前的成本损失对于决策的影响力不同。这是很明显的，当成本损失只是纯粹的资金损耗时，要你在当前的100美元和10年后的1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当前的100美元，因为这些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在10年以后金额一定会有所增加。但是如果想要避免在未来产生大量的非资金性的且对国内和国际都产生影响的成本，那这种贴现未来成本的方法就不那么适用了。
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伊朗没有找到杀伤性武器一事就充分说明，如果在未来存在袭击的危险，那我们是很难估计出它实际发生的概率及可能性有多大的，但是这一点并不能作为驳斥展开防御性战争的有力论点。实际上，从定义的角度来看，只有当一次袭击发生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且已经发生时，防御性战争才会发动。如果袭击者预测到被袭击者真正发动一次防御性战争时，袭击发生的可能性会更小，因为袭击者有可能在行动前改变主意。
但是当未来袭击发生的可能性逐渐降低时，其产生的预期成本可能会很高，因为你的对手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在未来你的对手能够进行比现在更为致命的打击。也许可以采取防御措施来防御敌人更大规模的攻击，但这需要更多的投资。假设对手在未来某一段时间进行袭击的可能性是，如果受害国仅仅靠目前的实力去对抗，一旦袭击发生，其造成的可能的成本是100单位，根据实际发生的概率，其所造成的预期成本是50单位。但是，如果受害国愿意多花费15单位的成本去抵御袭击，那么预期成本将会减少到20单位。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思考，如果受害国多花费5单位的成本进行防御性打击，那么在目前就能够消除未来所有袭击发生的可能性。既然5单位的成本少于35单位的成本（35单位的成本代表的是未来的袭击没有受到防御，发生后所造成的损伤和抵抗成本之和），那么发动防御性战争就是合理的。
历史上能够证明这种观点的就是1936年纳粹分子重新占领德国的莱茵地区，这个地区已经在《凡尔赛和约》的框架下进行非军事化管理。对于侵略德国这种违反条约的行为，法国和英国都进行了反击，尽一切可能推翻希特勒政府（当然，日本不太可能去袭击美国，英国也不认为德国取得了胜利），发动防御性战争所获得的收益已经远远超过其花费的成本了。
波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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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民主、文化与经济全球化（1）
小国家的经济优势
在《联邦党人文集》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强烈建议美国国会赋予联邦政府更多的权力，因为他声称拥有巩固的中央政权的超级大国会有更自由的国内市场，能够更好地应对外患，能更容易提高税收以满足政府所需。然而，自1946年以来，国家的数目从76个迅速增加到200多个。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国家从殖民国家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比如印度或刚果民主共和国。其他原因则是，一些国家分裂成小国，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小国。地区从国家中独立出来自成一体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了一种趋势。
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是民族主义愿望以及过低的经济效率吗？我的结论为：在过去的50年里，全球经济迅速发展，极大地减少了汉密尔顿那个时代的一些小国的经济劣势。事实上，国家小也许会更有效率优势。这就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国家基于种族、宗教、语言和地理位置等独立出来的原因。
在过去，一般情况下，国家越大，所提供的国内市场就越广阔，对于货物、服务、资本以及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就会越少。相反，在国家的周边地区，关税、配额、资本及移民的限制都阻碍了货物、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大多数壁垒都会减少。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被强制要求降低关税，取消大多数货物和服务的进口配额，在某种情况下，还有资本方面的要求。结果，从1950年起，世界贸易就以每年10％的增长率增长。
换句话说，小国可以通过和他国进行贸易来获得大市场的优势。所以，相比于大国，小国国际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例就不足为奇了。比如，2004年，美国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10％，而冰岛为37％。在过去40年里经历过经济迅速增长的大多数贫困国家也广泛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不仅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新加坡这样做，智利和毛里求斯也这样做。除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很小。此外，国际贸易的广泛发展也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从长期的经济低迷中拯救了出来。
在国际贸易中，世界范围内的小国会有一些优势。它们的出口份额很小，以至于不会被他国视为威胁，也不会遭遇大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它们常常进行市场细分，对于那些十分重要的市场让大国介入的可能性很小。比如，拥有5 000子民的蒙特卡洛小公国，已经成为体育明星和其他富人的避税天堂和赌博重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成为向相邻国家或地区运送货物的交易中心。毛里求斯也成功地对纺织品和旅游业进行了集中化管理。
汉密尔顿关于小国的其他论断，现在小国可以在美国、北约或联合王国的军事保护伞下驾驭自如。也许，小国在提供其他政府服务方面处于劣势，但是大国中的利益集团会在提高税收和分红上运用规模经济，以榨取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许多小国的情况都很相似，所以那些利益集团所榨取的群体范围就小了。
对国外生产者所设置的关税和配额使小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因为它们无法影响国际贸易的进出口价格。这种成本劣势降低了小国国内的生产者同外商竞争的能力。
第八章 民主、文化与经济全球化（2）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证明了小国所具有的一些优势。当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时，民主德国的生产率远远低于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内外部经济学家都对两德相互融合与影响所带来的影响提出了警告，防止民主德国的人民的工资低于联邦德国的人民的工资。很自然，结果造成了民主德国过高的失业率，那些失业人员得到了来自联邦德国纳税者的大量资金支持与回报。统一之后，这种回报率仍占全德国收入的4％。
如果民主德国保持独立，并与联邦德国在货物、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上达成协议，那么无论是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从经济上都会更加富裕。联邦德国的低工资反映出联邦德国工人的低劳动生产率。这些廉价劳动力会吸引来自民主德国和其他跨国公司将部分业务外包给联邦德国，从而为联邦德国提供就业机会和提高其工人的工资水平。不幸的是，随着欧盟扩充到一些中央集权的欧洲国家，像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些国家拥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从而破坏了民主德国吸引外资的前景。
大约1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那时斯洛伐克在独立上明显存在困难，因为它得到了捷克富裕地区的救济和资本投资，并且斯洛伐克的许多当权者之前都是社会主义人士。但是经济上的压力迫使斯洛伐克必须作出一个现实的选择，所以它迅速向自由的市场经济过渡与调整。
我的结论是：经济上的影响不再能阻碍国家内部的分裂活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持续存在着分离压力，比如目前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主要领导人要求通过公众投票来决定其是否应完全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巴斯克地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自治权，所以这个例子表明赋予地区权力不是一个完美的地区候选独立方案。在法裔加拿大人要求魁北克从加拿大独立出来的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政治压力。尽管相比于10年前，当加拿大相关地区获得更多自治权时，这种声讨声变弱了。许多在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仍幻想着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印度尼西亚的许多群体仍在为独立继续抗争着。
由于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小国在经济上能够发展得很好，甚至好于大国。但据一些资料显示，仍然有许多人，包括经济学家，会认为一旦国家分裂成小国，经济会遭到破坏。
贝克尔
评论
我赞同贝克尔关于小国的经济成本会降低这一看法，并且这种降低伴随着殖民帝国的瓦解（主要是英国和法国），这是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数量增多的主要因素。然而，我将关注点集中在国家大小的利益层面，即使小国的经济成本有所下降，除非这会带来好处，否则小国是不会希望这种经济成本的降低影响到国家数量的，特别是当我们假设某地区从一国独立出来成独立小国的成本很高时。
关于什么决定一国规模大小的问题，同样需要关注企业、私人和公共组织的规模，甚至是动物的大小。对于一家公司，其规模主要由平均成本决定。当这家公司很小时，通过细分市场、扩大规模，会降低平均成本，从而使公司更具竞争力。但超过了赢利点，平均成本就会上升。对一家大公司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需要多层次的管理架构，就像通用电气公司这种跨国公司一样，进行分权管理。
第八章 民主、文化与经济全球化（3）
从传统经济学角度来考虑，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在决定一国大小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也起作用，比如抵抗他国能力的大小。这里我们会对动物进行一个类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