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妈妈 采访中断
其实，让严亭亭痛哭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掉了钱。钱包里有970元现金，还有她的身份证、银行卡及饭卡，最主要的是还有一张她妈妈的绝版照片。当问到有关她妈妈的情况的时候，小严捂住嘴巴一直摇着头，眼眶湿润，不愿再提妈妈的事。
据小严的朋友介绍，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小严就十万火急地往北川赶。车子不通，就只有走路，当走到北川的时候，发现已经封城了，幸好遇到一位送药的叔叔，她才进了北川。一进北川，她就直奔妈妈被埋的地方，在废墟上，她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想将妈妈的遗体挖出，但到最后也没能见到妈妈一面。
固执女孩 只要照片
“妈妈生前所有的照片都被埋了，只剩下那张遗失的照片，所以显得格外珍贵。”小严说，她从没有告诉过同学们自己家在这次地震中发生的重大变故，也不希望同学和朋友知道她现在的状况。她现在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找回那张妈妈的绝版照片，希望偷走她钱包的小偷能良心发现，将照片还给她。“钱和银行卡我都可以不要，只想要回妈妈的照片。”
给小偷的一封信（原文）
“尊敬”的小偷：
你好！11月30日，我在总府路公交站台乘坐4路公交车时不慎丢失了钱包。钱包里有970元现金，还有本人的身份证、饭卡及银行卡。
其实，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里面那张我妈妈的照片！我家在北川老县城曲山镇，“5·12”大地震让我失去了妈妈，照片是我妈妈留给我的惟一的东西！
在此，希望偷走我钱包的小偷能够良心发现，将妈妈的照片还给我，也请你放心，我绝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只希望要回妈妈的照片。如果你能将照片还给我，我非常感谢！
一个来自北川的大三学生 严某某 （来源：华龙网…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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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擂鼓镇
我与擂鼓镇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缘分，每次去擂鼓镇，总会赶上一个特别的日子。
地震前我从未到过擂鼓镇。地震后第一次去擂鼓镇，是6月10号，与专家组的几位成员一道，同行的还有二炮总医院的一位女军官，地震后她和她的战友一直在安县、北川灾区抢救伤员。
镇如其名，擂鼓镇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片喧哗。地上的机械与人流，天上的直升飞机以及弥漫在空气里的紧张气氛，各种喧嚣汇合在一起，一进去，人仿佛通体都在沸腾。
快到板房区的时候，车陷进了泥里，大家都下去铲泥推车。这时候我接到了儿子从绵阳打来的电话：“爸爸，刚才发橙色警报了！”我一看时间，是中午11时30分。儿子一直在家看电视，他说现在唐家山堰塞湖大坝的泄流量已经达到6420立方米/秒！早上我看直播，流量才700立方米/秒，一下增加了近十倍，我的神经立时紧张起来。
昨天专家组首次到绵阳。他们到达前一天，我在电话里对专家组秘书长张强说，你们要来绵阳我们既表示感谢，也表示欢迎，但是这几天是绵阳最危险的时候，人都在往外面跑，你们还要进来，请你们好好考虑。张强笑着说：“没关系，我们就是干这行（应急管理）的，不用怕。”但当我把橙色警报的信息传达给张强的时候，他脸上还是有一缕忧虑。
11时50分，儿子又打来电话，流量达到9780 立方米/秒，全市都已经高度紧张。我们所在的擂鼓镇并不危险，但市里的情况的确令人担忧。我让儿子紧紧跟随他母亲，该撤离的时候马上撤离，一定不要单独行动。按市里当初跟每个市民的约定，只要一听到红色警报的信号——白天是警报器长鸣，夜晚是焰火加警报器——马上撤离。我们每家每户手里都有一张撤离卡，上面画了我们的撤离路线和我们要到达的避险位置，此前几天全市还做过大规模的演练。但演练归演练，真正到了紧要关头，心里的恐惧感还是陡然升起。对我们来说，主要是担心身处险境的家人。
担心也没用，我们除了随时关注唐家山堰塞湖的信息以外，别无他法。
天上的直升机一架接着一架，往来于山凹里那块停机坪和西北方向六公里外的唐家山之间。我站在公路旁，以一处孤零零立在废墟中的门框为背景拍天上飞过的直升机，努力想抓住那种气氛。这时有一位操着浓厚东北口音的胖大嫂从废墟里出来，手里拧着东西，有些不屑地说：“拍这有啥意思呀，要拍待会拍‘米…26’吧！”听上去她很得意于自己的见多识广。我心里感叹，原本偏僻的擂鼓镇现在居然什么人都有，其杂乱可见一斑。
在直升机的嘈杂声中，张强对擂鼓镇的镇长李正林和北川县政协主席杨应庆进行了访谈。李镇长疲惫的脸上还隐含着一丝忧虑，杨主席则对山东援建充满了感动。当他说到山东援建方不但为他们搭建板房，还特别为他们考虑了基础设施及擂鼓镇今后的重建与发展时，杨主席口中连说：“山东人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随后他就声音哽咽，眼眶也随之湿润了。
陪同我们在擂鼓镇调研的有两位北川干部，一位是北川县委农办主任，另一位是北川科技局局长陆桂琼。陆桂琼是2006年党校中青班的学员，我比较熟悉。她说她地震时被埋进废墟，两个多小时后才自己爬了出来，现在脚伤还未痊愈。
农办主任身材高大，他说多年前他也是党校学员，但我对他的记忆已经不太清晰了。他徘徊左右，眼里自始至终带着一种忧伤，口中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这么大的地震，为什么事前没有预报呢？”董玉飞的事出来以后，我第一反应是他，后来上网一查照片，不是。但这个高大男人的忧伤眼神，令我永生难忘。
访谈快结束时，一个消息传来：北川县城进水了！龙尾公园那一片已经被淹。回来的路上张强告诉我，当听到北川县城进水消息的那一瞬，陆桂琼流泪了。她的家就在龙尾公园那一带，地震后房子还没完全垮塌，她家中的全部财产，一样也没来得及抢出来。
我第二次到擂鼓镇，是6月24号北川县城“开放日”，这天很多北川人地震后第一次回县城。他们既是去看废墟中自己的家，也是去看自己亲人遇难的地方。擂鼓镇通往北川县城的公路上，车堵了整整两三公里，站在半山望下去，烟尘滚滚，帐篷连连，简直就是一派战场的景象。我们与特警队张政委约定在擂鼓镇一座铁塔下见面，由他带我们进城。可是，在镇前镇后转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那座铁塔，见到一身作战服的张政委。
我最后一次到擂鼓镇，是9月22日陪美国匹茨堡大学灾害管理专家Louise fort去看擂鼓镇板房。这时候的擂鼓镇在山东对口援建下已渐渐显露出美丽、安宁新家园的景象。但是，当我们傍晚快离开擂鼓镇时，天空飞起了 细雨。两天之后，那纷飞的细雨便演化成汹涌澎湃的暴雨和泥石流，让北川再次遭受巨大的伤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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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言万语（代后记）（1）
这里的文字所要传达的实际上只是我自“5·12”大地震以来的一份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我感受到的，原原本本，不敢妄加修饰。面对如此重大之人类与自然事件，卑微者若我只是想以我个人的视角呈现两样东西：事件之一种真实；事件中的人带给我的感动。
经历了“5·12”地震的，我对事的矫饰和对人的矫情都是不能接受的。此言既出，反躬自省，我感觉自己在说上述这番话时还是有点矫情，于是把自己放低、再放低，说出实情：从我心底来讲，做这件事的初衷只是想完成一次个人的情绪排解，或者说，一次自我精神救赎。
所谓言为心声。“5·12”地震后，经历太多，积郁自然也就多。“5·19”那天又错过了用眼泪宣泄的机会（那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能力流泪），这以后就再没痛痛快快地排解过。千头万绪摆在面前，很累人，千言万语闷在心里，很伤人。
我是教师出身，嘴巴是我们基本的生存工具，说话，甚至说废话是我们基本的生存技能。没想到地震我是逃过来了，原先那套巧言令色的功夫却像是给废了。我是讲应急管理的，记得去年3月底有一堂外请课，本人自我感觉特好，那堂课讲得来是风声水起，上午讲完课下午还兀自在那儿激动着（现在想起来，有些汗颜）。说来也巧，“5·12”当天竟有两个班该我上应急管理课，为了赶场我是倒来倒去，结果就把下午的课给倒没了。没想到一场地震下来，一切都改变了。
地震后两个多月，原先请我上课的那个班让我去补上“5·12”下午的应急管理课。我拖把椅子坐到讲台边，千言万语在心头，却怎么也提不起那口用来说话的气，那时候，就觉得语言是多么的无力啊！如果说原先的我是“废话多于文化”的话，现在的我只觉得“说什么都是废话”！我知道自己已成了“5·12症候群”患者，具体症状：内心极其敏感，表达能力丧失。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了。
幸好，脚印来了，搭救了我，要不然我接下来真得去找心理医生了。
去年8月，与脚印在绵阳的一次偶然谈话重新激活了我表达的欲望，让我第一次有了用文字把个人见闻和感受记录下来的想法。对于完成这一任务，起初我并没有太充足的信心，后来在脚印的循循善诱下，自己把心态放平和了，文字也就顺顺当当地出来了。文字出来了以后，我试着回过头再去看看，居然每看不足数页，就会自己流出眼泪来。奇怪了，我原来没想过要动声动色呀，那些文字怎么就变得如此的情感化了呢？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好多的情绪、情感都沾染到文字里去了。唉，这才叫“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呀。原来不必刻意，也能传情。感谢脚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位“5·12症候群”患者用对个人经历与感受的回溯完成了一次彻彻底底的自我排解与救赎。现在，我的心里畅快多了，症状也缓解了许多。
地震只是一种自然现象，“5·12”却是一个巨大事件。有说这次地震千年不遇，换言之，人类数千年积攒起来的智慧也不足以体认这一巨大事件。果真如此，我所说要传达“事件之一种真实”就是在妄言了。别说全部的真实，就是“一种”也很难做到。但是“真”和“诚”其实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指向客观，后者指向主观。渺小者若我，如果没能力保证自己表达的一定是“真实”的话，我至少保证自己是在努力一种“诚实”的表达。出此考虑，我把书中全部的文字明确分为两类：客观的和主观的。前者是原生态的语言，后者是我的感受的文学。客观部分的文字，我尽量保存它的原生态，避免矫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千言万语（代后记）（2）
此前，我读过一些访谈录，我不太赞同把口述者的语言转换成作者的书面语言的表达方式。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这样做既丧失了原生态语言的生动性，也失去了原生态语言所特有的那种现场氛围感。这两样东西都很宝贵，只在原生态的口语中才有，一转换成书面语，立即消失。第二个问题，如果讲述者是用心和感情在讲述的话，他的语言本身是有生命的，它自成一个世界。在这个有生命的语言世界里，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其丰富程度，超出转述者的想象，甚至超出讲述者自己的本意。这其中有多少信息我们读懂了呢？不肯定。既然不肯定，就最好别割裂它，保留其鲜活性。说句实话，主观部分的文字我写得比较顺也比较省力的，反倒是客观部分的文字，我是费尽了心思：有时候一句录音要反复听上几十遍，生怕转述错了，曲解了当事人的原意；有些地方的一次停顿、一声咳嗽，甚至于一句口误，我也是尽量保留；方言，声高声低，宁愿加注释，也要保持原貌，生怕因为自己的擅做主张，丢失了话语中的那些“意义”或“意思”。我就是带着这份诚惶诚恐，来努力贴近事件的“真实”的。当然，有些时候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或读者阅读心理的考虑，对某些文字必须做点“活儿”，但原则是：可以删减，但不篡改。
再说感动。如果说一件事让您动了感情，那么动了您感情的，不是事件，而是事件背后的人。“5·12”作为一个巨大事件，在一瞬间把人还原到了本初状态，那一刹，做什么，靠的是本能，想什么，全源于本心。人在那种时候，是没办法做任何的矫饰与遮掩的，这时候释放出来的，是人的本性；隐含其中的，是世界的真谛。访谈中与当事人的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