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县安监局的牌子挂在一棵大树旁，安监局和国土局合租一个院子办公。安监局的所有人合用一间二十来平米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有五六位同志。局长的办公桌靠窗。周遭环境嘈杂纷乱。
陈局长身材高大、面容和善，言语间始终带着微笑。他的左脚似乎不方便，他解释说，那是地震中受的伤。简短的问候之后，转入正题。但正如我们所担忧的，一听说访谈，陈局长就面露难色，委婉拒绝。幸好有同行的老刘，他是土生土长的北川人，在北川有十几年的工作经历，跟陈局长以兄弟相称。短暂的眼神交流，陈局长默许了。
受访人：北川县安监局局长、原北川县禹里乡党委书记陈国兴
访谈时间：2008年7月21日上午
访谈地点：安昌镇北川县安监局临时办公点
访谈人员：清华大学应急研究基地周玲；北师大社会发展研究所张誉译；绵阳市委党校张建、刘奇志
周玲：请您谈谈“5·12”那天的情况。
陈国兴：禹里是原来的北川老县城，是全县第二大乡镇。5月12号这天，我在乡上组织干部开会。村干部——村三职干部：书记、主任、妇女主任，还有机关单位的负责人和全体乡干部。正好这一天，我组织召开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动员会。会结束后，我们把大家请过来吃了点饭。饭吃规矩（结束）以后，我们刚好要上班，大概也就是2点24分——我是看了时间的，我从寝室里往出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突然之间开始摇晃了！我想抖两下就不会再抖了，因为地震我见过呀。1976年平武地震我也见过呀，我说你抖两下就不会再抖了，摇两下……我正走在一个巷道里，突然之间就大动了！我看到房子往下垮，我两边的房子、前面的房子往下垮，我正对门一堵墙，两米多高近三米的一个围墙倒过来了，我一让……围墙倒了以后，我一个箭步从围墙上面跳下去……当时我的踝关节两处骨折。
周玲：啊！当时骨折啦？
陈国兴：当时就骨折了，我跳下去以后，我这只脚就没法动了。我看到周围的房子往下倒，我当时跳在一块菜园地里。如果围墙不倒，围墙我是翻不过的，我那天就已经塌在里面了。等我出来以后看，整个那一片儿，房子全部都倒了。我蹲在那里看周围，我第一感观就是：我不得活了！瞬间的时候，我说我绝对死了！因为像那种情况下，自身是感到没有生存的可能。那个震得太、太厉害了！房屋全部往下倒，前面的墙垮，后面的房屋往下倒，我就趁间歇的那一下……我听见这边有人喊说：“人塌到了，有两个人！”是那个老贾在喊，他说他母亲塌在里面了。我往这边一跑，我想去拉他一把，他说：“陈书记呀，这里塌到人了呀！”我刚要喊他一声，我就看见墙倒下来了，我要不是一个箭步跳得快，那也把我压塌在里面去了。
……一股烟雾过后，我反应过来，拄了一根农村搅面的面棍，一把撑着，双腿就站起来。我一看，想：禹里这次是毁灭性的灾难！我马上感到，肯定人员伤亡太重了。当时哭的哭，叫的叫，整个禹里全城哭喊一片。我拄着棍子，马上就动员老百姓，尽快地疏散到空旷的地方。当时还有余震，两边的房子还在落砖瓦块，我让老百姓往河边疏散。好在那天开会，村长、书记都在，机会非常之好。我这儿26个行政村，145个社，还有一个社区居委会，干部都在。村镇干部马上组织人员往河边撤。突然，我说：学校有问题！学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共有七所中小学校，1696个学生。我们政府大楼后面就是一所中学，也就是北川二中，叫“北二中”。任家坪叫北川一中。当时我就跟李乡长分工，乡长就全力以赴去救学生，我来负责街上这一块。地震以后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四个6，就是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第二个电话我就打110；第三个电话打112。连拨三个电话都不得通，我就晓得这次灾难太大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陈国兴访谈录（2）
周玲：开会一共有多少个干部？
陈国兴：那天开会一共150多个，包括村上的，机关单位，包括我们乡干部。
周玲：乡干部是多少人呢？
陈国兴：我们乡干部是37个。
周玲：干部里面有伤亡吗？
陈国兴：干部没有。我们37个干部没有一个伤亡的，唯一伤了就只有我，踝关节现在还是肿的。（笑声）……乡长赶到中学去，在中学组织中学教师疏散学生。禹里中学、小学，整个教学楼，上面两层是塌完了的，包括教师的宿舍，也是塌了的。最好的就是我们1696个学生，只伤了28个，死了一个。由于抢救非常及时，学生伤亡不大。
周玲：你们当时是怎么对学生施救的呢？
陈国兴：首先组织教师，然后是街上的青壮年。因为治城（注：即禹里，这是当地人对北川原县城的称呼）街是比较大的，又正在开会，干部也比较多。整个街上的城镇居民也比较多。我们一走在前面，他们就自愿来了，都是非常自觉的。
周玲：你说，教学楼的上面两层都垮掉了？
陈国兴：全部垮掉了。
周玲：那里面有学生吗？
陈国兴：有学生嘛，掏出来了，还掏了几十个学生出来。
周玲：没有学生被压死吗？
陈国兴：没有压死。教学楼垮下来的时候，底下全部是空的，包括楼梯口。我们有一座教学楼是三楼一底，只有一个巷道，只有一个楼梯口。整个三层楼的学生全部走一个楼梯口下，但整个楼是垮完了的，学生没有一个遇难。当时除伤了28个外，还有一个是重伤，那一个是晚上……当时如果救援及时，如果路通，或者有飞机，能够及时抢救，他是不会死的。
周玲：当时禹里是不通路的，对不对？
陈国兴：不通路嘛，当时交通、通信全部是中断的。
张誉译：那个学生被压到哪儿了？
陈国兴：胸部、腿部，两只腿压烂了。他是晚上四点过才死的，就是12号的晚上（注：应该是13号凌晨四点）。当时我们医院也全部塌了，夷为平地。整个禹里，重伤126个，死亡42个。整个禹里是14500人， 4300户。禹里伤亡也不是很大……
两点半地震以后，三点钟，我看了一下，我说县上也不给我们打电话，当时我很急。我看禹里灾很重，但我不知道北川县里……电话打不通，交通也中断了。三点钟我们把老百姓疏散到河边后，我马上就组织召开了一个会，成立了几个小组。开了五分钟的会，我点了几个副职，我们几个领导就分了工了。我把一个管农业的副乡长派出来，到北川县城去给县委报信。我专门又派了一个双鱼村的村长，叫李家友（音），他身强力壮的，又会骑摩托。我说：村长骑摩托，把陈乡长搭上，第一时间到县上去汇报我们禹里的灾情。我说你口述我们禹里现在存在哪几种情况，需要急救的哪几种情况。结果派出去就一去不复返！我是头一天下午三点钟派他们出去的，他们第二天晚上才走到北川。因为当时路中断了，余震不断，他们翻山，只能看着高压铁塔走，在深山老林里蹲了一个晚上。
周玲：问题是当时北川也进不去呀？你们知道临时指挥部设在任家坪吗？
陈国兴：当时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以为县城还是很好的，我以为地震最重的是我们禹里。一直等到第二天的下午，没有音讯。那个时候我就很急了，我马上又派我们清凉村的支部书记刘秉云（音）去，我又亲自写了一个便条，写上我们禹里现在整个的灾情——因为第二天我就基本清楚禹里的情况了。
陈国兴访谈录（3）
周玲：您是说从禹里（街上）到村里也进不去？
陈国兴：很多村都进不去，道路全部垮塌了，没办法。翻山越岭我都把我的村干部派回去，第一时间要求他们把各个村的基本情况摸回来，我们才能掌握全乡的情况。第二天有的村已经把情况反馈回来了。
周玲：您是说13号？
陈国兴：对，13号的下午，有几个村没有回来，有十六七个村的干部回来了，把他们村上的基本情况——他们村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失踪了多少人，整个的房屋倒塌的情况，都已经给我们报回来了。
周玲：最迟那个村是什么时候报回来的？
陈国兴：最迟是14号的下午。……村上的情况报上来以后，13号下午我就写了便条让刘秉云送去县上。刘书记被派出去了以后，还是没有回来，我非常之急。14号晚上，我就准备亲自出去。但是我的踝关节骨折了以后，脚全部肿了。我（心里）说死了那么多人，受了这么大的灾，县上为什么不派人下来看一看关内（注：北川县城曲山镇以西被当地人称“关内”，曲山镇以东称“关外”）？我还比较抱怨。我当时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那天晚上我组织了二十个人——有干部，有街上的居民，我说抬都要把我抬出去！那天晚上我写了一个“紧急救助请求”。那晚我整夜没有睡觉。但是山路陡峭，抬不出去。我想，不能给大家增加麻烦。我就又派一个乡长——李乡长带着我写的“紧急救助请求”出去。我直接写的是“省委、省府”、“市委、市府”、“县委、县府”——我开头是这样写的。一式四份。我就给李乡长口述，教他怎样讲，怎样说，我说你就是“跪”，也要把救援人员给派进来！当时我是含泪写出来的呀！我说你要尽快地出去。李乡长是那天早上六点钟准时出发的。下午他就到达擂鼓（镇）了。他一去就碰到我们四川武警总队的参谋长、副总队长邓厚明（音）大校。他马上就把“紧急救助请求”给邓参谋长。邓参谋长一看，说：“禹里灾情太严重了，必须去！”参谋长带队当夜就出发了，那天晚上他带着七百多个官兵在山上还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他们到了。
周玲：您是说您的乡长是碰巧碰到邓参谋长的？
陈国兴：对，是碰巧碰到的，如果不是碰巧碰上，部队还来不到这么快。邓参谋长带着710个人，一共四个支队来了。部队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外面整个的情况，他们说北川已经夷为平地！
周玲：这支武警部队是您这里的第一支外援是吗？
陈国兴：是的。9点钟他们到了以后，我们就开会，开到晚上的两点钟。我先给他们汇报，然后我们研究具体的方案。地震以后有几大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就是126个重危病人必须要转移出去，这是我们最焦急的。如果他们不转移出去，肯定就看着死。
周玲：“重危”是指哪些情况？
陈国兴：有的是腿断的，有的是手断的，有的是内脏出血，每人的伤都不一致。
周玲：这些重危病人您当时都把他们放在什么地方？
陈国兴：全部都在我们政府前的草坪上。
周玲：那当时有什么临时措施吗？
陈国兴：我们医院的医生全部赶到了嘛。
周玲：您有多少医生呀？
陈国兴：36个医生。我们的医院也夷为平地了，我们把抢救出来的药品全部都带过来了。禹里乡政府前面那块绿化的草坪很大。12号的下午，我们就用老百姓店铺里的彩条布搭简易的棚子。
陈国兴访谈录（4）
周玲：彩条布你们是买来的还是征用的？
陈国兴：直接征用的。老百姓非常支持呀，那些店主也非常支持的呀。我们就在草坪上搭起棚子，重危病人就全部安顿到那里面去……当天晚上，在我们脚下，就亲眼看着死了四个。那是痛死的呀！
周玲：12号？
陈国兴：12号的晚上就痛死了四个。其中有一个武警，转业以后分到我们林场，他的腿杆从膝盖以下全部砸烂了。他喊：“陈书记呀、陈书记呀，我今晚不得过呀！”我用手去摸他的脚，看伤在哪个地方，一摸，是软的！整个裤子里面，骨头都是碎的。当时医生就用布缠，缠不住；又用铁丝、用咬钳拧呀，都止不住血！临近下半夜四点过，他说：“我抽支烟……”一起转业的一位战友给了他一支烟，他拿了一支烟，又吸又说，把烟抽完，他说：“我今晚肯定过不去了……”烟抽完不到20分钟，就咽气了。那个（重伤的）学生也是那天晚上死的。那天晚上在我们草坪上，一会儿死一个抬出去，整个那天晚上一共死了11个。我们看着死了四个。
周玲：当时那些遗体是怎么处理的呢？
陈国兴：当时我们专门组织了一个遗体安埋小组，11个人，有民政办公室的同志参加，对每一具遗体做登记。当天晚上先抬到外面草坪上。13号的下午，一共是42具遗体。凡是能动员家属领回去的，我们都动员他们领回去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