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想想昔日楼兰的辉煌吧：
不同风格的华丽的建筑比比皆是，街上人流熙熙攘攘，不同国家的语言此起彼伏，一拨一拨的驼队来来去去，商人们携带着大量钱币和货物寻找着设有客满的旅馆，中国的军人们也许是在恣情纵酒吧，因为这一派和平热闹的景象似乎显示出他们的多余。。
然而，这一切都去得那么仓促和突然，它似乎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是什么使这个繁华的古城陡然之间变成了一座空城，随即被掩埋在厚厚的黄沙之下呢？
楼兰消失之谜初探
罗布泊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湖泊，被称为“会迁徙的湖泊”。古代，罗布泊就在楼兰古城北，司马迁说楼兰古城：“临盐泽”，就是指的罗布泊。专家们指出，孔雀河与车尔臣河汇入塔里木河，经库鲁克河流入罗布泊。罗布泊是古楼兰的生命之源，罗布泊的迁移，使楼兰水源枯竭，植物死亡，导致了气候恶劣，楼兰人继续留在这里只可能坐以待毙，于是他们只好弃城别走，楼兰古城也就在历史上消失。
但是罗布泊为什么会迁移呢？专家们却又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塔里木河携带大量泥沙，使罗布泊淤塞，湖底抬高，塔里木河只好改道他行，旧的罗布泊就干涸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塔里木河在土质松软的谷地流淌，会自行改道，形成新的河床，造成新的罗布泊；还有学者认为，罗布泊的迁移是由于地质构造和运动表现不均衡的结果。
许多学者也认为，古楼兰的衰亡是与社会人文因素紧密相连的，我国古书记载楼兰古国的最后存在时间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正是我国历史上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北方许多民族自立为藩，相互战争。而楼兰正是军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争、掠夺性的洗劫使楼兰的植被和交通商贸地位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沙漠边缘的古国，丧失了这两个基本要素，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于是，它就变成了今天满目黄沙、一片苍茫的景象。
国王是楼兰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全国土地的占有者，全国百姓都要为皇家服劳役。国王任命执政官，负责执行法律。楼兰国有独自的法律，它包括税收、水利、土地、狩猎、保护树木森林等法，以及刑法和遗产处理法等。研究成果表明，楼兰的保护树木森林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森林保护法。
王国内分设州、城，在州、城内设有地方执政官，基层政权中则设有百户长。除此之外，王国内还设有税吏，他们不仅收取赋税，而且还掌管土地纠纷、民间借贷、男女婚嫁等事务。
楼兰国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次是农业、园艺业和手工业。主要畜产品和农产品有奶酪、酥油、食肉及小麦等。园艺业以种植葡萄和石榴为主，手工业则以酿制葡萄酒为主，王国设有酒局，专门负责收藏葡萄酒。除此之外，楼兰国还有毛毯、陶土、制弓等手工业作坊。
古楼兰的商品交易以中国内地的丝绸为主，此外还有大宛玻璃、安息香料等各种商品，汉代的五铢钱和中亚各国的钱币都可在楼兰流通。
楼兰国早期曾有原始的宗教信仰活动，后来逐步为佛教所代替。公元３世纪至４世纪，佛教已成为当时楼兰国的主要宗教。佛教有自己独立的僧界法规，僧人在经济领域内有相对的独立权利，他们占有土地、借贷粮食、征收赋税等。
楼兰遗址总共出土５７５枚简纸文书，分别由瑞典人斯文·赫定（１９０１年，１５７枚）、英国人斯坦因（１９０６年，２０１枚；１９１４年１０３枚）和中国学者候灿（１９８０年，６５枚）挖掘。
这些文书绝大部分属于官方文书，对研究楼兰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屯垦、文化等具有重要价值。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外学者在楼兰考古的历程
一、楼兰古城的发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90）春，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地区考察，他的一名中国向导——维吾尔族农民艾尔迪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晨，发现了这座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埋在渺无人烟的沙漠中达1000多年之久的楼兰古城。斯文赫定在古城中进行考古发掘，得到了一批卢文和汉文木简及文书，以及一些陶片、中国古钱币、丝绸残片、毛织品残片、铜装饰品、玻璃器残片。他将古城中出土的汉文书和卢文木简带回了瑞典，交给威斯巴登地方的卡尔·希姆来先生进行研究。希姆来先生在研究卢文木简时，发现简文中有数处提到“KRORANLA”这个地名，他认为这就是古代楼兰的音译。他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这座古城就是古楼兰城。古楼兰城被发现的消息发表后，震惊了世界，被西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誉为“沙漠中的庞贝城”的再现。
二、斯坦因在楼兰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清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5年（1900~1916）间三次深入我国新疆、甘肃一带，为英国印度殖民政府进行非法测量和偷窃文物的活动。清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6~1907），他从喀什到和田，沿着昆仑山北麓，经且末来到若羌，然后从阿不旦向北到楼兰古城。他在楼兰古城对两个较大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石器、陶片和青铜制品，以及汉文、卢文木简及文书。民国3年（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跑到楼兰，不仅对古楼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而且还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和墓地，他将这些遗址都编了代号，其中以LA（楼兰——为中心的一级和LK（距楼兰城南50公里处）为中心的另一组是主要遗址集中区。斯坦因这一次在LA遗址上发现了许多石器、青铜器和汉代丝织品、五铢钱币与新莽时期的货泉钱币等文物。
三、桔瑞超在楼兰
桔瑞超是日本帝国海军军官，他受日本佛教净土宗主教大谷光瑞的指派，组织了中亚探险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和清宣统二年（1910），两次到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清宣统二年（1910年）桔瑞超第二次到达罗布泊地区后，曾在楼兰城区和距楼兰城南50公里处的一片遗址上（即斯坦因编号为LK的地方），组织了考古发掘工作。探险队回到日本后，宣布他们在古楼兰城中发现了一份李柏信件，共四张残片。（后据日本学者森鹿三考证，李柏信件出土地点不是楼兰，而是海头）。
四、1979~1980年的楼兰考古
1979~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电视台“古代丝绸之路”电视摄制组联合组成考察队，考察丝绸之路和楼兰古城。这次考察重新测定了古楼兰城的准确地理位置，对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以及楼兰城区和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各种石器、汉代钱币、铜器、丝毛织物和东汉魏晋时期的卢文木简，以及用金银铜等制作的各类装饰品等文物。
附：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一、古城遗址
1、位置与环境
楼兰古城遗址位于孔雀河下游干三角洲南部，罗布泊西北岸上，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西北距库尔勒市340公里，北距孔雀河干河床的最近点16公里，东距罗布泊北岸28公里，其具体位置经重新核定，为东径89°55′22″、北纬40°29′55″①由孔雀河北岸乘飞机至古城遗址，其间有4条干涸的大河床，河床两岸密布许多干涸的河汊和水塘。这些自然遗址表明，古代的楼兰，水利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楼兰城遗址就座落在和四条大河床的两条分汊之间，这两条河汊在古城以东16公里交汇，然后再注入低洼的罗布泊。这里地势西南东低。在楼兰城郊西北至西南2~3公里处，发现大片枯朽的胡杨林，有的枯干合围达2米多。在城址东北部也有成片的枯树林。可见古代这里的植被是比较好的，这些树木是当时城市建筑的好材料。
2、史前人类活动遗物
&；nbsp；&；nbsp；&；nbsp；考古队在城市中和城址附近调查时，发现和采集了许多细石器标本。从制造技术上分，有打制的，有琢制的，也有打琢兼施的；从形态用途上分，有石核、石叶、石核式石器，琢背小刀、刮削器、锥钻、石镞、石矛等；从色相质地上分，有灰绿、黄褐、绛紫等玉髓，也有燧石质。此外还有磨制石器。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楼兰地区就有人类在活动，如果将这些石器标本与解放前斯坦因、博格曼等人在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其他地点搜集的石器标本比较，无论数量、还是形状质地，这里的都显然居于突出地位。由此判断，这里应是本地区远古居民的重要聚居点②。他们的活动，为以后此地城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城市范围与结构
&；nbsp；&；nbsp；&；nbsp；由于千百年来，主要受强劲东北风的侵蚀，古城与附近环境一样，变成了破败不堪、高低不平的“雅尔丹”地形③。古城城墙就混杂在这种风蚀台地中。古城基本呈正方形，按其复原线计算，东面长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108240平方米。由于南北两边的城墙比较顺应东北风势，故相对保存得较多一些。北城墙仅东西两端还残存一些，东瑞残长约35米，残宽约米，残高约22米的缺口，缺口两面暴露出至米不等的板筑夯土四层，此缺口似为北城门。东城墙保留较少，只剩两段，中部偏南一段长约20米，宽约5米，残高约米，有厚米~的夯土四层；靠东南角的一段，长约米，宽约米，残高约3米，夯土层同上。南城墙的中部东端残存约米、宽约8米、残高约~4米的一段，有厚~米不等的夯土5层；中部西端一段长约米，宽约5米，残高约3米；最西的一段残长约米，宽约6米，残高约米，夯土层与东端相同；在中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宽约13米的缺口，基本与北城墙的缺口相对应，似为南城门。西城墙中部南端残存长约13米、宽约5米、高约1米的一段，有厚~米的夯土三层；中部北端有东西错列的土墩两个，靠东的残留在块风蚀高地上，南北长约6米，东西宽约5米，残高约为米，有厚米~8米的夯土6层，靠西的一个土墩城墙复原线处，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米，残高约5米，有厚米~米的夯土5层。东西两墩相距约4米，似为瓮城遗址。以上所见，应是此城最繁华时期的建筑遗迹，从各面夯土层厚薄不等的现象分析，此城是多次分筑而成的。
4、古水道
古水道从城西北角三间房宫署遗址背后转而伸向城的东南角，基本成对角线穿越而过。水道北端与流经古城以北附近的干河床相接，南端与流经古城以以南附近的干河道相通。从水道比较平直规整的走向看，应是人工开凿而成的。水道褶皱带十分显著，由于长年流水，在褶皱带上还残留许多小水螺壳。从水道在场东南暴露的横剖面上测得水道面宽米，从面至底垂直深度米，底部淤积而成的褶皱剖面深度为米，与现在灌溉干渠相类似。当时城中居民用水，应是由些水道供给。
5、城内遗址
城内的布局，以古水道为轴线分为两区：一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主要有佛塔及其附近的建筑；一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区外，西部和南部还有一些大小院落。东北区的北边已无遗迹，东边残留四个点，这四个点与斯坦因当年在些考察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在这一区里，最突出的是佛塔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XA，现残高1米，暴露迹象可分为九层：一至三层为夯土筑，在第三层中残留有碎陶片。斯坦因认为这三层为塔的基座，他说在基座之上为“一符合传统的八边形建筑。”现在，已很难看出其形状。在第四层夯土中夹杂有土块。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土块间还夹杂10~15厘米厚的红柳枝。在第六层中有长约1米的方木暴露于外，方木上有卯孔。紧靠塔身右侧有土块垒砌的小土台，高度与塔身第五层齐，土台与塔身之间有缓坡可以上下，土台中横压着直径约30厘米的圆木和一些长方木，似为建筑物。
在佛塔南面约60米的土台上，散布着许多大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I，他在此进行了挖掘，清理出汉文木简3枚，卢文木片2枚、木牍3枚，以及汉文、卢文文书14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这里挖获了卢文文书。此外，他们还搜集到一些丝织品和生活用具等物。我们在这里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五铢铜钱和玉髓质、玻璃质各色饰珠，以及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这些物品显示了早期“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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