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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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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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一身衣服脏的,赶紧换换衣服走吧!”
  “换啥衣服,以前泥里水里地滚,现在也是整天在农村,谁不知道,脏点脏点吧!”白刚说啥也不换,仍然穿一身脏衣服走了。
  坐到车里,白刚才问秘书:“您贵姓?”秘书客气地欠了欠身:“我姓杨。”白刚说:“啊!杨秘书。”秘书十分不自在地笑了笑,好像承受不起这秘书的称呼:“啊!以后您就叫我小杨好了。”
  白刚觉得我也没叫错呀!现在不是都这么叫吗?况且省委书记们的秘书顶小也得是个处级,和自己一样,有的还是副厅,而且身处重位,自己怎么好不称官衔呢!自己虽然年龄大了几岁,可是没有地位的人,年龄大算个啥,只说明是老没出息,他向来也不敢倚老卖老。他想了想,这个小杨还是叫不出口,便说:“杨秘书”
  “不!不!”白刚一张口,杨秘书马上打断了他,连说了几个不字,然后十分爽快地说,“您就叫小杨,或者小杨子。”白刚一看对方那诚惶诚恐的样子,态度又十分真诚,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虽不明个中情由,不过仍然叫不出小杨子来,只好免了这个开头语,试探地说:“知道徐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吗?”杨秘书欠了欠身,从前座上扭过头来好像十分抱歉地说:“啊!不清楚。”
  我和徐书记没见过面,更没私人交往,什么事呢?竟然连秘书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不管是真不知道还是保密,他都没法再问了。白刚又不善于交际,向来也不会那种自来熟,没话找话也可以说个热热闹闹,只好沉默了。
  白刚的单位在市东边的郊区农村里,省委和省委领导的宿舍都在城市西头。这一趟要横穿市区,而且已接近中午下班的交通高峰,所以走了很长时间。车里虽然安安静静,白刚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地一个劲儿地翻腾,颇不平静。突然派车来接我,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又搞得这么神秘,这是干什么呢?
  终于到了,不是省委机关而是徐书记的家里。这里是挤挤喳喳的城市中一个十分宽敞空旷的大院,里面是一栋栋别墅式小楼。楼与楼离得很远,中间是绿地和农家式的小院。一栋小楼从中间分开住着两家。从那密密麻麻的窗户上可以看出一家竟有那么多房子,住得是那么宽敞,他简直不敢想象。这是70年代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盖起来的,虽然那个时候国家很穷很落后,但这宿舍却盖得非常先进,一点也不落后。
  白刚十分惊奇,哇!省级领导住这么好的房子啊!是啊!他一生哪见过这么好的房子。50年代进城以后他倒是在省里工作,但那时不管大小干部都是住的旧房,条件很差。以后他又到了荒凉的海边去劳改,接着又是长期在农村改造。只上访到过城市,接待他们的又多是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看着这高贵的住宅,好像省级领导在他眼里也高大起来,更显得自己卑微渺小了。
  一进入那个宽敞的大客厅,徐书记便笑着迎过来,热情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白刚同志?坐坐。”
  许多年来白刚没单独见过这么大的官了,近两年来开会时倒是见过省委书记们(那时省委设第一书记、书记若干人,没有副书记),但那是当着不少人,也不是和自己单独谈事情。像今天这样单独和省委书记见面似乎又是谈什么重要事情,这可是第一次,他心中充满了惶惑,所以非常拘束。虽然书记手指沙发一个劲儿让他坐,但他还是拘拘束束地立在那里。因为书记还在立着,他怎么能坐下呢!
  他急切地想知道找他干什么,等待书记说话。一般情况下领导找下级谈工作也是进屋就说事儿不必落座的,可是书记却执意让他坐他也就只好坐下了。等他坐下书记又给他倒了一杯茶,书记自己才坐下来:“今天把你找来,是通知你经中共中央批准,你进省委领导班子,任省委书记。”
  “我?任省委书记?”书记的话白刚当然是听清了,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恐怕弄错,所以还是惊愕地问了一句。书记笑笑:“是啊!你任省委书记。”
  “我能行吗?”白刚有些惶惑地说。徐书记仍然慢声慢语地解释说:“省委经过多次考察研究,根据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顶住巨大的压力,没有的事情,错误的批判,一概不接受,检查一个字不写,决不说违心话,那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乎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重新工作以后,仍然一如既往,顶住巨大压力,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改革的道路上进行着很有价值的探索。你近几年来发表的文章中的要点和对你的检举信,省委几个领导都看过”白刚莫名其妙:“检举信?检举我什么?”
  “检举你攻击党的政策,反党啊!”徐书记笑了笑又接着说,“历史也真会开玩笑,二十多年前反右时著名的花岗岩脑袋的臭名声,前二年对你的揭发检举,现在都成了对你褒奖的证词。省委讨论时,大家都觉得领导班子中,应该吸收这样的人选。你可能觉得自己多年没工作,又没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一下到省委领导岗位干得了吗?省委对这些问题也都考虑过,认为你会胜任的。”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4)
  “这太突然了,我怎么预先一点也不知道啊?”白刚仍然莫名其妙。
  “你不知道,我们却是多次考察酝酿很久了。”徐书记说,“这次进省委省政府班子的只有六个人,却是从几百个目标中挑选出来的。省委常委对你们几个已经讨论几次了。消息没透露出去,说明这次保密工作做得好。”
  “到省委分管什么工作?”白刚仍然有些惶惑,觉得我到省委能干什么呢?
  “还没最后定,初步考虑,让你分管组织。按你的性格,又比较超脱,在省里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关系,和这个派那个派也没任何瓜葛,担任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也可以分管办公厅。你回去可以考虑考虑,最后把意见告诉我。”
  白刚还想谈谈什么时候上班等等问题,但他看书记看了看表,他也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便只好告辞了。为什么省委多次派工作组考察,找人开座谈会,在全所所有干部中进行民意推荐投票,有一次中央组织部还有一个工作组也找白刚谈话,一谈就是半天。从他怎样打成右派,在劳教所在农村改造情况,一直到对他的课题研究的思路都谈了。白刚还以为这些人都是为考察他当所党委书记的事呢!因为他对当不当领导都无所谓,所以毫无顾虑,问到什么都是侃侃而谈,兴致勃勃。因为都是亲身体验,掌握很多资料,所以说得有理有据,生动有趣。就像朋友间聊大天一样,半天主要是他谈了,看来听的人很有兴趣。他对这事没往深里想也就过去了。二十多年不在机关,他也不知道这个党委书记该由哪里考察,只觉得又是中科院又是省委来来回回考察,最后还有中组部,值得费这么大劲吗?
  中组部找白刚时,老书记倒是有过怀疑,中科院考察了,中组部怎么还来呢?他猜想准是上边对这样一个人有争议,二十多年不是劳改就是农村劳动,由个副处一下当中科院研究所的一把手,是让人有点担心啊!他哪敢还往高里想啊!所以白刚调省委的事他本人和研究所领导都根本没想到。任所党委书记,都觉得是连升三级,已经是大大破格了,谁又会往省级领导那里想呢?
  曾几何时白刚还是个臭不可闻的人,反党集团头目,极右分子,在劳教所改造十多年又押回农村“群众专政”。右派问题平反以后,原单位不要,让县里就地安排,白刚要求在县里当个一般干部或中学教员,县里却因他工资高发不起工资不予收留。原机关无可奈何收留以后,连个办公桌也不给他,想找领导谈谈根本不理睬。
  就是这样一个人,四年后却一下进入了省委领导班子,不用说一般人吃惊,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就是他自己也十分惊诧,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这事是真的吗?只听说不少人削尖了脑袋去钻营,跑官买官,升官儿哪有这么容易的?一个多年劳改和被专政的人,自己预先一点不知道就成了省委领导?这是为把小说写得惊奇瞎编吧!现实生活中哪会有这种事?不,这确是8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要了解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1983年的机构改革说起。
  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机构改革。改革已成了新时代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机构改革人们现在也听得多了,但是有些机构改革走了过场,穿新鞋走老路,说是要精简,结果是改革不久却越发膨胀。说是用人唯贤,往往是跑关系走后门,吃喝送礼,甚至是行贿买官。所以有些人对有些改革已不以为意。
  不过1982年1983年的机构改革,确实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
  机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省、地、市、县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四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具体杠杠、有硬指标,有明确的衡量尺度。是容不得换汤不换药、蒙混过关或打马虎眼的。
  解决机构臃肿除了减少层次、减少党委政府工作部门以外,主要是大大减少领导职数,以前省级书记、常委几十人,现在书记常委加起来大省只有十二三人。比以前的书记还少。年轻化说的是年龄,更是硬碰硬来不得虚假。当然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弄虚作假的可能性,提出“四化”以后,不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四五十岁的干部学历越来越高,年龄越活越小吗?不过那终究是少数而且也只能混小个一两岁吧,还能缩回去更多吗?所以年龄对许多领导干部来说就是个硬杠杠。
  当时规定,省委省政府副省级都是六十岁以下,地市厅局干部还能太大了吗?而且省级班子成员五十岁左右的、四十岁左右的要占到一定比例。地市厅局要求更年轻一些。这些要求现在看来很简单,老了该下就下嘛!还有啥说的?可是那时省地市县三级班子的年龄,几乎是上下一般粗,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居多。有些人都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就是不想下。
  一位地委书记,上山下山都需要两个人搀扶,一出门还得由专人给提着尿壶,仍然说自己能坚持工作。说我靠边站十几年,刚恢复工作椅子还没坐热就又不让我干了?就是想不通。
  当时需要下来的不是少数人,而是一大批。不仅许多老的要下来,还有不少年轻的也要下来。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有些直接从工人、农民中提拔到高级领导机关,人也可能不错,但缺乏工作经验,文化较低。还有一些“文革”中有些问题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也要调整工作。各机构都要精简,中央要精简三分之一,下面还不止三分之一。小平同志说就是按四分之一算,也有五百万人。涉及这么多人退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当然是一场大革命。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5)
  要下的许多人终究还是老党员老干部居多,他们都是出生入死为革命工作多年,讲清了道理,亮明了形势,工作还是可以做下来的。最难的还是知识化、专业化这两化。这两化都涉及文化程度,就是说大学学历的在党政领导班子中必须占一定比例,一般要占三分之一以上。
  现在看来这两化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那时知识分子多年都处于被打击被排斥的状况。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沦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行列的第九位,人称臭老九,多年不被重用,很少有人进入重要领导岗位。80年代初全省知识分子干部四十万人,但担任处级职务的不足两千人,不用说担任更高职务了。
  知识分子不仅不予重用,而且历次运动都是打击的重点。50年代只有知识分子干部十几万人,反右运动就打了三万多右派。“文革”中又有三万多知识分子陷入冤假错案。再加上虽没有被卷入冤假错案但因历史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关系复杂问题而被怀疑被排斥的知识分子就更多了。
  由于知识分子多年被排斥被压抑,不仅很难进入领导层,就是担任了中层领导职务的,也是一直被告诫“要夹着尾巴做人”,只能是循规蹈矩,看领导眼色行事,难有作为。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就曾说过: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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