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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转向。 探索生命的意义38
养的东正教宗教环境。 我发现自己内在生活中有两种原初的推动者:探索意义和寻找永恒。 探索意义比寻找上帝更为原始,寻找永恒比寻找拯救更为原始。 在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之交,有一次我被这样的思想震动了:即使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但探索意义已经赋予生命以意义,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这种意义的探索。 这是改变了我的全部生活的真正的内在大转变。 我带着极大的热忱体验着这种转变。 我记下了这次的转变,但手稿在我第一次被捕时丢失了。 我想如果现在读当时写的这些手稿,也会使自己体验很大的热情,这是我的真正的转向,在我的生活中最强烈的转向。转向真理的探索,当然这也就是相信真理的存在。 我把探索真理和意义与日常现象、无意义的现实性对立起来。 但是我的转变不是转向某种宗教,不是转向东正教或者直接转向基督教。 这是向'^(精神)的转变,是转向精神方面。 我始终保持着这个信念:没有什么宗教更高于真理(尽管这已成了被神智学者滥用的公式)。
这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精神和理性的生活之中。我形成了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的、根本性的唯灵论,我不是在广义上,而是在学说意义上,在存在主义意义上,使用唯灵论这个词。 在灵魂深处,在比理性理论更深的层次上,我相信精神是第一性的现实性,而外在的、被称为“客观的”世界、自然的和历史的世界则仅仅是第二性的、反映的、象征—符号性的现实性。 这种世界观即使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也仍然保留着。 我想,那些从一开始就是唯灵论的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由于唯物主义而改变,同时都不会顺利地接受任何纯粹的宗教正统思想。 有“转向”体验的唯物主义者则是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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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自愿地领会了宗教正统思想。我一直发现这种情况。“唯灵论”一开始承认精神的现实性是困难的,但它还是接受它为权威。“唯灵论”不知道急剧的宗教转向,而“唯物主义者”知道这个。 这和宗教正统思想自身包括着很强的宗教唯物主义因素有关,这种宗教唯物主义是宗教生活最具权威的因素。 因此,我认为,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见相反,精神是革命的因素,物质则是反动的因素。 我一直为之受折磨的,与其说是神学的、教条的、教会的问题或者学院哲学的问题,不如说是关于生命的意义问题、自由问题、人的使命问题、永恒问题、苦难问题、恶的问题。 就此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英雄对我是亲切的。通过他们我接受了基督教。经历自己内在的转变的结果使我感受到精神上很大的坚强性。我的全部生活都改变了。我经历着很大的精神高涨。我所以体验到很大的精神坚定性,体验到生命的牢固的精神基础,不是因为我找到了一定的真理和意义,一定的信仰,而是因为我决定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探索真理和意义,服务于正义。 这说明,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样寻找真理就是发现真理;这样地转向生命的意义就是将意义渗透其中,帕斯卡尔理解这些。 我深信,生命有最高的意义,但是这种信念中没有任何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坚信精神的力量,一直如此,改变的可能只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转变或转向与我的道德上的改善,净化甚至禁欲生活是同时发生的。 我意识到精神脱离灵魂外壳的独立性,那些为了自己理想和信仰而忍受迫害和摧残的人的典范成了我最亲近的人。 我现在想重新生活,为了重新寻求真理和意义。 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和常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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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我已经提到,我有古怪的毛病,我完全没有直线式发展的感受,真理在我面前永远是新的、第一次诞生和出现的。甚至旧的已经了解的书,当重读时它对我也是新的和按新的方式加以领会的。 只有原初的创造高涨能引起我的热忱。 我对那种所谓的“发展”极为冷淡,因为它已经站在必然性的旗帜下,而不是在自由的旗帜下。 我的思维是直觉的和格言式的,其中没有思维的推论发展。 我不能用道理去发展和证明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不需要的。我很高地评价和喜爱康德,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但是覆盖于康德思想的表层的学院式——经院哲学式的外壳我一直认为是多余的和有害的,它使康德的天才思想模糊不清。 从根源来说,斯宾诺莎的哲学认识和所有真正的哲学家的认识一样,也是直觉。 思维的推论发展,对于认识者自身来说是不存在的,它只对于其他人才存在。 他用这种方式使其他人投入自己的认识,说服他们。 但是,实际上根本不能这样来说服其他人。 思维的推论发展有社会学的性质,这是认识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局限性。我一直认为,使别人投入自己的思想,说服别人,只能依靠自己直觉的表达方式的敏锐性和显明性。在这里应当说明,我的思想完全不是断断续续的,不是片段的,不是指向部分和细节的。 相反,它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完整的、指向意义的整体理解的。它内在地自我紧密相联。格言是微观宇宙,它反映了包容一切的宏观宇宙。 任何时候我都不是对许多课题和问题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一个课题和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按格言方式写作的作家,我的很大不足就是没把这种方式坚持到底,而把这种方式与非格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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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自我认识
搀合起来了。 应当说,我很少关心我的创作成果,很少关心它的完善。 我关心的是自我表述和向世界呼喊:我发现了作为真理的内在的逻各斯。 在我年轻时思想发生转变的时期和我生活的现在时期之间,我没有看到思想按确定的阶段而有计划地发展,也没有看到由于这种发展而使思想得到的充实。我较多地看到的是由直觉决定的一系列光辉,一系列危机,一系列根据新方式把旧的直觉看成新的领会的状况。实际上,我并不否定对我展示的过去的东西,并不抛弃它,而是或者在时间上从我的意识视野中推迟它,或者用我的新眼光去看它。因此,包括着过去的完整的东西,我现在能够作为永远真实的东西加以体验。在发生了大的转变以后,我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几乎可以说是狂喜)阅读哲学书籍。 我很早就读了很多书,但很少把精力集中于哲学。 我一生读得非常多,但是我的思想不是以书本为源,而是由生命的直觉提供营养。 在积极读书的情况下,我的思想紧张起来,思想在我这里诞生了,有时它完全和所读的内容不相像,有时则与之相反。 只是自己的内部体会给我以理解所读书籍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书中所阐述的东西不过是我的精神道路的象征。 外在的东西,“非我”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与“我”不相适应,无论什么也不可能认识和了解得很清楚。 理解和认识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是小宇宙,其中呈现着宇宙,我的“”
(“我”)的命运_同时也就是宇宙的命运。 当我审视自己并企图思考自己的类型时,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起homo
religiosus(虔敬的人)来,我更大程度上是homomysticus(神秘的人)。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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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第一次转向与此相关。 原初的神秘主义的世界感是我所特有的,与此相比较,在原有意义上的有组织的宗教成分则是第二性的。爱克哈特、J。伯麦、安格鲁斯。 西列祖斯①,比其他教父对我更为亲近。 我相信包罗万象的神秘主义的存在,相信包罗万象的精神的存在,我开始读的几乎都是神秘主义(在其固有的意义上)的书,在这些书中我找到了很多令我高兴的东西。 不过,诺斯替教的神秘主义和普罗菲季类型的神秘主义比得到官方教会核准的和正统思想承认的神秘主义(其实,其中禁欲主义比神秘主义还多)更令我感到亲切。 我将要讲到那些在我的理性道路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哲学家。 现在我带着感激的心情指出某些作者和著作。 首先,是卫。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很早(还在转向以前)
就读了他们的书,我的祖国情感是与《战争与和平》相联系的,可能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祖国情感。 在哲学家中我比较早地读了叔本华的书,并加以深入的领会,在其中找到了适合于我的本性中悲观主义成分的某些内容。 叔本华使我深信,现象世界,围绕着我的经验世界,不是真正的和终极的世界。 后来我脱离了叔本华,但叔本华的某些思想仍留在我这里。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对我一直是比较相近的。 这时我读了奥尔登堡关于佛教的经典性著作,它使我产生了很强的印象。 同时我还读了马克斯。 缪勒、C。 格鲁别茨关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的著作。 现在还能回忆起朗读卡莱尔的著作《历史上的英雄和英雄事迹》时感受的那种激动。 我一直很敬仰伟人,但
①皆为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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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征服者和国家活动家中选择他们。 我尊重天才,即使当他成了思想上的敌人的时候仍是如此,比如,对马克思。我购买并且津津有味地阅读了当时巴甫林科夫编辑的《名人生活》丛书(当然丛书是风格不一致而且质量彼此悬殊的)。在著名的不寻常的人们生活中洋溢着的热情,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悲剧的体验,使我得到很大的慰藉。 我自语道,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那么,无论“事情怎样进行也不害怕,也不会中止。”这时我有很多苦恼,我热情地阅读名人生活传记,他们命运的悲惨激起我的同情,同时也增强了“伟大是可能的”信念。 但是,我从不喜欢那些被称为伟大的历史活动家、国家政权活动家、征服者的人,我从来看不出他们中有什么伟大,并且否定在那些卑劣的领域(如国家)出现天才的可能性,只有社会改革家还能令我觉得可爱。 我从不相信政权带有神的成分。 我一生都保留着被称为宗派——二元论的因素和形而上学的无政府主义成分。 在世界文学中我最喜欢什么?我喜欢预言家和约夫()
①的书,特别喜欢希腊悲剧,‘ N L喜欢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霍夫曼、狄更斯、巴尔扎克、B。雨果(为了他的人性)
,还比较喜欢易卜生,喜欢波德莱尔的诗。 同样喜欢读瓦尔特—斯科特和大仲马的历史小说。 在俄国文学中,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以外,莱蒙托夫对我比较亲切。 对普希金不太喜欢,但对他的诗评价较高。 我很喜欢丘特切夫。 任何时候我也不能忍受修
①约夫(,?—1607)
,1589年起为第一任全俄牧首。1605年失去牧首‘ N L宝座并被放逐。 有书信和有关16世纪末俄国历史的著作。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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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学,不能对齐佩伦有好感。我接受了俄罗斯文学的教育,转变的结果是不仅有认识真理和意义的强列愿望,而且产生了按照真理和意义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 虽然我很早就感到自己有哲学家的天赋,但我一直没有走学院派道路,成为令人尊敬的教授,写作哲学学术论文和著作,远离生活斗争的愿望。我首先走上了哲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把我引向了革命。我最感兴趣的是说明我的哲学世界观类型和我的心灵与精神结构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联系,我的哲学才始终是存在主义的。 在30年代后半期我开始形成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当时,俄罗斯正发生高涨的精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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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哲学认识的世界。 哲学的来源
在我生活的众所周知的年代,我终于走入了认识的世界,哲学的世界,至今我还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这是非常丰富的世界,和日常生活不相像的世界,其中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哲学天赋,而且从未对此有过怀疑,我的哲学家才赋,首先是特殊类型的哲学家的才赋,即哲学家—道德学家的才赋,是从事于理解生命的意义并且经常参与按照这种意义去改造生活的斗争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