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挤在一间废弃的窝棚里，完全靠着几个1888年留下来的邻居接济——这些人没有西迁到堪萨斯城或者俄克拉何马，北移到芝加哥或者印第安那州的布鲁明顿。是通过最后离开、要到费城去的一家人，罗丝·蒂尔穷困潦倒的消息才传到了特鲁·贝尔那里。留下来的那些人带来了家什：一张草床、一只锅、一些蛋糕和一桶牛奶。还带来了劝告：“别让这个打击你，罗丝。你还有我们呢，罗丝·蒂尔。想想孩子们吧，罗丝。他可没给你什么让你承受不了，罗丝。”他没给吗？也许这一回他给了。判断错了也理解错了她的那根脊梁骨。这一回。这里，这一根脊椎骨。
罗丝的母亲特鲁·贝尔听说这事以后就来了。丢下了她在巴尔的摩的轻闲工作，把十枚鹰币分开来缝进了自己的裙子里好让它们不出声，回到魏斯伯尔县一个名叫罗马的小地方来当家。小姑娘们立即爱了上她，一切都恢复了完整。慢慢地但是稳稳当当地，大约用了四年时间，特鲁·贝尔把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条。然后罗丝·蒂尔跳了井，错过了所有的美事。罗丝的葬礼过后两个星期，她的丈夫满载着带给孩子们的金锭、带给女人们的两美元银币和带给男人们的蛇油到家了。他给罗丝·蒂尔带来了一个绸子的绣花枕头，让她坐沙发（谁都不曾有过）时后背有个靠着的东西，不过，给松木盒子里的她垫脑袋倒真合适——要是他回来得及时的话。孩子们吃着金锭里的巧克力，还把那美妙的糖纸当成钞票互相买芦笛和钓鱼线。女人们要先咬上一咬，才把银元紧紧地拴在衣服里。特鲁·贝尔除外。她捏着那钱，来来回回看着银币和她的女婿，摇摇头大笑起来。
他听说了罗丝做下的事，说道：“见鬼。噢，见鬼。”
二十一天之后他又走了。维奥莱特和乔结婚后住在大都会，她听一个妹妹说，他又这样干了一回：带着财宝到罗马来，口袋坠得沉甸甸的，头上的帽子底下也塞着掖着。他的还乡之行既大胆又秘密，因为他已经混进了“重新调整者党”，同他们打成一片；当地主们的口头警告不起作用的时候，一次武力警告达到了目的，他被说服搬到别的地方，随便什么地方去。也许他打算想法子把她们全都接出去；与此同时，他多年来完成了一次次异常危险和美妙的还乡，虽说周期变得越来越长；他仍活在人世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了，一厢情愿从来是不管用的。每时每刻，下一个冷而脆的星期一或是一个酷热的星期天夜里，他都可能会来，在大路上吹起猫头鹰叫声般的口哨，嘲讽的、大胆的钞票从帽子里支楞出来，塞在裤角卷边和鞋里。他的外套口袋里塞满了大把大把的糖果，还有一罐弗丽达牌埃及头油。一瓶瓶裸麦威士忌、催泻剂和能想象出的各式花露水在他的破毡提包里相互碰得丁当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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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 第四章（4）
他现在该有七十多岁了。动作肯定更慢了，也许牙齿也掉了，过去他露齿一笑那姐妹几个就会原谅他。可是对维奥莱特来说（对她的姐妹们和那些留在县里的人也一样），他正在外头的什么地方积聚和储存着欢乐，为的是在乡亲们中间分发。谁能让他停下来呢，这个大胆的、每天都过生日的男人，他发放的礼物、讲的故事让她们着迷，一时把空荡荡的碗柜和贫瘠的土地都给忘了，要么就相信一个孩子的腿不久后就会自己伸直。忘了他一开头为什么离去，不得不偷偷溜进自己的家乡。有他做伴，健忘好像花粉一样飘落。可是对维奥莱特来说，那花粉从来不曾将罗丝抹去。在这个有名无实的父亲喜人的复活当中，维奥莱特欣然接受了他那亦真亦假的慷慨大方，但从没忘记罗丝·蒂尔，从没忘记她纵身投入的地方——那个地方是那么窄、那么黑，后来看见她在一个木头盒子里伸直了身子，才让人纯粹放松下来，长出一口气。
“感谢上帝赐予生命，”特鲁·贝尔说，“感谢生命赐予死亡。”
罗丝。亲爱的罗丝·蒂尔。
那是怎么一回事，我纳闷，她不能忍受、不能再次经历的那最后一件事是什么？是衬衫最后洗得太烂，烂得没法再补了，于是成了抹布吗？也许是关于落基山里的四天绞刑的消息传到了她耳朵里：星期二开始绞男人，两天以后绞女人。要么就是那则新闻，说的是合唱队里年轻的男高音给人截了肢，绑到一根木头上，他的奶奶不肯扔掉他兜满屎尿的裤子，一遍又一遍地洗，虽说污渍在投洗第三遍的时候就掉了。他们让他穿着他哥哥的裤子下葬了，然后老太太又压了一桶清水。也许是在热望（过去曾经是希望）失去了控制的夜晚过后的早晨？当时渴望攫住了她，然后将她抛开，最终跑掉，保证会回来像拍一只印度橡皮球一样再来拍打她吗？要么，是他们把她从中倒出去的那把椅子？也许她倒在地上，躺在那儿，当时就决定了要这样做。总有一天。在特鲁·贝尔来接班的日子里拖延了四年，却将地板记成了一扇门，紧闭着，上了锁。透过一只摔不碎的瓷杯看到了凄凉的真相？等待时机，直到那一刻回转——带着它全部的隐痛，带着满腔愤怒——她就能够转身离开那扇门、那只杯子，朝着那在井中发出召唤的无限走去。那会是什么呢，我纳闷？
特鲁·贝尔在那儿，吃吃地笑着，非常称职，借着火光缝补衣裳，白天就莳弄园子，收摘果实。往女孩们的伤口和擦破皮的地方倒芥末茶，用她在巴尔的摩的见闻和她照看的那个孩子的迷人故事来让她们安心干活。也许就是那个：罗丝·蒂尔知道自己的女儿们终于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比她自己照顾得更好，她就得以摆脱时间，那不再流淌的、在他们将她从自己的厨房餐椅上倒掉的一刻停滞不前的时间。于是她投了井，错过了所有的美事。
维奥莱特从中得出的重大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永远永远不要孩子。不管发生什么，决不要有一双小黑脚叠在一起，一张饥饿的小嘴叫着：妈妈？
维奥莱特长大以后，在她所生长的地方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那口井吸食着她的睡眠，可是离去的想法让她害怕。是特鲁·贝尔逼她走的。巴勒斯坦有顶好的棉花作物，方圆二十英里的人们都来摘棉桃。有传闻说年轻女人的工钱是十美分，男人的工钱是二十五美分。一连串三个持续两季的坏天气毁掉了所有的期望，然后才来了这么一天，棉朵绽放得又肥又白。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地主眯起眼睛，吐了口唾沫。他的两个黑人长工在田垄间走着，摸着柔软的棉朵，用手指捻着泥土，试图解开天空之谜。然后是一天清新的小雨，四个又干又热的晴天，整个巴勒斯坦布满了他们所见过的最干净的棉花。比丝还要柔软，冒出来得这么快，多年以前放弃了田地的象鼻虫都来不及赶回去。
三个星期。必须在三个星期之内采摘完毕。方圆二十英里内所有长手指头的人都来了，就地受雇。有人说，如果是你自己种的，九美元一包；要是你有一个白人朋友拎去估价，就是十一美元一包。至于采棉桃的人，女人一天付给十美分，男人二十五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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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 第四章（5）
特鲁·贝尔打发维奥莱特和她的两个妹妹乘上第四辆大车走了。她们坐了一整夜，黎明时分集合上工，发给什么吃什么，晚上跟当地人共享草地和星星，那些人觉得根本没必要走那么远的路，回家睡五个小时的觉。
维奥莱特没有干那个活的才能。她已经十七岁了，却跟在十二岁的孩子后面——在一行人中排在最后一个，要么就在别人沿着田垄返回时同他们相遇。为此她被安排去扫尾，从挂着几朵次等棉桃的棉枝细杈上二次采摘，那是比她的手更麻利的手采剩下的。她出尽洋相，让人笑得直流眼泪，差不多已经决定了要想办法回罗马去了；这时候一个男人从她头顶的树上掉下来，摔到了她身边。她已经躺了一个晚上，绷着脸，局促不安，离开她的妹妹们一小段距离，但不是太远。没有远到假如树上原来尽是些吊儿郎当打发夜晚的游魂的话，要迅速爬回去的地步。她选中的那块铺毯子的地方，就在环绕棉田的树林边缘一棵的英俊的黑胡桃树下。
那“咚”的一声落地的不可能是一只浣熊，因为它嗷嗷直叫。维奥莱特滚到一旁，吓得不敢吱声，只是四脚着地爬起来，准备逃开。
“以前从没发生过，”那男人说。“我每天晚上都在上面睡觉。这是我第一次摔下来。”
维奥莱特看得见他坐着的轮廓，还看见他在揉自己的胳膊，然后揉脑袋，然后又揉胳膊。
“你在树上睡觉？”
“要是我能给自己找到一棵特别棒的。”
“没人睡在树上。”
“我就睡在树上。”
“听起来挺笨的。上面可能会有蛇。”
“这儿周围的蛇夜间可是在地面上爬的。现在说吧，谁是笨蛋？”
“差点儿砸死我。”
“可能还会的，要是我的胳膊没受伤的话。”
“受伤才好呢。你早上就什么也摘不了，也爬不了人家的树了。”
“我不摘棉花。我在弹棉机房干活。”
“那，趾高气扬先生，你在这儿像只蝙蝠似地睡在树上是做什么？”
“对一个受了伤的人，你就没一句好话吗？”
“对喽：找别人的树去吧。”
“你那意思好像树是你的。”
“你那意思好像是你的。”
“就算咱俩平分吧。”
“我可不答应。”
他站起来，先甩了甩腿，然后才把让它承重，一瘸一拐地走到树跟前。
“你可不能爬回到我头顶上去。”
“拿我的油布吊床去，”他说。“带子断了。就是它闹的。”他在夜色中扫视着树枝的远端。“看见了么？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吊着呢。没错。”然后，他背靠树干坐了下来。“可是，得等天亮了，”他说道。维奥莱特总是相信，由于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黑暗中开始（两个人能看到的只是对方的轮廓）、在一个绿白两色的黎明结束的，夜晚对于她就再也不同寻常了。她再也不会被一口窄井的拉扯惊醒了。再也不会带着早晨发现罗丝·蒂尔扭曲在水里、变得那么小时那种悲哀的余绪面对第一缕阳光了。
他叫约瑟夫。甚至还在太阳升起之前，当它仍旧藏在树林后面、但是正在使世界的绿色和眩目的白棉田在红色地平线的裂缝映衬下变得更为新鲜的时候，维奥莱特就认准他了。难道他实际上不是掉到她的怀里的吗？难道他没有留下吗？待了整整一夜，遭到她的抢白、埋怨、嘲笑、解释，却一直在说话，在黑暗中同她说话。在日光中他的点点滴滴都显出来了：他的微笑，他那神情专注的大眼睛。他无纽扣的衬衫敞开着，在腰际打成一个结，露出胸脯，她要那个胸脯做自己光滑的枕头。他的腿杆，他那平端着的肩膀，他下巴的线条以及长长的手指——她全要了。她知道自己肯定在朝他目不转睛地看，也试图把目光移开，然而他两只眼睛反差很大的颜色每次都将她的目光吸引回来。听到干活的人们开始起身、盼着人家招呼吃早饭、跑到树林里方便、用早晨的声音嘟嘟囔囔，她越来越着急——可就在这时他说道：“我今天晚上还回我们的树上来。你睡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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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 第四章（6）
“树下面，”她说着从三叶草丛里站起来，像个有要事在身的女人一样。
她并不担心应当把自己的两元一角钱取回来交给特鲁·贝尔的三个星期里会发生什么。结果，她把钱和妹妹们一道送了回去，自己则留在附近找工作。工头助理看她汗流浃背地装包、速度跟孩子差不多，对她没什么信心，但她突然高声表示自己决心已定。
她搬到泰勒尔，跟一家六口一起住，什么零工都做，就为了时时刻刻尽可能同乔待在一起。就是在那儿，她变成了一个健壮有力的年轻女人，赶骡子，打草捆，劈木头，样样干得跟男人一样好。就是在那儿，她的手掌和脚底板长了茧子，手套和鞋子都不能比。都是为了乔·特雷斯，一个双色眼睛的十九岁小伙子，他跟收养他的一家人住在一起，弹棉花，伐木，种甘蔗、棉花、玉米，需要的时候就屠宰、耕地、打鱼、卖皮革和捕猎——而且心甘情愿。他热爱树林。热爱它。所以，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吃惊的并不是他同意娶维奥莱特为妻，而是十三年后他同意带她去巴尔的摩，据她说那里所有的房子都有分开的房间和自来水——不用你去打水。在那里，黑人男子在港口干活，从比教堂还大的轮船上卸货，一天挣两美元五十美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