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些看法供市商业局领导参考。目前，行业归口中原有的一些协作关系被打乱了，对这一点，我认为是要迅速加以改进的，我们不能人为地把工商业原来的关系割断，货堵其流，梗阻不通。举个例子说吧，一向供应我们体育用品的陈秉记运动器械厂，自从有关国营专业公司向我们了解这个厂的供销情况以后，就加重它的生产任务，可是我们到陈秉记却进不来货，向这个专业公司也要不来货。有些专业公司及供销合作社批发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认为我们经营体育用品、水果、南货等商品是跨行业经营，似乎是违法的。致使我们商场里的顾客买不到体育用品、高档水果和甲级火腿。相反，我们去进货时，这些批发部门却把滞销商品硬性搭配给我们，供销社批发给我们平湖西瓜，硬要搭上低档的开封西瓜，这种做法，我们有意见，消费者也有意见。希望商业局领导管一管专业公司批发部门，请他们重视我们这家综合性零售百货商店的经营特点，在货源上给予大力支持，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郭琳爽的意见提得具体恰当，市商业局领导很重视，遵照他的意见，将商业系统购销方面的疏漏，及时加以改进，使郭琳爽深深地感到他的人民代表没有白当，真正尽到了责任。
六十年代一个金色的秋天，云淡风清，碧空万里。德国前总理富尔到中国访问，在北京与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后，坐专机来上海参观、访问。特意来到永安公司与郭琳爽交谈道：
“总经理先生，能否谈一下合营后的体会和感想。”
“概括说吧，合营之后，货源更加充足，有宽裕的资金进行周转，职工发挥了积极性，顾客对我们公司都很信任和满意，我们职工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有固定的股息，给国家上缴一定的税金，我个人认为，公私合营真是一剂良药。”
“很好，”富尔听后笑道：“你们这里发生的一切，比我们厉害得多，我们那里的职工没有固定的工资，股东没有固定的股息，营业不能肯定有盈余。我觉得你们的‘生意眼’比我们高明。”
“不对，富尔先生。”郭琳爽马上回答道：“这不只是‘生意眼’问题，这是由于两种制度不同造成的结果。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有亲身体会，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就不会有这样的优越性。”
翻译把这段话译成德语，富尔听了幽默地眨了眨眼睛，微微笑了。
郭琳爽不仅接待过德国前总理富尔，而且接待过日本、英国、瑞士和非洲一些访华团，他都向他们谈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他的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新的发展。外国友人都称赞他是一位善于经营管理的好经理，纷纷和他合影留念。
郭琳爽在工作之余，除了爱唱粤剧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那就是养鸡。他在后园中辟出一块地，盖上鸡舍，四周圈上杖子。饲养澳洲黑、河岛红、考克斯和白来亨等几只洋种鸡。鸡圈里，黑的、白的、红的、黄的各种洋鸡，在戏嬉，使后园平添无限乐趣。郭琳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早晚常常来到后园，观看他的洋鸡，亲手撒一把玉米、白菜叶，听听它们喔喔喔、咕咕咕的啼叫声，他感到十分高兴。有时他会蹲下身到鸡窝里去摸蛋，摸出一只蛋，拿在手心里，仔细看看，随即满面笑容，宠辱皆忘。有时，他还将他的最好的朋友引到后国观看他的洋鸡群，人们对上海鼎鼎大名的永安公司大老板还有此项雅兴，惊讶不已。
合营之后，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亲一次，向老父亲请安，同好友聚会。他还邀请他们回到内地欢度建国十周年大庆。郭琳爽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步履轻健，身板硬朗，香港的很多朋友，见了都说郭老板这几年不但不见老，而且越活越年轻了。
一九六五年，郭琳爽又前往香港给老爹祝寿。这一年内地发生了不少令人惊异的大事，不少文学作品和电影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祝寿宴结束时，老父郭泉将儿子拉到一边悄悄地问道；
“那边是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看情况不妙呀！”
“没什么大事，请父亲放心。”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取出几本刚刚出版的画报。画报里有一组专为他拍的生活照，配有散文诗般的介绍。这些照片，有坐在办公桌前照的，有在政协小组会上发言照的，有在家喂鸡、养花照的，还有唱广东戏时照的。这些照片构成了一幅生活安适舒泰的画面。他翻开画报指着这些照片让老爷子不必为他担心，不要轻信谣言。他还将画报分送给关心他的至亲好友，算是对他们真挚情意的回答。
有人对他在内地的处境还是不放心，劝他暂时留下来看一看再定行止，郭琳爽婉言谢绝了，他仍然如期返回上海。
没有想到，他回到上海没有几个月，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郭琳爽和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样被赶进了“牛棚”。
郭琳爽在淮海路上那座花园洋房被红卫兵侵占，他被赶进汽车库。那里没有窗子，密不透风，这时正是酷暑炎夏，闷在这火柴盒子般的平房里，喘不出气来。他的家已经被红卫兵抄过无数次，公司造反队、财经学院红卫兵、中学红卫兵，都来采取革命行动。家中的金菩萨、玉如意等珍宝，全在一片造反声中不知去向。他的住宅，不断变换着主人，今天是红卫兵司令部，明天成为造反大军联络站。他这个反动资本家只能住在汽车库里。
上海市召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拉他去陪斗，批判《不夜城》编剧、导演，他就是活靶子。永安公司四楼还专门开设了“吸血鬼郭琳爽罪行展览会”，他平时的生活用品，他穿的衣服鞋帽，全成了吸血鬼的罪证。一天，北京来了一伙最最革命的红卫兵，闯进了“牛棚”，将他拖出来往死里打，公司的几名造反派拦住说道：
“你们这样打不行，我们还要留着他当反面教员哩！”这样就把他从危难中抢救回来。“牛棚”不能住了，他被公司造反派安排住进公司附设旅馆的两个房间，这里门口有人把守，闲人是不能随便闯进去的。
造反派头头安排让他到食堂洗碗、擦桌子。他戴上一副乳胶手套，毫不迟疑地干起来。他的夫人汉华也陪着他洗碗。洗碗的活儿他还是第一次干，但总比脸上抹黑拉上台批斗好多了。他洗碗时总有一伙人看热闹，郭琳爽毫不在乎，他干得更加起劲，碗洗得又快又好。他用行动告诉人们，我郭琳爽什么都能干，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强者。
他从广播里、报纸上看到，他所尊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上海市领导曹荻秋，永安公司公方副总经理，这些老革命，均惨遭厄运，而自己被批斗、洗洗碗算得了什么！
一九七四年秋天，他的定居巴西的两个女儿，来上海探望父母。郭琳爽非常高兴，和女儿在一起在家中畅饮之后，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广东戏，虽多年不唱，嗓音有些沙哑，但仍旧一板一眼，感情饱满。女儿们为老父有如此好的兴致感到高兴。可是，没想到，10月27日深夜，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家人连忙送他到华山医院，在病历卡上填上了鲜为人知的别名：郭启棠。
医生立即抢救，诊断是心肌梗塞。眼看病情危急，跟在一旁的家人悄声对医生说道：
“他就是郭琳爽呀，赶快救救他吧！”
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之后，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八岁。
郭琳爽的丧葬仪式很简单。在香港的女儿老四来上海主持丧事，上海第十百货商店（永安公司文革中改名为东方红商场，后又改为十百）革委会拟了个简单的悼词，送上去审查，其中有一句用了“爱国的”三个字被删掉了，家属只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母亲杜汉华接去香港，总算得到了批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正式宣布为郭琳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夫人杜汉华回香港后，精神不振，思念夫婿得了风瘫症。每到中秋佳节她总是念叨着：
“我就是喜欢吃上海永安公司的月饼。”凡是老上海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自设饼房制作的广式月饼是很有特色的。
八十年代之后，永安财团已是由郭氏家族第三代掌管。郭琳爽排行第九的儿子郭志楷多次返回上海投资设厂。到淮海路上他父亲生前居住的花园洋房，缅怀其父母养育之恩之余，决定拆掉旧屋，重建新厦。如今，行人老远就可以看到拔地而起的一座二十五层豪华大楼。高七十五米，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为商贸、居住两用高级公寓，取名为启华大厦。是在郭启棠、杜汉华两个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寄托了郭氏第三代对父母双亲的思念。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永安财团在大陆沿海一带大量投资，其中一项是对上海第十百货商店（原永安公司）进行改建。他们派来工程队，精心设计、刻意加工。商场地坪全部改为大理石，里里外外的霓虹灯全由新颖别致的彩色灯箱取代。橱窗、柜台都用不锈钢、铝合金装饰。如今改名为“华联商厦”，又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百货商店。上了岁数的老上海人都知道，华联商厦的前身就是永安商厦，郭氏家族老一辈人为创建它历尽千辛万苦，后辈人为改建它又出了一把力，使它面貌一新。郭琳爽在冥冥中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洪宏）
刘鸿生和中国火柴业
刘鸿生（一八八八—一九五六），浙江定海县人。一九０五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九０六年因不服从校长培养他当牧师的安排被开除。靠自身的聪明与才智，十年间便成为百万富翁，名声鹊起，又十年间，投资总额已达五百多万元，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的企业达七十余家，成为“煤碳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并创办了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企业资产总估值为人民币二千万元。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所顾。
这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鸿生先生的追悼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胡厥文所写的“铭”文。
这“铭”文的评价，对刘鸿生来说，可以说是十分中肯的。
刘鸿生的这种为人，特别是致富之道，对今人来说也是甚有借鉴之处的，认真汲取，大有神益。
为此，本文试图就刘鸿生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及他所创办的几项重大企业着眼，综述一下他的经营手段与主要特点，以飨读者。
善察彀要，巧投良机
刘鸿生祖籍浙江定海。定海明清时均属宁波府治，故称宁波人，时称“甬人”。因据地理优势，又积丝绸之利，商业活动出现得最早，并渐次演成鼎盛之势。到明朝中叶，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不仅与沿海各省及内地，就连日本与南洋各国亦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甚至与西亚数国也通过丝绸之路，万里迢迢地发生了贸易关系。真个是商贾云集，辐揍交错，经久不衰，也就经久不息地大大地增长着宁波人从商的经验与本领，外人公认称道，他们也怡然自诩：“甬人善贾”。刘家亦在其例。
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继承祖业，努力经商，却始终处于中平状态。中年时迁居上海，在上海宝善街开办了一家戏院，叫“丹桂茶园”，收益颇丰。但却日夜郁郁于心：有违父训，不但没有光大父业，而且连守成也还不及！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他的儿子刘贤喜，人虽不失精明，又长于理财，却不善于生财，使得他不时地摇头浩叹：“一代不如一代！”“只能为人佣，而不能佣人。”须知，为人佣者，虽显要而至总管，那总是佣仆哇！后来，他这个名贤喜、字克安、号崧珊的儿子果然一世为佣：做了多年的账房先生。虽是在官办的“招商局”的轮船上供职，但当时的轮船几乎是“买办”的私产，仍为“人佣”，且收入只能维系一家数口的衣食。
清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刘鸿生出生了。据传，初生时，曾红光满室，禽鹤齐鸣，算命的说，此子鸿运非凡；相面的说，是儿天庭饱满，两国蕴神，福运不浅，聪慧不群。维忠公曾失望于子，寄愿于孙，可这个“非凡”而又“不群”的孙子出生时，他已是无法看到了。而到了刘鸿生只有虚龄七岁时（公元一八九四年），刘贤喜也撒手人寰，抛下妻儿，中年早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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