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愿与梦寐以求的理想：将东亚公司发展成大型的托拉斯，成为救国的强大实业。正因为是三十年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执着追求的一个梦，所以他曾用心血写就了洋洋数万言的发展计划，他要把东亚公司发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厂规模的联合企业。抗战胜利后，他曾屡为此事而兴奋，而拼搏，可国民党却左一刀，右一斧，砍得他无以招架，遑论发展？因此，他将这数万言心血凝成的计划命名为《我的梦》，而且是难以为续的梦！天津解放了，他虽对解放军拥护，却更觉梦已成空。如今听了刘少奇这位中共的大人物，党中央的副主席的一席话，一席态度明朗、语气肯定的话，一席充满信心、饱含鼓舞的话，他中枢兴奋，旧梦重圆，躁动着他那已趋向于桔井般的心，躁动得他已年届“知命”的半百人又似焕发了青春。曾几何时，当四十七岁被国民党的特务工会折腾得焦头烂额时，一向醉心于实业救国、舍尽一切也不肯舍弃“东亚”的他，曾精神萎顿，心灰意懒地说：“总觉得越干越没意思了，我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天不助我，我还拼这条命干什么？”此时，他似乎觉得忽然之间“天助我也！”——“党助我也”！中共的大首脑那鼓舞人心的话，那明明确确的大政方针，实在叫他兴奋不已，兴奋中竟似勃勃少壮般，向刘少奇恭敬地呈上了他那《我的梦》。“梦”中详细而准确地分析了天津的优势的经济地位与特殊的商业作用，凭借这些优势与特殊，吸收资金，利用原料都是大有可为的；“梦”中也详细阐明了国内毛、麻、棉、丝等原料的分布、生产、供给的具体情况与变化；提出了利用国有资源，发展国货生产，以纺带织，以织带制，积累资金，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完善从纺织到纺织品的加工制造的体系化经营，使针织、成衣形成系列，以为发展民族工业，建设巩固的国民经济的生产基础。这个“梦”编织得十分精美，像他的细纺，名动全国的“抵羊”牌毛线那么大动人心，那么华丽，又那么致密、细匀、严谨；像“抵羊”没有次线丝那么没有废话与败笔，还绘有精制的图样——好美的一个“梦”！他对他的梦是珍惜的，是视为生命的底蕴之一的，他从未轻易示人。可今天，他觉得有将心捧给中共这位重要人物的必要了，这对他来说，是喜悦，也是重大的抉择。事关重大。因此，他在呈送时，不仅是郑重地双手捧上，而且那捧上的双手分明在激动地颤抖！
刘少奇很重视这个同路人，这个“友”所棒献的一颗心，很认真地读识了这个“梦”，以他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党的当时基本政策精神，读识了这个“梦”。他很为这位革命的同路之友为振兴民族工商业，基于实业救国所做的梦而感到欣慰。从战略上看，前方亟需军备补充，发展实业是重要而可靠的补充手段，是解放大业的急需；从战术的角度看，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而经国民党敲剥、摧残，再于失败前夕横加破坏的烂摊子，处处待理，仅就天津当地而言，就有着极大的饥荒与失业的存在。这是个亟需解决而又十分难以解决的重大的社会课题，它突出地关系着城市的安危。据后来统计，当时的天津市人口尚不到二百万，可难民竟多达二十五万九千五百人，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强；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即三十万工人中已有十万失去了工作。这是多么沉重的经济压力与政治压力，而重负之下，又怎么能确保更沉重的支前？怎么能让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类似的大城市的市民们放下心来？而在当时那么个巨变的情况下，又怎能仅靠国家来全部解决？如果民族资本家能在发展其实业中，解决哪怕一部分失业问题，也是于大局、大计十分有利的。而此时，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也因原料不足，生产不正常，造成二百多失业者，这些工人也乘刘少奇来津之机，通过工会组织提出了复工的要求。因此，刘少奇在看过那个“梦”后，对这个真诚靠近党的同路友人说：
“你这个计划很好。你不是要发展工厂，发展生产么，现在有这么多人（指“东亚”失业的二百余人）你怎么不要？”
宋棐卿回答说：
“我不愿意多剥削了！”
这话自然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我呈上了《我的梦》，如果你中共认同，允许我去实现这个梦更好；叫我参与实现这个梦也好；如果反弄个“剥削”，那是自不可为的。既然连“东亚”的现有的规模已不可保，还将那些失业包袱背起来作甚？你们一笼统地说资本家剥削，我已有反感哩，再闹个更大的罪名可犯不上！
以刘少奇的政治素养，自已深刻地洞察到了。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与依据这些具体情况所制订的方针、政策，都是必须稳定民族工商业者。而要发展生产，要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只简单、孤立地运用“剥削”与“反剥削”的概念，看待与处理具体问题，是反客观的，是不符合党的基本政策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正是基于这一政治基础，刘少奇才断然地就宋棐卿的话，有分寸而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既，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现在国家不发达，还希望你们能多开工厂，你能剥削一万人、十万人才好咧！”
这话说得十分严密，也十分明确。首先肯定了根本要点。做为宗旨，无须怀疑，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必然要消灭剥削的，但如今不行，要有个“过渡”，既是“过渡”，就不会消灭，即可由存在逐渐到消灭。且话中的“剥削”，正是针对宋棐卿的话而来，已不再是绝对的不变义，而是相对的变化义。这番话，是在东亚公司的会客室里进行的近三个小时的座谈中说的，当时在场的除天津市党政领导外，还有工商界上层人士及东亚公司的高级职员，共计近二十人。刘少奇的谈话重点在于阐述党和政府当时对民族工商业的根本政策，自然也谈到了将来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安排；尚从政治角度进行了阶级分析，以及党在阶级斗争中的政策与策略。因为提到了“剥削”，刘少奇以强调的语气，反复解释了剥削的内涵，并指出“剥削”在当时的状况下的社会情形，及其对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即时的特定的作用。另外，刘少奇还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谈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从三民主义主张，谈到共产主义理想，还向与会者推荐了《资本论》与《社会发展史》，希望他们好好读一读。
接着，刘少奇又即时决定与东亚公司的全体职工见面。在大会上，刘少奇苦口婆心地解释了党和政府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分析了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益处，然后才说明：
“现在的剥削是不合理的，但从目前发展生产讲，它是合法的，对保障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用的。”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因为这是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传播之快，可想而知，几乎是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扩散的，甚至先部队而行，产生了无论对战争，还是对稳定新解放城市的秩序，都起了甚为重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对所谓的“江浙财团”。那里开埠最早，企业也兴得早，办得多，实力雄厚，构成复杂且具有较大影响的海外关系，也必然地面临着物资供应与劳资冲突的两大难题。因而，刘少奇在东亚公司的一番讲话，不仅天津一地，而且对全国，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城市社会秩序的安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都起到了甚为关键的指导作用，具有着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可是，到了那特殊的“文革”十年，为了打倒刘少奇，自然动用了那特殊年代的特殊手法，将刘少奇的话孤立于历史现实之外，断章取义，甚至加以歪曲、篡改，变成了“剥削有功”、“剥削得越多越好”！不仅面目全非，野蛮地抹煞了历史，而且变成了“死不改悔”、“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重大罪状！
宋棐卿早于一九五六年就死了，倘他真个地下有知，能不为刘少奇大鸣不平，为他自己在死后被“打”成“反动资本家”叫起撞天大屈么？
历史是客观的，时间是无情的，总是要还其本来面貌的，刘少奇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宋棐卿的问题，也于近些年来经有历史责任感者做了艰苦认真的调查，初步地但很有理有力地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举家危难之际反遇良机
他生而不俗，幼而不群，长而不凡。古老的东土，新颖的西风，苦涩的水，使他想到了自强这个内涵壮丽的字眼儿，他要靠这个自强走出一条实业救国的路，走出历史的沉郁。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宋棐卿出生了，这是山东益都最普通的一个家庭，普通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它几乎毫无特色。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是位生来唯有勤劳度日的最单纯的人生追求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倾注全副精力于求得一家人生存的最起码、最单调的条件，岁月将他的黑鬓染成二毛，也将他的语言更沉浸于腹底，一日难得几句话，与世无争，不计劳苦。这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这块更古老、更典型的大地上，是何其的普通。然而，也许是那个只有百日的变法维新，给这个狗年生的人带来了异于习俗的命运吧？宋fei卿这个属狗的来到了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极普通的家庭却遇上了一位极不普通的英国人，因而，也引起了很不普通的变化。
这位英国人，是位牧师，名叫库林（Coilin），中国人则按中国人的姓氏习惯，称他为库牧师。清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０）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兵舰轰开了老大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转年的《广州和约》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一系列的条约，使中国的主权日渐丧失，经济侵略之后，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侵略，列强们均不甘落后，宗教势力迅速地向中国各地渗透，既近海又富饶的中原首要之地的山东更是首当其冲。益都虽小，可它是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府首县，地处胶东扼要，不仅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云集之乡，因而，一个小小的县城，竟如雨后春笋般，一时间冒出分属于几个教派的十余座教堂。这些欧式建筑物分插于众多的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居住模式之间，不仅在外观上格外刺眼，而且在心理上也引起了巨大的不平衡。来中国这块古老而肥沃的土地，多是列强中的食肉的贪婪者，传教士也不例外。因而出现一些，甚至一两个，有人性的善良的人，自令人感到不普通。库牧师就是这种不普通的外国传教士，他到中国来的年头早，因而资格也老，与益都人也熟。一来，就主持起了被当地习称为“西大教堂”的教务。他不是英国人中的专一逐臭的“苍蝇”，也不是掠夺成性的“野兽”，他是英国的绅士型的人。他的妻子，被人们依中国习惯称为“库师娘”的，也是位心地善良又善于理财的英格兰女士。是她，集了一些贫苦教民，钩织花边，再联系出口，救了不少人，她也挣了不少钱，而且经营的数量越来越大，办起了“花边庄”。夫妇俩实不愧虔诚的基督徒，亦不愧为英国的绅士层，均关心贫寒，乐善好施，许多当时的益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他们的帮助或多多少少的一些周济，其中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乃是受益最大者。他不是城里人，乃是城西龙山峪宋王庄的农民，与一般乡邻般困迫，岁租薄田数亩，倘赖“天恩”，只能维持全家个半温半饱，余下的就得靠为人收放与打柴进城货卖来填充。库牧师于布道中发现了这位老农民老实厚道，又听得那么专注，表现得那样虔诚，（他多么希望像教义里说的那样啊！）就产生好感，并有意与其接近，宋光旭自更对库牧师崇敬有加，两下里更有了深厚的感情，宋光旭也很快地成了教堂的看门人，接受了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不久，宋光旭那只有十一岁，却已挑柴入城叫卖几年的长子也为库牧师领洗入教，为其改名“传典”，并送进了教会办的书院去读书。使宋家不但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从此有了文化，而且是西方文化。宋传典毕业没有几年，就被年事已高碍于奔走经营的库牧师夫妇找去经营起了花边庄。经济上较以前可谓大上了一个台阶。而此时，宋棐卿恰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宋家已不再是温饱难持的农家，亦不再是大字不识的土盲了。正因为有了这一不俗的变化，他才没有象他父亲一样稍一懂事就过早地参与了家计的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