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大学里积极参加“打老虎”的同时，邓季惺和陈铭德在北京却成了被打的“老虎”。建国之后，邓季惺出资在北京南长街修建了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现在，这座私宅被认定是贪污《新民报》的钱建成的，职工上门来批斗，强迫他们交代。邓季惺当然很愤怒：“我是报纸的老板，我贪污谁？”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一些老朋友在运动中自杀了，其中包括邓季惺的老师和友人、一代四川船王卢作孚。这是一位社会声望极高、十分爱国的企业家，也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同事。他的自杀让邓季惺非常震惊和不理解，据吴敬琏回忆，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跟他讨论过对“三反五反”运动①的看法，不过他能看出她的困惑。对于当时的吴敬琏来说，这样的运动当然是必须的，哪怕父母遭到冲击，也是因为世界观改造的需要。
在忙完“三反五反”后，接下来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俗称“洗澡”运动。改造的对象是大学里的教授，而改造者就是像吴敬琏这样的“革命青年”。表现积极的他，成了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有时上着课，发现老师的讲授有悖《资本论》的理论，就会走上台去，开展大批判。他后来回忆说：“那真是无知狂妄、强词夺理啊！”
就这样，在革命的风暴中忙碌了好一阵子，吴敬琏的肺病又犯了，只好再次住进学校的疗养院。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长相娇小而秀气的女病友，名字叫周南。
周南是云南人，与吴敬琏同龄，比他小9个月，就读于金陵女大的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他们的长女吴晓莲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这样描述这对青年人的恋情—当时，两人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大学生们下乡参加“土改”时，吴敬琏因生病不能去，而周南参加“土改”回来后，也因发烧住进了疗养院。周南在疗养院一直发烧，肺炎转成了肋膜炎，吴敬琏时常过去安慰她说“别着急，我给你唱歌听”，两人就这样熟悉了。周南听当时经济系的同学说吴敬琏学习特别好，记忆力超凡，据说能背下整本《资本论》，这令周南对吴敬琏倾慕不已。周南的一个闺友劝她说：“你看吴敬琏那样，病恹恹的样子，你想以后做寡妇啊？”周南说：“我还是喜欢他，我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
吴晓莲后来问周南：“您就是听人家这么一说，有没有亲自考考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能背？”周南答：“没有。我又没有看过《资本论》。”吴晓莲在自己的书中感慨说，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一本《资本论》就能打动一个女人的心。不过有趣的是，到了晚年，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证实能否背诵《资本论》一事时说：“没有：这事儿是传闻，言过其实。” 。。
学经济的年轻人（3）
尽管能背整本《资本论》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传闻，不过，吴敬琏激进的思想、优异的成绩、善解人意的个性，当然还有俊朗的外形，显然还是深深打动了姑娘周南的心。
1952年9月3日，22岁的革命青年吴敬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全国大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吴敬琏所在的金陵大学经济系被并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在这里，给他上二年级政治经济学课的是刚从*人民大学受过苏联专家培训的教员蒋学模。蒋后来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沿用了几十年，据称先后发行了1 800多万册。蒋学模对学生时期的吴敬琏印象非常深，在几十年后的一次聚会中，他指着吴敬琏，用一口浓重的宁波腔说，“他是我的好学生”。也是在复旦的班上，吴敬琏与一位名叫周叔莲的同学十分投缘，这一缘分后来延续了一辈子。
1953年，吴敬琏和周南大学毕业。南京的周南留校当了助教，上海的吴敬琏竟又掉了“链子”，他被检查出肺病未愈，不能分配工作，只好留在学校的康复楼里又乖乖地养了一年的病，兼任康复楼团支部书记。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实在很难想象，在后来，当他80岁的时候，居然还能站在讲台上连续讲课3个小时。
1954年，吴敬琏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研究经济学的第一重镇。当然，比吴敬琏更高兴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邓季惺，因为宝贝儿子又回到了她的身边。不过，这时候的吴敬琏已经让她觉得越来越“陌生”。有一次，吴敬琏对母亲说：“你以后不要坐沙发了。”邓问：“为什么呢？”吴答：“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为什么要坐沙发呢？”还有一次，吴敬琏公开表示，“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过惯了优裕生活的邓季惺和陈铭德都瞠目结舌，不知道如何应答。
进了经济所，吴敬琏仍然是积极分子，他当上了首任团支部书记。
当时的经济所不到50个人，据吴敬琏的回忆，“没有什么*主义的经济学家”。它的前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创所所长陶孟和，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从事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的研究，正是他，在全国解放后把全所从南京带到北京，中科院成立后，他升任副院长。代理所务的巫宝三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从事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副所长严中平，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留英进修，是近代纺织史方面的专家，显然，他们的知识背景及结构，已经无法适应计划经济的理论需要。吴敬琏去报到的时候，代所长是狄超白，他是3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早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1953年被派进的第一位党员所长，其余人中，唯一一个懂些*主义经济理论的是胡瑞梁，他早年在蒋经国的赣南干部训练班上，教过《资本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党组织需要急迫地往这里注入年轻的血液，从1953年开始，陆续有一些新人进入了经济研究所，周叔莲就是这一年分配到经济所的。1954年，与吴敬琏一起分配到经济所的有8个大学毕业生，其中包括张卓元、利广安、黄范章、刘厚成等人，吴敬琏是两名党员之一。第二年，又有一位叫刘国光的苏联副博士从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毕业归来—他是1951年被社会调查所派出学习的。新的经济研究团队就这样渐渐构筑起来了，这些人日后均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支柱。① 。 想看书来
学经济的年轻人（4）
1955年，吴敬琏和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实习员乌家培被派去给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当助手，学习国家财政和企业财务问题，这是他第一次与世界级的学者近距离地接触。毕尔曼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是苏联顾问团中主要的财政专家。他所创作的《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1953年出版）是苏联*审定和推荐的这门学科的第一部教科书。在中国期间，他帮助建立了苏式财务管理模式，一直到2000年前后，中国不少领域—譬如交通产业、物资流通产业的财务运作体制，仍然是毕尔曼当年所设计的。
那段时间，吴敬琏和乌家培天天跑到国务院各个经济主管部门的财务司，去抄写历年的财务报表，而他向毕尔曼老师学习的是“卢布监督”的理论。
所谓“卢布监督”，就是强化经济核算制，对原材料和产成品均定价算账，用货币来考核。加强卢布监督，正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经济改革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在日复一日抄写财务报表的日子里，吴敬琏的内心第一次闪过了隐约的困惑，因为他发现，现实中的经济运行与苏联教科书上光彩绚丽的图画相比，实在有不小的差别。“有计划按比例”的理想与设计看上去非常的圆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生产单位之间，以及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却无处不在，各种比例经常失调。而这种状况似乎在计划体制下是无法调和解决的。
甚至连他的老师毕尔曼也对苏式管理有自己的反省。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6年年初，中国在农村推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一次谈话中，毕尔曼发表了一个意见，认为在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不要学苏联。他说，苏联通过税收动员的资金不到预算收入的10％，主要是通过价格向农民索取积累。这样做，虽然政治上很漂亮，但经济上带来的问题很多。现在中国“业务部门的同志有一种倾向，就是盲目地重走苏联走过的路。这样可能会走弯路，造成损失”。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对自己的经济模式公开提出质疑，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界和理论界对刚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提出了许多非难。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年以后担任经济所代所长的孙冶方所提出的“把计划建立在价格规律基础上”的主张，以及另一位研究员顾准—他将在日后与吴敬琏有极深的渊源—所提出的更为彻底的观点，他认为可以由自发涨落的市场价格调节社会主义经济。
1956年年末，吴敬琏参加了由国家经委牵头进行的全国体制调查。他日后写道：“在这一阶段，我越来越觉得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片面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而没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有关经济杠杆的作用，使经济管理过分集中和僵硬，不能发挥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
然而，对于1956年年末、1957年年初的吴敬琏来说，他内心的那丝对斯大林模式的困惑如晴空下的一朵小小阴云，很快就因为接踵而至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而消散不见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学经济的年轻人（5）
1956年６月的一天晚上，吴敬琏突然对周南说：“我们后天结婚。”
在此前的两年，随着吴敬琏进京，周南也被选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幼儿教育，虽然这时，两人在每个周末的定期约会中早已“私订终身”，但周南对于吴敬琏决定后天就要举行婚礼还是感到十分突然，她问：“怎么来得及准备？”吴敬琏的理由是，“不然我又要出差了”。
为了赶在吴敬琏出差前把婚结了，亲朋好友一通大忙。吴晓莲是这样描述的：“第二天，周南的同学们集体总动员，有的上街买糖果，有的陪她去买床单。南长街一号里也是一通大忙，我奶奶拿出了压在箱底的百子图被面，赶紧找人缝棉被，二姑爹负责买酒买汽水，二姑妈送了一个新床罩，又借给我妈妈一双漂亮皮鞋。幸好不用给我妈现做礼服，因为她早已为自己当新娘这天定做好了一件丝绸旗袍，不过理发做头却不能省，忙得最后连登记领结婚证都差点儿没来得及。”
“最不忙的人可能就数吴敬琏自己了，人家是革命得很。结婚也不穿特别的衣服，就是一件布制服，头天拿出来洗好晾干就行了，不过，看他们的结婚照片，吴敬琏的浅色布制服还是挺精神的，我妈妈的花绸旗袍也十分漂亮。”
从留存的结婚照上看，这对新婚夫妻有着逼人的年轻与纯洁，的确是一对令人钦羡、郎才女貌的佳侣。吴晓莲感慨说：“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看成是中国50年代一对典型知识分子的招贴画。”
不过当时，发生在吴敬琏身上的事情，却比照片上的单纯和欢愉要复杂得多。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和他的青年同事们陷入了一个大漩涡之中，结果遭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场重要波折。
1956年年初，*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沉寂多时的学术界顿时活跃起来，经济所里的年轻人们自然热血沸腾。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让这群天资聪慧的人们都与吴敬琏一样，萌生了莫名的困惑，他们渴望自由思考。
此时，吴敬琏已经担任所党支部的组织干事，专门联系团支部，而团支部书记则由比他晚一年进所，也当过毕尔曼助手的乌家培继任。团支部在经过了几次热烈的讨论后，给党支部写了一份汇报，提出青年团员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争取在若干年内达到“副博士水平”。代所长狄超白及党支部委员们看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认为青年们应当“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干什么学什么”，团支部这个号召“集中了团员中的落后思想”，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方向”。团支书乌家培“犯了路线错误”，首当其冲被撤销了中科院团代会的代表资格，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