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把资本市场排除在外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他自己的“包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是一种“有缺陷的模式”。此外，他从东欧教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政治改革靠撤换领导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而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在轰动一时的《从*到市场》一书中，他彻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论，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和结合表示怀疑，从而转向*社会主义。 。。
最后的孙冶方（4）
离开中国后的锡克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1989年，东欧爆发“天鹅绒革命”，锡克再一次投身于祖国的公共生活，他归国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选总统哈维尔的经济顾问，后来他又返回瑞士，继续研究“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以后，改革的问题不复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国家道路”。1991年，锡克出版《今天的社会主义：正在改变内涵的社会主义》一书，将社会主义与自由、*、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探讨。与布鲁斯所选择的一样，锡克最终从市场社会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
吴敬琏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还将孙冶方与同辈经济学家薛暮桥进行了比较。他说：“孙冶方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员，其实，顾准、李慎之都是这样的人，为国为民，毫无私念，为了真理，不怕任何的打击，这点非常可贵。但是在理论上，孙冶方甚至没有达到薛暮桥那样的高度，暮桥到底是搞经济理论出身的，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暮桥那种观念更先进。”
尽管如此，吴敬琏仍然认为，孙冶方是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追求真理、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足以让后来者从中汲取到比学术更为伟大的力量。吴敬琏对女儿吴晓莲说，我一生做过的最惭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过孙冶方；而一生中最让我感动的事之一，则是孙冶方出狱后对我不计前嫌，再次重用，甚至以后事相托。
顾准和孙冶方的行事和风骨，无疑大大地影响了吴敬琏的一生，让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达对两位师友的景仰。士风浩荡，亦刚亦柔，道之所在，梦寐以求。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吴敬琏言行一致，敢言敢为，不为名利所诱，对后辈学人多有提携，这些风格自是顾孙遗风的衍及。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孙冶方的理论创新搁浅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它意味着一代经济学家试图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构建市场化环境的努力彻底失败。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遗产”，那就是，使得中国经济较早地脱离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路径，走上一条体制外增长的道路。晚年的吴敬琏在《“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2005年）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叙述。
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然而成效一直不彰，尽管尝试了多种方式，企业搞活的任务却始终无法达成。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决策层改变了改革的“主战场”，从城市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这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二是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国际资本；三是在南方建立“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正是这些体制外力量的成长让中国经济的格局焕然一新。
吴敬琏总结说，中国曾经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思路进行过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扩大它们在市场调节下的自主权的试验与探索，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变战略以后，改革才进入了逐步前进的正轨。这一战略在实质上是把重点放在创造使私有部分得以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条件上，而不是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上。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起来的关键。在这样一种战略安排下，中国改革突破了苏联教条和对国有制的崇拜。
当然，这些即将发生的事实都已是孙冶方所无法看到的了。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变化，让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既产生了巨大的亢奋，同时也陷入了空前的迷茫。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复兴的列车已经轰轰开动；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困难层出不穷，而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准备却显得那么苍白，“苏联模式”的破产、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碰壁，以及对东欧改革经验的扬弃，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走向一条充满了冒险气息的陌生道路。
可是，何去何从，路在何方？
1981年5月，在送走锡克之后，吴敬琏等人深感要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理论上的贡献，需要寻求较之“政治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他们一边协助孙冶方整理书稿，一边向经济所提出，希望到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学。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是年，他已经53岁。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孙冶方在北京去世。当周南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洋彼岸的吴敬琏时，他紧紧地握着话筒，着薄薄的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继顾准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导师。孙冶方把身后的学术文稿整理工作交给了他们这些晚辈，而他却深深知道，这条学术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倾注了一个卓越生命的全部热情与时光的结论竟是“此路不通”。
窗外，美国东海岸的星空清澈如洗，他的内心却黯淡到了极点。
为“商品经济”翻案（1）
风尘仆仆的吴敬琏归国，前脚刚踏进北京的家门，后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就来了。
马洪（1920~2007年）是当代改革史上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他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年深得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信任，29岁时就出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当时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轻干部叫*（1928~），朱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23岁时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高岗被任命为统管经济工作、号称第二政务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32岁的马洪被任命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权重一时。
两年后的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高岗自杀，马洪遭到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的处理。后来，他被薄一波招到国家经委研究室工作，经常参与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组的活动，与吴敬琏自此多有交往。1977年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工作，并于次年初担任副院长兼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不久，他就把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的老部下*调进工经所，任工经所国内室主任。1979年7月，陈云领衔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组建了四个调查小组，是为体制组、结构组、对外经济关系组和理论方法组，马洪主管结构组，其中的成员就有吴敬琏。后来，以结构组为基础，成立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马洪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非常娴熟，曾参与多个中央经济文件和战略规划的拟定。他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一书（主编陆斐文、马洪、桂世镛，三人共用一个笔名“马文桂”）是“*”期间发行量最大的工业经济教科书。1982年，他出版专著《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马洪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起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事实上已成为中央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这一次，他登门造访吴敬琏，是邀他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
周南担心丈夫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想让他在家里稍事休息几天。可是马洪看上去很急迫，接着又登门来了两次，说此行不累，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休息。架不住马洪的再三邀约，吴敬琏在归国的第七天，就随马洪北上去了东北。
一上路，吴敬琏就意识到情况远非参加几个讨论会那么简单。马洪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吴一看笔迹就认了出来，这是他的两位老朋友—已经担任工经所副所长的周叔莲和财贸所所长张卓元拟写的初稿。
马洪说：“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必须马上把它改定，因为，再过3个月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了。”
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
这其实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 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这种反复及名词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为“商品经济”翻案（2）
在传统的经典表述中，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是应该坚决反对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就是走修正主义路线。而据考证，不管是*、陈云，还是李先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都用过市场经济的说法。不过，他们说的是经济的部分运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总体目标。例如，*早在1979年就使用过这个名词，在该年11月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邓的这个讲话当时并没有被当成重要的、成熟的思想进行传播和传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到1992年之前，“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仍是一个“禁区”。为了避免“因名废事”，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在论及改革目标时，改革派进行了妥协，改之以“商品经济”的提法。据当时中央编译局专家的考据，在*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没有“市场经济”一词，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汇，“商品经济”是俄国理论家在20世纪之后“发明”的特有用语。使用“商品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当时采取这样的辞藻，是可以理解的。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的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其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他在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对这份文件做说明时说，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薛暮桥的提法得到了*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从1981年到1983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批判这一观点的文章。它们均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其理由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
1981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商品经济的。其中，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林子力等被划为第四类。
在为预定于1982年9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计划派”力量占了绝对的上风。起草小组成员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