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
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裁下平凡的小小的
花，给平凡的人看！
每个作家，企图描写什么，都必须有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感受和认识。关于小说创作，冰心曾多次说：“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从“五四”到“四五”》）这是冰心十分合乎实际而又十分诚恳的自白。当然，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群及其生活，就是一位诚实作家的伟大人格。
六
“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
三十年代，中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每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
1936年，吴文藻教授因获得“罗氏基金会”游学教授奖金而前往欧美访问，冰心同行。行前，郑振铎在上海为他们饯行，冰心初次会见茅盾、胡愈之等人。在欧美游历了一年，所见所闻，在冰心心底投下了浓重的暗影，同怀着亲亲的母爱、儿童爱，礼赞云霞的变幻，大海的壮阔、繁星的灿烂的第一次赴美留学的情况十分不同，她感到不满和失望。当一回到祖国，正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从此开始了流离迁徙的生活。
1938年9月，她全家迁居到云南昆明，吴文藻任云南大学教授。那时期，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证，冰心身体虽然不好，但是为了生活，还不得不扶病执笔。1940年底到四川重庆，从事文化救亡活动，在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下，曾主编《妇女文化》半月刊。1941年，在重庆大后方文艺界欢迎冰心、巴金的集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这时，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文艺界的朋友倒是不断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冯乃超等人，他们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浓荫下，望着如带的嘉陵江，畅谈国事、家事和文艺。他们第一次在歌乐山相聚几天后，老舍给冰心送来了郭沫若赠送的写有一首五律的条幅：
怪道新词少，
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
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
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
贞静立山头。
这首诗，写的正是那时的冰心。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十六篇散文《关于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她的“殷殷家国忧”的爱国主义热忱。
《关于女人》书稿的成书经过，冰心说，1940年，“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除了“对付”朋友和“写滑了手”的原因外，还因为“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这当然是一些原因，但就“作家”而言，毕竟考虑了社会的因素——她发现“女人的确可怜”。对于女人，她是有自己深挚的感情的。1943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还说，上帝创造了女人，“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在冰心以男性的语气对于女人的谈论中，我们又在她的思想深处，清楚地看到了‘母爱’的注释。
在四川，那段难忘的生活，使她了解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事实，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曾明白的道理。她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回忆说，在大西南的昆明和重庆，尤其是在重庆，经验使她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
1946年冬，冰心全家去日本，吴文藻教授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同当时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有着密切的来往。1949年，应日本著名文学家——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中国新文学系主任、冰心著作译者仓石武四郎的邀请，她在该校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成为女性进入东京大学担任教授之职的第一人。
冰心来到东京的第二年，多难的祖国，又被推入内战的火海。她好像也置身于战火，心清惶惶，为祖国痛苦着，创作的心绪像遇霜的秋叶，逐日枯萎。人的信仰，像一座雄伟的建筑，并非一日所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建成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所获得的信任和希望之焰，在日本更加燃烧起来。她从香港朋友那里秘密地弄到几本革命著作。有时跑到海边，靠着岩石，任凭浪花溅湿衣裳，潜心阅读，并“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冰心说：“1949年10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她觉得，祖国和人民真正有了光明，她那逐渐形成的理想，也有了具体的寄托。
作家是思想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啊！但是冰心一家要从日本回国并非容易。冰心说：“我们是解放后1951年回来的，解放的时候我们就想回来，但是回不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车的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后来正好美国的耶鲁大学要请我们去，我们就拿耶鲁的聘书给台湾签护照，立刻就批了。在日本时，两个女儿都读圣心学校，离日前我还去圣心，请她们校长写封转学信，把她们转到耶鲁，所以她们的同学都以为我们要去美国。他们批了护照之后，我们就到了香港。那时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四，一个十二。我们一到香港，就把耶鲁大学的聘书和路费退了回去。于是，我们从香港经广州回到了北京。我还有个儿子，他是第一个回国的，那时他才十八岁。在日本时，他在美国学校念书，念完中学之后没有大学可进，美国朋友想让他到美国读书，他不肯去，要回国。后来我们说要送他去香港上大学。我们给他买了船票，从日本开船，经塘沽，他一到塘沽，就溜了下来，到了北京，进北京大学学建筑。他每次写信给我们，都是先寄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到日本；我们给他写信也由香港转……”
这条坎坷之路，有荆棘，有虎狼，我们读者只知道冰心作品里所含蕴的爱国心肠，而不了解那一首从未写成文字的异常动人心弦的爱国心曲，不知道她是冒着生命危险，才辗转回到祖国的怀抱，完成生命旅途中一次最后的转折……
侨居日本五年，冰心所写作品不多，一些散文小品如《寄日本小读者》，散见于《东大周刊》及日本一些报刊杂志。
七
冰心，拥抱祖国母亲，也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母爱。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
这时，她拿起生花之笔，开始了勤奋的创作生活，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冰心说，从此，“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2年仲夏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在中南海招待冰心和吴文藻教授，对他们回祖国参加建设表示欢迎，井询问子女的情况。冰心说，儿子已入大学，两个女儿都在中学。总理问：“她们想学什么？”“大的想学历史，小的想学医。”冰心答。总理说：“年青人从外国学来的语言，口音比较正确，你是不是可以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她们可不可以念外语？”以后，她的两个女儿吴冰和吴青，都读了外语，都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
1953年，由丁玲和老舍介绍，冰心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解放后，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为孩子们的写作上。她一直认为，一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她曾同张天翼等人领导了北京的儿童文学创作活动，培养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家。
正当冰心发奋创作的时候，1957年反右斗争的风雨推开她家的大门，袭击了吴文藻教授。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夫妻，其命运哪能分开？冰心的感情也像受了雷击一样，她是痛苦的，不解的。这时候，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把她接到家里，安慰她，鼓励她。
1958年，严文井、张天翼向冰心提议再写《寄小读者》；她欣然接受，捡起了已经中断二十多年的“通讯”。这一年的3月11日，她给小朋友写了《再寄小读者·通讯一》。这篇散文里说：“在这不平常的春天里，我又极其真切，极其炽热地想起你们来了，……我如今再拿起这支笔来，给你们写通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哪里！”是的，她没有食言，从北京，写到意大利的巴利城、罗马、威尼斯，瑞士的波尔尼，英国的爱丁堡。像一位伟大的母亲，没有吝啬自己的汗滴，把丰富的上等精神补品贡献给千百万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像殷勤的园丁，培育了满园鲜花！
冰心像一位天才的画家，解放后她用散文的形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百卉葳蕤、生机盎然的生活画面。她在《小桔灯·新版后记》里说。“这里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孩子，也有我们友好的国家和地区的孩子；也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许多景象，也有世界各地使我怀念使我低徊的山山水水。……而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和国外的山山水水，更像一幅幅雄伟美丽的画卷，拉过了我的面前。”这是《小桔灯》的主要内容，也是冰心回国后文学创作的概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平地而起，横冲直撞，到处是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冰心没有幸免——抄家、批斗、劳改，使她整整搁笔十年。1970年，冰心和吴文藻，告别永居的老屋，一起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种麦子、点豆子、看青、摘棉花，这位作家长达十年的空白稿纸上，写满了检查，覆盖着尘沙。逆境中，又是周总理亲自出面保护她。1972年秋，总理还对冰心说：“你我年龄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有鞠躬尽瘁四个字了。”总理的安慰和鼓励，使一直抱着希望的冰心度过国家和个人生活中最黑暗的时期，终于盼到春回大地，举着一面红旗，又“步履轻健地走在年老人和年轻人的队伍里”……
当冰心回到魂索梦绕的祖国，她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她热情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54年以来，她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和1979年，分别在第三和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先后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