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口号喊得最多最响的，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现在，改革开放促就的变化，已让人看得见，摸得着。广大群众由衷地拥护中央的方针路线，由衷地拥戴顺民意、聚民心的中央领导人。即便如此，人们今天在表达自己的心声时，也是这般直呼其名，平抒其意。从“万岁，万万岁”到“小平您好”，领袖人物从天上一下回到了人间，这一深刻变迁证明的是，社会在进步，人民在成熟。眼前的人流依然像欣喜若狂的巨浪。幸运的我，知道自己拍摄到了一个难忘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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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张照片把“四人帮”拍全了
“四人帮”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他们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照片充斥在所有的中国媒体上，而在他们受审时，尽管有许多摄影记者在场，但目前知道的，只有一名摄影记者拍到了“四人帮”在一起的“合影”，十分的难得。因为那时审判的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共10个主犯，“四人帮”只是其中的十分之四，且不坐在一起。虽然是审判10个主犯，还有好多“次犯”，但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审“四人帮”。电视当然拍了，但是你不可能随时随地看到，只有照片给了我们这个方便。审判林江集团的照片有很多，但把四个人拍在一起的只有这张。这幅照片因此而获得了许多新闻摄影方面的荣誉，被各种报刊采用了无数次，并成了纪录这一重大事件的传世之作，它的作者就是《人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孙毅夫。
拍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个严肃的事，能参加的记者本来就不多，这时候就要考验记者的头脑了。孙毅夫本来就是个优秀的记者，1980年11月20日开始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人民画报》干了21年的、47岁的老记者了。
一开始我就想到要拍下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只有这样才能形象地表达这个事件。而这四个人同时出现的机会只有两次：第一次开庭和最后一次判决。其他时间出于安全和机密的原因，把他们分别调查和预审。我没赶上第一次，那一次这四个人排列得很远，中间隔着其他人，只能等最后一次机会了。到了1981年1月25日，历时77天的超级审判就要结束了，我早早就到了公安部礼堂的特别审判庭，事先我已经问清楚了今天这四个人的位置和押进来的顺序，就找了个别人没去的地方，是在主席台的右前方，书记员的背后。这地方正好可以用长镜头对准“四人帮”的位置。我带了两台莱卡相机，分别装上135mm和广角镜头，就等着他们进入画面了。
这简直就是巧的不能再巧了。果然，第一个押进来的是江青，第二个是张春桥，第三个是王洪文，第四个是姚文元，第五个是陈伯达。我就在陈伯达没进来的时候用两台机器一口气拍了12张，四个人都在画面上，姚文元刚刚进来，还没贴近铁栏杆，另外三个人也刚刚站到栏杆前。再晚一分钟陈伯达就进来了，那就不是“四人帮”了。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而其他记者都在近处拍特写，自然难以把四个人都收进来。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决定成立由24名检察官组成的特别检察庭和35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审判庭，列举林江反革命集团四大罪状：1。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2。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3。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4。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共48条罪行。
这是一场超级审判。先后有6万多人直接参加了旁听，在当时的环境下，由于涉及国家机密，没有让外国记者参加，但已经是“高度开放”了。国际传媒铺天盖地地报道。历时77天，开庭42次。被审判者包括前“第一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张春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空军司令吴法宪；前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前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等10名主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另外6名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最后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无期徒刑，以上三人均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2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孙毅夫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判过程，亲眼看到了这些人的面目：张春桥穿一件黑上衣，推了平头，胡子有半寸长，一言不发，死猪不怕开水烫；江青在法庭上大喊大叫，目中无人，因为她善于表演，那天故意穿了件领子上带补丁的黑色衣服，苍白的脸上残存着昔日的傲气；王洪文很“配合”，双目无神，机械地眨着眼，全无造反派的威风，问什么说什么；姚文元浑身哆嗦，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问不问都要说。
顺便交代一下，1983年1月25日，也就是两年的缓刑期满时，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改判江青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她在公安医院治病时在房间里上吊，终年78岁。张春桥2005年4月21日病亡，终年88岁。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病亡，终年58岁，姚文元在1996年刑满出狱，隐居上海。他们左右中国的时代已经彻底翻过了历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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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前线》
％％％《彭德怀在前线》：中国军队高级领导人在前线的惟一照片
彭德怀是著名的军事家，解放后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彭德怀怎么打仗，很多人没看过，但这张照片和它的拍摄者徐肖冰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
他在前线，站在不太深的战壕里，举着望远镜，身上穿着皮衣—那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旁边就有用于伪装的树枝，但彭总不用，他不怕枪林弹雨。彭总的对面就是日本人，枪炮声都听得见，子弹从身边带着风呼啸而过，我在旁边拍照时也害怕，太危险了。他边看边说话，在指挥战斗。他的脚下就有卷好的电线，那是通讯兵专门给指挥员架的电话线。对面的战斗正在打着，作为八路军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员，彭总的担子不轻，那时他指挥着105个团在打日本鬼子，史称“百团大战”。
1940年，国际战局很不好，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战果。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了军事同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中国国民党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更加动摇。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
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我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牢笼政策”（日军宣称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抗日根据地装在他们的“牢笼中”），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向华北敌占区交通线和各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在长达三个半月的时间里，八路军共投入了105个团的兵力约20万人，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我军伤亡17000余人。（另一说是动用了40万人，毙伤日军万人。）总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浴血奋战。毛泽东和朱德远在延安，所以在前线指挥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彭德怀了。这一次的战斗原本是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为主的，也叫“交通破袭战”。胜利之后新华社要发消息，问副总参谋长左权怎么写，结果大家一商量，就叫“百团大战”吧。毛泽东听到消息后很高兴，发贺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后来有人批评这次战斗说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使日军集中兵力转而对付八路军，并开始批评彭德怀。
照片上的这一仗叫关家垴战役。彭德怀是总指挥，其他指挥者还有刘伯承（师长）、陈赓（旅长）等。时间是1940年10月20日。本来那个战壕是专门给彭总准备的，但他不用，这样暴露在战场应该是犯忌的，但彭总不管这些。
我那时刚从冀中过来，主要任务是拍战斗的场面。因为那时电影团拍的东西许多是后方的建设、生产、根据地的镜头，缺少前线的战斗场景。我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就跟着上前线了。那时还经常派人穿便衣到敌占区买胶卷和相纸，那是很冒险的啊。我还曾经通过当地的“维持会”穿着便衣到敌占区拍纪录片。靠这种掩护，我们可以通行敌占区。到太行山区拍这些镜头是为了做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是袁牧之的编导、冼星海的作曲。袁牧之给我的任务是拍一些战斗的场面。我拍了电影，也拍了照片，可惜的是这个画面拍得太少，只拍了两张。我用的是雷丁那135相机，只有标准头。那时候胶卷紧张，一个画面要想好了才敢按快门，所以那时的许多照片都是一张。照片是我回到延安后自己冲洗的，连放大机也没有，只印了个小样，彭德怀看了以后挺高兴。后来版画家彦涵根据这幅照片的画面作了木刻，在太行山地区流传很广。到了解放以后，彦涵把自己保存的最后一幅木刻作品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些电影胶片后来袁牧之带到了苏联去冲洗，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们的电影厂都搬到了后方，那些胶片也不知去向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派专人去找回了一些。这部纪录片到底也没搞出来，很是可惜，但部分胶片还是留了下来。我那时拍的很多胶片大都是这种情况，倒是这些照片都留了下来。后来新中国成立，有关部门又派人去找这批胶片，而且去了不止一次，但还是没找到。
现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仍然是肯定的，只是彭德怀为人耿直，从不阿谀矫饰，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也同时因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人，所以那时就挨了20多天的批判。后来他在“文革”中的惨境，使人想到那句古话“直如肠，死道旁；曲如钩，做诸侯”，这是后话。
杨绍明：聚焦伟人（1）
他拍摄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其中许多是独家照片，珍贵无比；他可以频频出入这些领导人的家，与他们合影；他在革命圣地延安和中南海里长大；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他的父亲是前国家主席###，他就是摄影家杨绍明。
杨绍明拍摄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在1988年第32届荷兰新闻摄影比赛（这是世界最著名的新闻摄影比赛，差不多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奖）中获得系列人物三等奖。虽然是三等奖，却是中国大陆作品在这个领域零的突破。
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类的作品问世，在中南海里长大的杨绍明当然看得出这里面的文章，凭着他多年积累的新闻敏感和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随即拍摄了大量的领导人照片，尤其是邓小平在家中的照片。若干年过去后，这些照片就越发显出它们独特的价值。《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系列照片一共4幅，其获奖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频繁出现，成为了邓小平“打破终身制”理论的形象注解。
在荷兰获奖的共有4张照片：一张是邓小平在出席中共十三大时的半身像；一张是邓小平在打桥牌的；一张是邓在家中的沙发上看《参考消息》；最后一张是邓在院子里双手要抱孙子的照片。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照片，怎么会得世界大奖呢？评委的评语是这样的：“这些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在家里的邓小平和我们没什么两样。”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领袖照片都是高大威武、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而且不是招手就是握手、讲话，人们很难知道领袖日常生活中的状态。那么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呢？后面有什么故事吗？且听绍明慢慢讲来。
先说第一张，邓小平在1987年出席十三大会议上。这张照片看上去好像没有特别之处，实际上是邓小平要退下来的宣言。
那是1986年，美国著名记者###获准采访邓小平，规定只有一个小时。快结束时，老练的###又提出一个问题，邓耐心地回答完这个问题，起身要走。这时###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说：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问：您准备对###作什么表示呢？
邓说：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