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刻:记忆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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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刻:记忆中的影像-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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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给总理照相
《周总理标准像》是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在1956年拍摄的。此后这幅标准像被印刷了无数次,成为几十年来中国百姓家里与毛泽东像并列悬挂的领袖像。20年后周总理逝世,这张标准像再次成为众心所向。拍摄者姚经才也成为几十年来人们关注的对象。一张照片的生命力越强,它所揭示的道理就越深。现在回忆起这些事,姚先生的女儿姚佩心仍然很自豪。
  我父亲14岁就在上海中国照相馆开始学徒,他没上过多少学,但他很聪明,悟性挺高。到了1956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来时他已经是经理了,那时有很多公私合营的服务业,就是把过去的私营企业改造成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以公方说了算,我父亲就是中国照相馆的公方代表。同时迁来北京的还有上海的普蓝德洗衣店、造寸成衣店、四联理发店等。
  他上班以后就基本没有节假日了。他虽然是经理,但是一直没停过照相,在店里总是忙忙碌碌的,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据他回忆,给周总理照相是在1956年的12月的一个礼拜天。当时我父亲正在给一个军人照相,突然周总理带着秘书和警卫进来了。所有在座的顾客都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会不打招呼地来照相,像一个普通人不事张扬地就这么来了。正在要照相的那个军人站起来向总理敬了个礼说,总理好!两位在旁边的大学生也向总理问好,总理说你们好。我父亲说总理您先来吧。总理说按顺序来,你先给他照吧。等解放军和大学生都照完后,周总理才按顺序让我父亲给照。第一次给这样的大人物照,我父亲也很紧张,动作有点拘谨。周总理见状说你是第一次给我们照相吧,熟悉了就好。你们是专家,一定能照好的。我父亲听了这话,心里放松了一些。在助手的协助下,20分钟左右就拍完了。给总理拍了半身、全身总共16张。拍完后总理问我父亲,从上海迁来是否习惯,以后要更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我父亲连忙说好。总理走出去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总理向大家点头示意。那年我父亲33岁。
  总理走了以后,我父亲赶快洗了出来,挑了几张送过去,那边回话说,总理要出访亚非拉国家,请再洗100张。中国照相馆赶快如数洗了送去,我父亲又另外洗了4张12寸的送给了总理,没想到,总理还派人把这4张的钱送了过来,真是公私分明!
  那时候周总理只要是私事都是自己付钱,比如看电影就是自己买票,而且为了不打扰别人,往往是在灯暗了后再进去。到北京饭店理发也是自己掏钱,自己用车办私事比如去看老朋友或者亲属用车也要付钱。这些事,许多周总理身边的人们像秘书、警卫、护士等等在回忆总理时都谈到了。
  后来听说我父亲又给刘少奇、朱德、贺龙、华国锋等领导人拍过,真是一种荣幸啊。当然,也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拍过,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自豪的。而像领导人亲自来照相馆排队照相这种事现在想都不敢想。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新华社来中国照相馆急找底片。姚经理和同事们连夜赶制了许多8寸照片,到旁边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分发给寒冷中哭泣等候的人们,联想到20年前给总理拍摄的情景,姚经才的脸上也是泪水涟涟。
  中国照相馆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在竞争激烈的十里洋场拼搏得颇有声望了。1956年,在政府的安排下从上海北上,坐落在繁华的王府井。迁来时姚经才就是经理,一直到退休。中国照相馆也因为领袖拍过照片而名扬中华,成了商家最好的广告,至今在他们的橱窗里还摆着这几位领导人的照片,在北京王府井的黄金地带无声地诉说着那些故事。有意思的是,姚经才的弟弟姚经文现在还在上海,曾经是上海最老的照相馆之一—王开照相馆的经理,兄弟俩一南一北,还都在最负盛名的照相馆里当经理。如今这兄弟俩还各有一个儿子在这两个照相馆里工作。
  这张照片拍的是黑白片,后来大量的印刷品是彩色的,那是上了色。对照相馆来说,上色是小菜。中国的习惯是许多百姓家里和公共场所都挂领袖像。不仅挂中国的,还挂外国的,像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等。前一段时间,很多汽车里都爱挂周总理或毛主席的小照片,好像是从广东一带开始流行的,有点供神仙的味道,后来据说那是让伟人保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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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1)
外面炮声隆隆,子弹乱飞,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员被抬进来,在小庙门口的空地上一字排开,等待着抢救。庙里面,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手术台是个自制的驮子,医生围着白大褂,穿着草鞋,小庙的屋檐,壁画……这就是中国的抗日战场,这就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的一个小庙里在抢救中国军人的场景。拍下这历史的瞬间的人就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使白求恩成了“大名人”,吴印咸的这张照片则是形象的《纪念白求恩》。想当年,中国人人背诵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这张珍贵的照片,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人人都要看的照片。
  这张照片摄于1939年10月的一天,外面是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在和日本鬼子打仗。当时敌人疯狂地“扫荡”,封锁了八路军的物资供应,抗日战争处在艰难阶段。毛泽东是善于打游击战的,而游击战要经常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打,有了伤亡就要远距离地抬回来,而这样常常就失去了抢救的时机。所以白求恩就说:对伤病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就这样,白求恩成立了“东征医疗队”,随部队到了前线。由于条件实在艰苦,行军主要靠骡子、毛驴,医疗用品都要用它们来驮。白求恩就根据农民的粪驮子做了个医疗驮子,形状很像个桥,于是白求恩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芦沟桥”,多有创意啊。
  敌人的“冬季扫荡”又开始了。他率医疗队来到了离战场只有几里地的小庙里,小庙的佛像早没了,里面空空荡荡,白求恩马上搭起了“芦沟桥”,拿出了八路军仅有的一些医疗器具,开始了抢救。
  在这之前,白求恩就是知名大夫了,延安电影团来到晋察冀拍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时,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示延安电影团要拍摄他的事迹。所以导演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早就和白求恩吃住在一起了。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他的活动,他办的学校、医院、培训班等等,全都拍了。打仗的这天,外面枪炮声不断,震得房顶直掉土。从繁华的大上海来的吴印咸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连枪声都没听过,心中不免哆嗦,但是看到白求恩在那里镇定自若地挥刀,吴印咸的心也就静了下来。他一面拍电影,一面又拍照片,接连拍了几张照片,只有这张最好。电影胶片最后做成了一部纪录片。由于他学过绘画,所以拍起电影或照片来,仍然是得心应手。1964年,在张骏祥导演的电影《白求恩大夫》中,吴印咸以65岁高龄担任了总摄影,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吴印咸先生1994年逝世,留下了未完成的书稿和大量的珍贵照片。他女儿吴筑清回忆道:
  我父亲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把它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讲话》的照片一块挂在家里,他那么多照片,只有这两张照片被长期挂在墙上。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特别有感情,去延安时带的照相机都是自己的。那时候在延安没几个专职照相的,只有记者斯诺,医生马海德、柯棣华等人有照相机,好像中国人只有童小鹏、叶剑英等个别人有。白求恩也有,他也喜欢照相。这张照片是用依康弗来克斯120机器拍的。自从我父亲和徐肖冰他们去了延安电影团之后,才有了职业的摄影者,为中国领导人的早期创业留下了图像资料。这大概也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吧。
  据我父亲讲,他们和白求恩一块住了将近两个月,白求恩喜欢用中国的土烟斗,穿着中国的土布衣服,性格开朗,他们还互相讨论照相技术,成了好朋友。1939年10月,日寇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在黄土岭指挥日寇的是阿部规秀,他是一个杀人狂,号称“名将之花”。战斗十分残酷,伤员排在外面,白求恩有条不紊地做着手术,一直进行到第二天,连续做了30多个小时。日军已经向附近包围过来了,大家一再劝白求恩撤退,庙里不断掉土,影响到手术的进行,他就命令把“手术台”搬到外面去做。他让轻伤员转移,重伤员就地做手术,直到所有的伤员都做完了为止,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据吴老的回忆,这次战役中,阿部中将被我八路军打死了。这是日军在中国被打死的最高指挥官。
  照片中的另外3个人里有一位叫林金亮,当时是白求恩的助手,同时还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白求恩是顾问。在长时间的合作中,他与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吴印咸还见过林金亮,给他拍了照片,共叙历史。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白求恩因做手术时割破手指,后来又受到感染,病情恶化,11月10日,白求恩又一次昏迷过去,次日毛泽东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白求恩。林金亮又一次去抢救他,推开门一看,白求恩正在写遗嘱,林说,白大夫,咱们去花盆医院吧,那里的条件好点。白说不必了,我知道我得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遗憾的是我不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了,你要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收容黄土岭的伤员……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停止了呼吸。这时距吴印咸拍摄这幅照片不到一个月。
  1940年,晋察冀边区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白求恩去世的地方是河北唐县,后来这里树立起了汉白玉的石碑。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2)
从现有的照片中我们了解到,拍摄白求恩的记者还有沙飞、罗光达等人。但吴印咸的这张最著名,传播最广泛。这张照片最早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刊登后影响很大,电影胶片留在了新影,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后来还印成了邮票,入选了学生课本。这张照片和电影与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文章一道,为白求恩留下了在那个年代看来是极为难得,而今天看来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在“文革”时达到了普及的最高峰,几乎识字的人都会背诵它,文中那句名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至今不失光彩。
  

黑的画家(1)
  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满口白牙
  文化界、美术界的人们都知道石鲁的大名,因为他是著名画家,更因为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也因为他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因为摄影界只能勉强归类于文化界,所以大多数摄影人知道石鲁的大名,是因为这张摄影名作《画家石鲁》。
  这张传神之作拍摄于1977年4月。那时“四人帮”刚倒台,但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被整死的艺术家尸魂无处,没被整死的刚刚从牛棚里东倒西歪地走出来。石鲁在”文革”中被整得奄奄一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77年到通县北京结核病院来治疗,5年后他还是死于肺结核,时年仅63岁。
  石鲁,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1919年生于四川仁寿县,1982年卒于西安市。他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作品具有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内容多以人民生活和重大题材为主,在美术界影响巨大。曾任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早年曾在延安大学任教,还写有电影《暴风中的雄鹰》,拍摄后受到好评。他精于诗、书、画、印,出版有《埃及写生集》、《石鲁作品选集》、《国画选》,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画展。他的作品以“野、乱、怪、黑”著称。
  李江树介绍说,年轻时的石鲁特潇洒。犀利的眼睛,狂放的性格,既为他带来了艺术的人生,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谈到拍摄这幅作品时,李江树印象深刻。
  1973年我就认识石鲁先生。1977年4月的一天,我随一位老同志到北京通县的结核病医院看望石鲁。那时石鲁才58岁,却十分虚弱,只有那不屈的头发还支棱着,但满口的牙几乎没了,但眼光依然那样犀利。老朋友相见,满腔的苦水和十年的悲愤岂能三言两语能说完?他们在诉说,我就在旁边找机会。那是下午4点多,屋里较暗,我用的是海鸥4A120相机,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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