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的拍摄、演出和宣传是不计成本的。陈娟美跟着拍了七八年，不仅提心吊胆，直拍得筋疲加力尽。这些作品从不署名，直到1975年，石少华根据文化组的意思要陈娟美编一本样板戏剧照的画册。那时石少华还是中国摄影学会（1956年成立，1972年改为全国影展办，1978年恢复为中国摄影学会，1979年改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领导，所以就挂了学会的名，整个工作包括编辑、印刷等大部分工作是陈娟美盯着做的。画册的名字是《革命样板戏剧照》，总共收录了17个（包括后来的交响乐、舞剧等形式）革命样板戏的舞台作品和电影剧照142幅，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这时才第一次署上了作者的名字，到1976年才印出。这也是样板戏剧照的一次集中展示。由于此时已值“文革”后期，这本画册的传播也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几位摄影者拍摄的样板戏作品的寿命这时算是告一段落。大量的底片和照片都交给了新华社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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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样板”在史册（2）
张雅心：
拍样板戏的人，要求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我当时是新华社摄影部对外组组长，又是摄影科班出身，就这样走进了样板戏的大门。第一个是《智取威虎山》，第二个是《红灯记》，八个样板戏中我拍了六个。那时用的都是最好的机器，我用的是哈苏120的相机，当时我记得只有江青和新华社摄影部的负责人石少华才有。我和剧组的人吃住在一起，拍的时候不能影响电影机的拍摄，只能抓拍。每个镜头拍几张，最多时一个镜头拍一卷。当时有三个后背，分别装黑白片、负片和反转片。胶卷可以随便领，不计成本。我们惟一的好处是吃得比一般人要好，在长春拍《奇袭白虎团》、《沙家浜》时经常吃松花江里的大鲤鱼，那时老百姓只有每月二两肉的定量啊。我们一般都是晚上拍，因为那时安静，但却苦了我，剧组的人们可以轮休，而拍剧照的只有我一个人，晚上拍了白天就去冲，晚上再拍。江青隔几天就来，很具体地指导，她要求剧组的人看《红菱艳》，让大家学习。排练几次后还要座谈，我拍了无数个胶卷，同行们笑话、也是羡慕说张雅心的胶卷可以用麻袋装了。
有一次我在江青来的时候拍照，那时用的不是现在的万次闪光灯，而是一次性的闪光泡，那东西有时会爆炸。正好杨子荣出来时一打枪，我这个灯泡就响了，实在太巧了。这下警卫们都上来抱住了我，好一片紧张，最后是文化组（相当于文化部）副组长于会泳出来说，没事没事，这才算过去了。那时候的好多记者都遇见过这类事。
之所以要专门在摄影棚里拍摄，一是做电影的需要，保证电影画面的绝对“干净”，也可以保证在拍摄过程中不受干扰；二是为了拍剧照。因为舞台演出时拍的剧照背景很杂乱，最多只能用作新闻，在大量的印刷品中不能达到样板戏“高大全、红光亮”的要求。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客观上对样板戏的制作已经达到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完美、苛刻无比的程度了。每排练一个剧，至少要半年，有时还要返工。这些照片出来后，被大量地印刷成电影海报、年画（包括中堂、四条屏）、连环画等广为流传，各种书籍报刊更是大量地采用。随着广播、电影、舞台演出等形式的大规模宣传，全国上下一片样板戏声，人人都会唱上几段。
张雅心拍的一些剧照很精彩，尤其是一些跳跃的镜头，使人们看起来演员跳得很高，其实是他趴在地上仰拍的。除了这种小技巧外，他还摸索出了一套用慢门拍剧照的办法。因为舞台上的背景打的是幻灯，比较暗，而演员身上打的追光灯特别亮，光比非常大，如果按主体曝光，就很容易拍成黑背景。为此他想了个办法，用慢门曝光，这样的好处是背景和前景一样地漂亮，同时也解决了当时没有快片的困难。在1973年的新华社《新闻业务》上，张雅心的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包括“吃透精神、表现精华。用对比手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等体会，还有“把相机放低一点，镜头仰些，使英雄形象显得高大；拍敌人时多用俯角，造成压抑、低矮的感觉”等等手法，无不带有强烈的时代痕迹。如果以当时的发行量乘以现在的稿酬的话，那这两位记者将无疑是亿万富翁。
30多年过去了，花在样板戏上的费用已经没法计算了，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样板戏无可商量地、强行地刻在了人们的大脑里，也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中。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也不乏经典而被长久流传，被后人反复吟唱。毕竟，这些样板戏是集中了那个时代全国的精英们创造出来的，是精雕细刻的东西，洗却政治上的红粉，其技术技巧层面的东西，会有很多闪光之处。只说交响乐团伴奏的恢宏洋气，服、化、道、效的精致，汪曾祺在《沙家浜》中显示的文学才华，就足以够后人回味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问一句：“今天的京剧主流虽然复归了传统，但与样板戏比，在很多地方，难道就不是裹足不前，甚至是倒退了吗？”其实西方绘画史上，许多大师和经典作品在当时不也是为教会和贵族服务的吗？《拿破仑加冕》的内容不是也有点“反动”吗？历史往往不是纯黑纯白、泾渭分明的。既能在历史中吸取教训，又能让历史中的光点得到传承、不断光大，这才是明智的民族、国家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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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民兵》：红光亮的代表作（1）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是“红光亮”、“高大全”的顶峰，从摄影角度看，样板戏的剧照也是这样的产物。而在“文革”后期，另一类作品也具有这样的时代特征，那就是以《西沙民兵》为代表的系列照片。它们产生的年代在1974年前后。在当时，这样的作品具有“政治内容与艺术手法高度统一”的特点，并引导着中国大陆艺术创作的方向。
《西沙民兵》从技术上讲，是张好照片；从内容上看，它仍然是充满积极因素的，这也许就是尽管它产生于那个年代，但今天看来，也并不令人反感的原因。
《西沙民兵》的作者是伍振超。他的这幅照片曾家喻户晓，但今天，作者和作品同样像是被掩埋在了历史的河床下，以至于我很费了些功夫才找到了他。
1974年1月，南越西贡当局武装侵犯中国领土—西沙群岛。最后，“英雄的西沙军民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团结战斗，击退了武装侵入我国西沙群岛的南越西贡军队，捍卫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尊严”（见新华社稿，刊《中国摄影》1974年2月号，题目：《向伍振超同志学习》）。战斗中，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民兵班长吴先锋就是其中之一。南海诸岛属于广州军区管辖，于是报道任务就落到了伍振超的头上。
我那时是广州军区榆林要塞宣传科副科长，上级找到了我，让我把西沙英雄的事迹拍下来。当时由陆、海、空三军的摄影记者组成了一个十几个人的西沙摄影组，我是组长。另外还有一个由作家和诗人等组成的写作班子也去了。我们于1974年先后两次到了西沙，和民兵、战士们一块训练，执行任务。我们总共在那里呆了两个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在北京举办了《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虽然风光很美，但那里的生活很苦。没有菜，天天都是罐头，晒得要命，身上晒得直掉皮。气温很高，睡不着觉，中午只能在水里泡着。
一上岛，就听到许多关于吴先锋的事迹—如何跟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等等，于是我就很想去拍这个人。我和吴先锋一块生活了一个星期，按我们当时的理解，英雄人物就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要把这个人物拍得健美、丰满、高大、理想！
西沙群岛有7个岛，最大的叫永兴岛，第二大的是金银岛。金银岛是平时渔船集中的地方，居民很少，吴先锋带的民兵班就在这里。1974年1月的那天，南越西贡当局的几条军舰开到了岛边，上来一些军人，说这里是他们的领土，说着就要插他们的旗子。吴先锋据理力争，争执中双方开了枪，吴先锋带领的民兵英勇无比，打死南越十几个人，他们抬着尸体回到了军舰上。他们的军舰马上开了火。很快，我陆、海、空三军出动，敌人一看，大喊“红军来了”，就跑了（那时的部队是红领章、红帽徽）。打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敢来。这次战斗实际上只进行了一天。
吴先锋的确是个英雄。我们就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了他。
有一天中午，吴先锋背着冲锋枪，手里拿着螺号，无比英姿地站在海边望，那姿势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造型。我们就过去请他介绍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他把头一仰，侧着脸跟我说：敌人就是从那边来的！蓝色的天空，红色的衣服，警惕的眼睛，闪光的钢枪，真实的人物，完全符合英雄的各项元素，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画面。为了使在强光下的反差减小，我用了反光板。又因为吴先锋的个子较矮，我就用了仰视的办法，使他看起来更高大一些。这样，一幅“目光炯炯、凝视远方、挺胸昂首、警惕地日夜守卫在祖国的海疆线上”的摄影作品就诞生了。
新华社发了通稿，国内外许多报刊都用了，影响很大。吴先锋随之也成了名人，全国各地都有妙龄少女给他写信，表达爱慕之心。吴先锋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常委，而且是第四、第五两届。开人大会议时正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有西沙摄影展，吴就去了。结果大家争相和吴先锋握手，有几个女解说员不相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先锋—照片上那么高大，眼前的这个这么矮小？吴说，那是伍记者高超的技术把我拍得太高大了！这时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急忙说，大家对英雄要尊敬一些，不能用怀疑的口气问话，大家不好意思地都笑了。
西沙摄影展（大部分是伍的作品）在北京展出后，影响很大。还出版了《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作品选》画册，各种展览图片大量地发往全国。1975年广州军区给伍振超记了一等功。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这些照片和赞美他的文章，更有6000多字的长篇评论，号召大家向伍振超同志学习，一下子把这个贫农出身的摄影干事捧到了顶峰。他于是变得很紧张，本性朴素的他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中间有个大人物左右了形势，一下子使局面复杂了起来。这个人就是江青。
为什么江青会与这事有关呢？很多人不明白，甚至把我的起伏与江青的提拔联系起来。这也难怪，毕竟多数人是不了解情况的。
早在1964年，闲来无事的江青就想到海南岛来玩，起因是摄影界的某个大人物建议她到海南岛，既有利于拍照片，又有利于休息。她到海南岛要拍照片，所以要求广州军区给找一个摄影好、政治上可靠、熟悉南方的人来陪她。就这样找到了我。我奉命陪了江青40多天。后来1970年她又来了，还是我陪的她。
《西沙民兵》：红光亮的代表作（2）
到了1974年，江青就想宣传吴先锋和西沙民兵这个典型，还从新华社拿了20多个胶卷，并让我去拍这些人物，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这些事。
西沙事件之后，伍振超到了海南军区政治部，名义上是新华社广州军区海南分社的记者，但人事关系还是军区的，最终职务也不过是团职记者。“四人帮”倒台后，伍与江青的干系还是无法摆脱，于是有人开始整他的材料，他被停职检查。有外调人员去调查他的事情，也有人准备再写6000字的批判文章，以对应那6000字的“吹捧”文章。他的档案材料上一度有这样的字样：“伍振超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大肆吹捧和投靠江青，为江青想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卖力地为江青效犬马之劳，干了许多坏事。骗取了一等功。”
广州军区要求新华社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新华社说我们对伍是了解的。就这样查了一段时间，结论是我没有参加“四人帮”的活动。到了1986年，所有的罪名都取消了，一等功也继续有效。6000字的批判文章也没写成。1982年时我就转业到了老家湖南，1982年—1991年退休前是湖南摄影家协会秘书长。
伍振超1930年生于湖南江华县，1951年参军，到了朝鲜后没下车就奉命回来，到了广州军区。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从西沙摄影展之后，他的作品陆续被多家报刊采用并获奖，在湖南摄协工作期间也屡获各种奖项。现在家里安度晚年。
吴先锋当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