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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爱我。他在理论上笨拙极了。他指责别人，给别人立法。我看他不太合时宜了。”
像往常一样，她又由个别到全部，从不幸的贝尔特朗说到所有的评论家。
“他们说：‘啊，如果她单纯一点，人们会多么喜欢她呀！’为了踏进文学的大门，女人必须变成男人，她们必须经历这种滑稽的模仿。20年来，人们谈论我的书就像是谈论女人的书，直到有一天我拒绝回答当女人还是写作这个问题。我引起了厌恶女人的情绪。我出名的原因让人尴尬，不是因为我内在的魅力，而是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我死了以后会这样的。”
后来，由于全部批评不足以平息她复仇的愤怒，谩骂升级了，现在，目标对准了所有的男性。
“男人理论化的阉割行为减少了文学素材。男人们并没有真正的好奇心，他们有一种罪恶感。他们并不强大，却很不安分。他们的软弱之处在于他们从肉体之爱中体验到的这种满足。你发现了吗？”
她在文中常用“你发现了吗？”这个句子。对她或对她的交谈者来说，这是不是一种呼吸？
“你发现了吗，男人都很疲惫，有点病态，有点自杀倾向。未来是属于女性的。我之所以说得这么悲观，是因为我很希望他们有两类，但他们病了，由于这种病，产生了男性的这种特征，等等。”
她的这种愤怒往往突然消失，好像她摆脱了一种狂怒。
“让我想哭的，是我的粗暴。”
这时，她甚至会改变语调，采取相反的方式继续说下去。她觉得轻松了一些，笑自己刚才过于激动。
“不过，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她是否从我的微笑中发现了一丝嘲讽？
“是的，真是这样，我曾属于许多男人。”
这种光荣的称号使她陷入了沉思。大家知道，她使得人们厌恶女人。她的贪婪，她的洞察力使男人们笑不出来。他们当中有一个，也许比其他人更软弱，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秃顶阉割者”。她的脾气就像有头发的阉割者，这使他困惑。玛格丽特并不秃顶，而男女双方都觉得自己被对方所阉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做性别规则。对方永远是我们剧痛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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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九）（2）
在我患抑郁症的那几年里，我常去拜访生殖腺切除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我请他们来到诺弗勒。他们与大部分男人相反，并不害怕玛格丽特，甚至喜欢她。
他们像公开赞扬她的拉康大师一样，非常欣赏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本领，我会写到这种本领是与生俱来的，对失望、匮乏和遗忘无动于衷。她对他们的背景了如指掌，但对他们又很不客气。她对他们说，她不相信精神分析。还有更恶毒的话：“上当受骗的是那些有强烈自恋倾向的人，他们无法摆脱那种顾影自怜的情绪。”她本人也尝试过，很少。有几次，仅仅是为了证明精神分析毫无用处，甚至会毒害作家生存的沃土。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尊重她，赞同她的观点，她有“自己的作品”，她没有处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精神分析的境地，她在“其中”。根据本体论的观点，她是在其中。他们把她视为同道，尽管遭到了她的无情打击。
虽然她咒骂他们，他们仍然爱她，所以她最后也喜欢上了他们。晚上，她与他们一起在顶楼跳舞。在生活的旋涡中，和达尼埃尔、皮埃尔或让…皮埃尔一起。她对他们说：“不明白是最大的智慧。”但她肯定了他们的智慧。
“我没兴趣弄清我还不明白的东西。我努力抓住的，是黑暗本身。”
但她颠倒了角色，听起他们说话来。
“神经器官里发生了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
而他们所考虑的并不比她知道的多，甚至比她所知道的少。
她和伊西说话，没完没了地讨论人类灵魂的邪恶，讨论法西斯主义和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李丽安娜 · 卡瓦尼的电影《黑夜看门人》引起了一连串问题。那个被流放的年轻的犹太女人，在集中营里被剃光头，与杀她的刽子手，一个党卫军睡觉。这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她。
每个星期六晚上，当我们一起吃晚饭时，她都重提《黑夜看门人》，直到大家都感到不舒服。她在伊西身上找到了一只“心理”耳朵，敏锐而耐心，怎么也不会受冒犯。他随她胡言乱语，极大地满足她，让她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快乐。
事实上，她开始发现她将要写作的东西：《奥莱丽亚》，奥莱丽亚 · 斯坦纳，墨尔本、温哥华的犹太姑娘，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姑娘，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犹太姑娘，她将献身于一个德国情人。
直到她出版《痛苦》之后，我才在读《泰尔，自卫队员》时得知，战争结束时，她本人曾是抵抗运动的成员，在性方面受到了一个盖世太保的诱惑。
后来，在1983年，她说道：
“集中营，法西斯，这种现象会有什么结果？色情电影。所有的强奸都是法西斯分子干的。那种快乐是党卫军造成的。这与性爱中的忍受力相像。挨男人的打，好，早就这样了，但挨党卫军、挨刽子手的打，那是一种额外的乐趣。这一点，人们永远也无法避免。我觉得这种现象最终是很正常的，对法西斯主义来说，这是一种完美的结局，完全应该在什么地方结束。在尸堆里。他们将死于妓院或反常，性反常。也就是说疾病。我想这里面有些东西是对的，就像是一种平衡。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玛格丽特常常出现幻觉，常常糊涂，过去讨论的东西可能又会重提。没完没了地谈法西斯主义，性反常也同样。总会有些东西让人感到害怕的。如果说玛格丽特什么都不怕，那是因为她以痛苦为快乐。所以她赞美爱情，这可能会让人深感痛苦。那是最折磨人的办法。当她去找雅洛那个不忠诚的情人时，她说：
“我上断头台了。”
她爱他。她像一个神秘的女人，轻快地走在交叉路口。
那年，奥莱丽亚的痛苦在特鲁维尔等待着她。她离开诺弗勒的玫瑰，前往海边的沙滩，前往无边的大海。
再见了，“精神分析学家们”，她把他们扔在身后，头也不回，就像她向印度###，向左派，向女权主义分子，向电影说再见一样。这土地首先给人以希望，然后被水淹没，被破坏。只有无法抓住的作品避开了她，因而也留在了她的身边。
女友杜拉斯 （九）（3）
在特鲁维尔，她不喝酒，她孤独地发起了挑战。写作这苦行当重新开始了。她说：
“当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已开始写《奥莱丽亚》了。”
她越来越经常地求助于上帝：“我信不过上帝，这是一个缺点；但我不信上帝，这是一种信仰。”她在她特鲁维尔的阳台上寻找上帝，摸索于天地之间。她只看见勒阿弗尔的烟雾和在海边做馅饼的孩子们。她从眼前这无边无际的虚空中得到了作品的内容。她成了奥莱丽亚，年轻的犹太姑娘。她18岁，她在世界另一端的海边城市写信。她说：
上帝和永恒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如果没有男人的这种原始的、器官上的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办法设想他所处的这种永恒，人就不会被创造出来的。他是在不可思议、无法认识和难以理解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无穷无尽，写作，就是表达这一点，生活中的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尝试。
如果只有理智而没有激情，玛格丽特就不能活下去。她再也没有情人了。她杀了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她再也不相信电影。
比阿夫唱道：“没有爱情，人将毫无价值。”1980年，玛格丽特在特鲁维尔毫无价值，假如她没有透过《奥莱丽亚》，在奥莱丽亚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影子。她既是那个年轻的姑娘，又是那个年轻姑娘的作者。一个对世界说话，另一个对一个男人，一个可能是情人的男人说话，而这两人又混淆在一起。在她的作品中，总有这种悄悄的转变和有时变向的弹跳。玛格丽特让我发现奥莱丽亚的收信者确有其人：
“伯努瓦，我应该会爱他的。”
她和他一起生活。“对远离写作的人似乎不可能存在的爱情，对写作的人永远是可能的。”她以奥莱丽亚为中间人给他写信：“这个房间可能是我们相爱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我们相爱的地方。”或者说：“那是一种等待死亡而又不造成死亡的爱情。假如通过欲望体验过死亡，这种爱情将永远变得更为强烈。”
这种不可能得到的爱情——唯一可能的事情——使她恢复了写作的力量，从而也恢复了生活的力量。就像圣人是上帝的说情者一样，爱情是写作的说情者。
玛格丽特去世后，《电影手册》曾问伯努瓦 · 雅戈，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伯努瓦只简单地答道：
“她应该是爱我的。就像一个她应该有的情人。”
我打电话给她，打到特鲁维尔：
“你好吗？”
“很烦。”
“日子过得怎么样？”
“一点意思都没有，烦中度日。”
“看书吗？”
“看《圣经》。你呢？你得找回帕斯卡尔1的书，永远不要丢了。”
她谈起犹太人，说他们的尸体无埋葬之地，在地球上逐渐消失。
“死去的犹太人，到处都可以呼唤他们，找到他们，在河边，路上，在首都。”
她谈起集中营，谈到那些内地的大陆，夏天如蒸笼，冬天像冰窟。离大海非常遥远。
我觉得在特鲁维尔，由于靠近水，她会感到很满足。
“你不写作？”
“写，写一点。很艰难。我们谈点开心的事情吧，‘开心’，鸡奸者从我们这儿夺走了这个词。他们夺走了一切。而那是个很好的词汇：开心。是啊，多好的词汇啊。”
她笑了，露出那平易近人的笑容。
我在笔记本中找到了那段电话通话的记录。我之所以记下来，也许是因为玛格丽特不在诺弗勒，我想念她了。在她去特鲁维尔之前，我记下的东西恰恰相反：“我有时走得远远的，甚至在谈话谈得正欢的时候，我让自己充耳不闻，好像是为了听不到她所说的话似的，我怕受到她的影响。”
某种抵抗，玛格丽特感到很高兴，但她提醒道：
“你有时心不在焉，这不可思议。”
然而，她让一个瑞士记者来找我。这位记者在做一个关于她的广播节目，他告诉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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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九）（4）
“是她建议我来问您的，她说您百分之百地接受她。”
玛格丽特并没有说过广播里的那种话，但我在内心深处放心了。她说：
“我喜欢那些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人，而不喜欢那些曲解我的人。”
我想念她的笑声。为了听到她的笑声，我放了一段她与一个女大学生的谈话录音。那是她让我录的。她的笑声在我工作的房间里回荡。多开心啊！我听见她说：
“只有失去自己的痕迹，才算得上是真正开始写作。从《如歌的中板》开始，我才有了写作的基本素材。那已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的素材了，而且，我的作品诸多重复：章节、部分或全部我都能在别的书中找到，好像那些东西不属于任何人。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拉博尔男人》甚至曾是一个书名。”
说到这儿，她笑起来，很脆，很天真。
“我想谈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最后的结果。好啦，书一写完，我就忘了它是怎样写成的，我想，哪怕是在我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成的，这也是写作的一种定义吧。”
那位女大学生问她写不写爱情小说。
“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有些曲折的情节，啊，我才不写呢！”
这时，话语之间充满了嘲笑。
“整个十九世纪都由此组成。司汤达还神秘一点，我喜欢司汤达。我不喜欢巴尔扎克。”
她笑了。在这场谈话中她经常笑，我也常听到她说这句短短的话：“你再给我一点酒。”
“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在我的书中，爱情是突然出现的。但不是因为爱情才写书，而是由于丑闻，在它的范围之内，在这个像鼠疫，像火一样非同寻常的社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