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笑。看得出，爸爸很喜欢这个女儿。妈妈很少言语，似乎就等着抽羊水。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实事求是，我无法欺骗他们。我如实告诉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化验结果及产生的原因，让他们自己选择是否进行羊水穿刺检查。听到这样意想不到的结果，夫妇两人都非常震惊，一时无语。最后丈夫说需要时间考虑再做决定。一家人走了，再也没回来。
时间过去已经两年了，我仍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那个小女儿。她还好吗？她的病怎么样了？她爸爸还逗她开心吗？
向医托说不
几乎没有见过一个医生没有抱怨的：抱怨待遇不公、抱怨医疗环境如何不利于医学发展和医生的生存。但抱怨的同时他们又都在卖命地工作，因为只有工作才让他们找到了快乐的源泉。医生的快乐就是用自己的知识挽救垂危病人的生命，医生的快乐就是为减轻病人痛苦，当然医生的快乐还包括通过看病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了解他们的人生，从而丰富自己的生命。
我不种地，但我知道我的农民病友对于禾苗的期盼；我不做官，但我也和我的高干病友共同讨论国家大事；我不当兵，但我能体会到军人的热血澎湃和兄弟情深；我没有下过车间，但我通过我的工人病友感受过无数次车间生活……他们是我最难忘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无怨无悔！
尤为难忘的是我的一个拾荒的病人，没有文化，靠捡垃圾生活在我生活和热爱的大城市里。那一天在我门诊挂第一个号的病人就是他，一个衣着褴褛的老人。他进屋第一句话就是质问我为什么给他换了方案，说他住院时我明明告诉他不要随便用中药。我被他质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过仔细询问才了解到他上次复诊的时候被告知我在某个街道走穴，有专车接去还免挂号，于是他相信了，跟着车去了那个地方花了一千元买了一麻袋的中药，回去吃了不但病没好还加重了。当我向他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并作过解释后，最后明白过来真相的他竟然当场大哭。拾荒的人也是不好惹的，他从我的门诊出来之后直奔那家所谓我坐诊的门诊。第二天他告诉我：“药退给他们啦，但只找回来九百块钱，亏了一百，但没上当！”他是笑着和我说的，笑得很自然、很真诚，但我看着却很心酸。
我又想起先前几个被骗的外地病人，他们知道被骗后却只能吃哑巴亏，作为外乡人，这个城市让他们太陌生了，他们不敢说出是谁骗了他，不敢去讨回公道。后来这个拾荒的病人就成了我教育被医托欺骗的病人的范例，我一再鼓励他们理直气壮地去解决问题，不行还可以报案。
这件事过了两天，郑州开始传唱一首信天游，医托们听到后都吓得不敢出头了，据说这首信天游是在城市拾荒者中间传开的。大致如下：
圆悠蛋蛋的太阳蓝蓝的天上挂，
捡破烂烂的大哥呀说说心里话；
黄河岸上黄土黄沙望不到边，
毛驴驴拉丑婆姨进了城里面；
霓虹灯闪闪高架桥红红艳艳，
高高楼间风沙凛凛喝了三年；
城里人乱丢垃圾却衣着光鲜，
离不开义务清洁工农民是俺；
马路上车水马龙南来又北往，
黄窝窝家乡牵心肝挂断了肠；
尝一口口黄连又舔一口口胆，
娃儿生病还是往那大医院看；
医院门口有很多人拿着传单，
净是灵丹妙药赛过了活神仙；
不找老板大官只找破烂衣衫，
坑蒙拐骗只为俺兜兜里的钱；
飞机白白尾巴是老家灶上烟，
拿回俺的钱俺的血汗挣回脸；
老鼠过街呀总是怕那个人看，
做贼的骗子心虚的倜际笱郏�
是汉子永远不向骗子把腰弯，
永远不向骗子把腰弯！
借此向那些受骗的朋友敬一言，骗人的人永远是心虚的，只有敢于同他们斗争才会避免自己受骗，同时也可以预防更多的人受骗。净化医疗环境不能只靠政府，应该靠有良知的医生、广大病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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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出了差错以后……
上世纪60年代，我在一个塞外的县医院工作。当时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很多妇女产后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且由于气候寒冷，妇女本身患有气管炎，经常咳嗽使得腹压增加，最后造成子宫脱垂，并伴有阴道前壁及膀胱膨出、阴道后壁伴直肠膨出。有的妇女因子宫脱出后长期摩擦，子宫颈处形成溃疡，感觉十分痛苦，求治愿望非常迫切。作为一名妇科大夫，减轻病人的痛苦是我的责任。我们曾用中药、针灸、子宫托等多种办法治疗，但效果都不理想，这让我感到很内疚。
说来也巧，1965年初秋，天津医疗队到我县开展巡回医疗，医疗队中有位妇产科专家翟詹灿老师，她知识渊博，为人随和热情。我想这可真是学习的好机会，经常如饥似渴地向她讨教，问这问那。一天，翟老师问我：“小王，你们这里妇女们患什么病的最多？”我说：“子宫脱垂患病率高，病人十分痛苦，经常央求大夫为其治疗。”翟大夫一听，当即表示：“那咱们办个子宫脱垂学习班吧，先讲课，然后找一些适合手术的病人进行实际操作，我来教给你们一种新的手术方法——阴道式子宫切除。这种方法虽然比从腹部手术难度大些，但术后（病人）无腹胀、进食早、下床早、恢复快……”我听了特别高兴，当即向院领导作了汇报。院领导非常支持，立即通知各区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上来学习，并组织适合手术的子宫脱垂患者，分期分批来县医院进行手术，治疗费用从优。
翟大夫理论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讲完课就带领我们进行手术。她边做边讲，解剖清楚，手法细腻。为尽快掌握手术方法，术后我认真做了详细的手术记录。
到做第三例时，翟大夫因有事不能亲自手术，便安排由我来做。术前我有些紧张，虽说自己有一定手术基础，但总不如有老师在场来得踏实。于是我反复重温手术步骤，进行严密的手术准备。手术开始了，一步步有条不紊。当我上推膀胱时，稍一加压发现有点溢尿，心想坏了，膀胱让我给剥漏了，心里一阵发慌。我长长地呼了两口气，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可巧正应在此处做荷包缝合，以解决膀胱膨出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溢尿之忧。接下来的手术十分顺利，结束后，负责麻醉的孙占忠老师向我竖起大拇指说：“小王，你真棒！比你老师做得还利索，仅用了3个多小时（老师做的两例都用了4个多小时）。”听罢此言，我难为情地摇了摇头。
待病人推出手术室后，我悄悄对孙老师说：“别提了！病人的膀胱让我给剥漏了。”随后手术衣也没脱，就直奔院领导办公室。一路上我想了很多，领导会不会上纲上线，说我没有掌握好就鲁莽行事，拿病人当儿戏。可我转念一想，我对病人的态度是认真的，且有一定的手术基础，掌握了整个手术步骤，老师也认为我已经完全可以独立承担手术了。
领导看我急匆匆地闯进办公室，忙问：怎么回事？急成这样。我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手术过程，包括怎么发现出现了差错，自己又怎么处理的。领导听完，沉吟片刻，安慰我说：“既然没对病人造成不良后果，心里就不要再背包袱了。每一位医生的成长，每开展一项新的手术，都需要一个过程。你今后一定要汲取教训，认真谨慎地对待每一例手术。”
下午我又赶到翟大夫的住处，向她详细叙述了手术经过。翟大夫说这种情况他们也曾经遇到，我的处理非常得当，不会影响病人预后。后来，这位病人术后恢复良好，没有任何不适感觉，术后7天就痊愈出院了。
这件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病人没找麻烦，领导没有批评，老师没有责备。但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里，我常常以此事警醒自己：我们医生面对的是病人，当病人踏进医院之时，他们的生命与健康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对我们医生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差错，但对具体的病人而言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终生痛苦。为此，我更加刻苦地学习业务知识，苦练技术本领，每逢给病人手术，都特别小心，慎之又慎。当我离开医生岗位后，回想从前，我为自己从此再未出现过手术差错感到无比欣慰。
疯狂年代的遗憾（1）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误诊误治的病例。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时期，那是个疯狂的年代。
它令我遗憾，令我难忘。
主人公是一个女社员，二十六岁，家住辽宁东部山区。1972年秋，县革委会派到农村的学大寨工作队发现了这个病人。当时她的肚子特别大，看不见自己的脚，已不能行走，因无钱医治，只能在家躺在炕上。工作队了解到她家是贫下中农，她爱人又是下乡知识青年，马上采取积极措施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
因是县革委会工作队送来的病人，县医院领导也非常重视，立即组织相关科室会诊，因病人既往健康，没有任何病史，腹部极度膨胀，张力很大，肝、脾均触诊不清，又因当时没有B超，其他检查也很有限，给诊断带来一定困难。初步诊断不外是两个病，一个是卵巢囊肿，一个是肝硬化腹水。如果是前者，可以手术切除，彻底治愈。当时大家都希望是前者，特别是工作队和刚上任的县医院院长，他们都希望干出点成绩来。院长不是医务人员，心里没底，就又组织了一次全院各科室医务人员的大型会诊。
会上有争论，意见不一致，明确支持肝硬化诊断的当时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内科主任，一个就是我。
我当时是医大毕业第五个年头，是遵照毛主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来到县医院的。我考虑病人肝硬化的主要依据是肝功不好，浓碘＋＋＋，射浊、锌浊都高。
因为我当时是一名年轻医生，没有什么临床经验，但也没有太多的保守思想，所以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只认准一个门——肝硬化。当时国内有名的消化专家李教授正在县医院带学生实习。医院请她会诊，她看完病人后说：“无论是卵巢囊肿，还是肝硬化，我都没见过这么大肚子的。诊断，我还是倾向肝硬化。”当时工作队和院长都不甘心肝硬化这个诊断，又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会诊。有内科、妇科和部分外科医生参加，目的是说服支持肝硬化诊断的人支持卵巢囊肿诊断。妇科主任和部分外科医生明确诊断卵巢囊肿，发言慷慨激昂，很被工作队看好，明显受到亲近。工作队态度十分明确，发言说：“病人确实肝功能不好，但不一定就是肝硬化，贫下中农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能一样吗？肝功能化验能正常吗？医大专家说是肝硬化，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她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和贫下中农有感情吗？”最后演变成同意卵巢囊肿手术治疗的就是对贫下中农有感情，是积极的、进步的。同意肝硬化腹水诊断的就是对贫下中农缺乏阶级感情的，是保守的、落后的。内科主任的发言也不太坚定了，我呢？干脆没敢发言。此次会议，基本定调，一定要为贫下中农解除痛苦，手术切除大瘤子。
为了确保手术成功，当晚他们在腹部切了个小口探查，探查的结果非常“如人意”，是卵巢囊肿！却不知这个探查结果铸成了以后的大错。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探查的，真是鬼使神差，可当时他们那兴奋劲就别提了。第二天召开术前讨论会，吸收内科部分人员参加。会上宣布：经手术探查，病人诊断卵巢囊肿，决定手术切除这个估计一百斤左右的大瘤子，世界罕见，可以放一个大卫星。事已至此，我们内科医生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赶紧表态，意见大致是：同意卵巢囊肿诊断，支持手术治疗。但因病人肝功能不好，应注意保肝治疗。但此时已没人能听进去了，他们早已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院长马上布置工作，成立了手术、抢救、护理、宣传、后勤等小组。当时县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县医院领导为了向县革委会报成绩，当晚，将“为贫下中农患者切除一百斤的大肿瘤，向三级干部会献厚礼！”之类的大标语贴满了县城的各主要街道最显眼的位置。
手术当日，手术室内外站满了各方人士，手术医生自不必说，我做为抢救组成员也被安排进手术室，还有工作队、院长、县里的各方记者们等等。手术开始后，无影灯不断闪烁。大家都很紧张，手术室里鸦雀无声。先放点腹水出来，一千毫升、两千毫升、五千毫升……放！放！一直到满肚子腹水放光，肚子瘪了，地上一个最大的洗衣盆满了，都没有见到预想的肿瘤，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