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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在门诊大厅遇到她的父亲，他告诉我她已经走了。我转过身，听到老人低沉的一句：“李医生，谢谢你！”我的心陡然疼了一下，闭上眼睛，停了几秒钟，叹了一口气，没有回头，快步上楼。患者正在病房里等我！
她不该这样离去
1986年，我被分配在某县级医院妇产科，当时的我做住院医生已经两年多了。那天夜里，我正值夜班，凌晨3点，外科大夫来妇产科敲门，请求会诊，他说：“我们科刚刚抬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病人，正处于休克状态，我为她做了腹部穿刺，抽出了10毫升左右的不凝血，考虑是不是宫外孕破裂，内出血。”
我带上了妇科检查器械，随外科大夫直奔外科楼。只见病人躺在检查床上，地上放着用门板做成的简易担架，五六个男人站在病人的身边，还有两个人正在走廊里抽烟。我询问：“谁是病人的丈夫？”其中有一个人说：“我是她哥哥，她还没有结婚呢。”我向那女人询问病史，她说她今天下午突然出现腹痛，曾昏死过一次，我问她是否有过外伤，跌倒，或被人碰过、打过，她摇头。问其与妊娠相关内容，则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只说自己没结婚。这时，有一个男人把我偷偷叫出门外，他说：“这女人有一个相好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结婚。”
回屋内，我说：“我还是考虑你为宫外孕，内出血，我给你做做检查吧，明确诊断，好立即做手术。”那女人无奈，又不作声。
这时，她哥哥反应强烈：“我妹妹没结婚，你说她宫外孕，为她做了手术，将来传出去，让她怎么做人？我们不同意为她做手术，我们不治了，回家用偏方治疗。”我大声喊起来：“你们要走了，这病人是会死的！”她哥哥说：“死不死人不用你管，我们跟她丢不起这人，我们不治了。”
看着危重的病人，我无法为她检查，也无法说服家属。我们找来了医院的医务科长、院长。但是，谁也说服不了病人家属，最后眼看着病人家属把病人抬离了医院。
我痛苦地怔在了那里，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第二天清晨，从那女人住的村子里传来了消息，说昨天晚上，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女的，得阑尾炎死了。
这件事发生后，我曾反复在问自己，当时如果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不说病人是宫外孕，而说别的疾病，病人家属能否接受？医疗规范是否允许？也许能给病人及家属留住面子，使病人及时得到手术治疗……
实际这个病人是不应该死的，是传统的观念，是愚昧害死了她。
这件事像一块石头，始终压在我的心里。在以后的工作中，如果遇到类似的病人，我非常注重与其交代病情时说话的口气和语言的表达方法。也许，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不该逝去的生命。
。。
无法排遣的愧疚
这些年，我经常想起那位妇女病人，因为当时缺乏医疗检查设备和技术上不够成熟，令她终生致残，一种愧疚感在我心中始终无法排遣。
那是1989年5月30日傍晚6点多钟，一位年纪五十出头的妇女在子女的陪伴下来到医院。这位病人形体健壮，虽然生病，但还能自己走路来医院。我们医师对她进行检查，询问病情，发现她血压很高，高压达到190，低压也100以上。患者自诉几天来一直头晕想吐，手脚有点麻木。我们考虑是脑血栓或脑溢血的征兆，叫她马上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当时医院条件很差，没有CT等大型医疗检查设备，脑血管病只是凭医师观测，无法确诊。病人到外地做CT检查，来回要坐车往返一二百里，非常麻烦而且很不安全。这位病人会晕车，不适应路途颠簸，怎么办？在临床上，脑血栓和脑溢血是两种用药互为矛盾的心血管疾病。脑血栓要用扩张血管、疏通血栓的药物，而脑溢血则用抑制血管扩张的药物，所以如不能确诊，治疗上就比较麻烦。那时医院心血管疾病专科医疗技术不够成熟，医师经验不足，按照病情征兆初期还无法准确诊断，于是我们决定先进行中性处理，用药物颅内降压，来缓解病情，观察症状。
第二天，病人的病情发展严重，手脚开始偏瘫，脑血栓症状开始出现，于是科室组织会诊进行抢救。脑血栓病治疗最佳时间在6个小时内，这病人已超过了这个时间，最终虽然留住了生命，但却造成了左半身严重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这位病人住了一个多月，病情稳定后回去休养，临走时我们去看她，她没有怨言，只是苦笑地说：“医师，我这一辈子恐怕再不能走路了……”我听了心里一酸，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
以后多少次，我在街上碰到坐轮椅让子女推出来的这位女病人，看上去一次比一次苍老憔悴。每次我心里都要难过和内疚好多天，以致后来我都怕碰到她，远远看到都要想法绕开。再后来听说她并发了糖尿病和白内障，前几年去世了。
时间过去了近二十年，医院条件有了大的改善，添置了CT等大型医疗设备，我们医师的技术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心脑血管专科技术也日趋成熟。类似的病人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后遗症偏瘫率非常低。我常常想到那位病人，她如活在今天，如当时医院有CT检查设备，如我们医师专科技术有今天的水平，根据她当时进院的症状应该是不会留下偏瘫后遗症，不会留下终生的痛苦和遗憾，不会给家庭和子女带来不幸。
多少年来，我心中的愧疚一直难以排遣，虽然是多方的原因，但我的心还是不能自安，唯有致力于医院的发展，努力为病人服务，来弥补心中的缺憾。
一只飘零的燕子（1）
北国的冬天，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鹅毛般的雪片宛若一只只翩跹起舞的蝴蝶，不知她们要飞往何处。孤独的燕子，你是要飞往南方过冬吗？为什么你的翅膀如此的沉重，一点也没有平时的轻盈？疲惫的燕子慢慢地合上了双眼，她的眼睛里有着怎样的遗憾和眷恋，却已经一句话也无法说出口……
燕子，某高校大学生，20岁。腹痛腹胀头晕三小时入院。三小时前，患者因与男友吃“溜肥肠”等食物后，自觉腹痛腹胀明显。下午6时许在校门口晕倒，送医院急诊救治。查血色素低于正常，血糖高，以“贫血，头晕待诊”收住血液科。治疗以抗炎止吐补液、对症治疗为主。次日凌晨2时呕吐胃内容物，用药胃复安。6时腹痛腹胀气短加剧，急请普外科、妇产科会诊，诊断为宫外孕、贫血性休克，建议立即转科手术，但燕子的生命已等不到这最后的救助，在输血补液的过程中，心脏轻轻地、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燕子走了。一朵花，就这样轻轻地谢了，再也不会有第二次花开。忍不住问一声：谁该为她的生命负责？
燕子，如果你知道一句谎言就会要了你的命，你还会轻易把那几个字说出口吗？在你的就诊资料中，月经婚育史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正值经期第三天，量少，平时有痛经史，无性生活经历。病史提供者是你本人，应该绝对可靠。你的资料给了医生一个误导，他轻而易举地就据此排除了妇产科疾病。直到会诊时，年轻的妇产科大夫发现你的病情与主诉不符追问病史，你才提到有绝经史，有性生活经历。当她当机立断建议立即转科急诊手术时，你已经气若游丝，再也不可能从鬼门关里回转。
日益发达的社会，越来越开放的观念，冲击着社会的每个角落，学校也不例外。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享受着风花雪月的爱情。甚至，他们在外公开租房，悄悄偷吃禁果。只是，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反应和后果，他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更不知道只是一次的鱼水之欢，就可能引起宫外孕甚至致人死亡。燕子，如果你多一些医学基本常识，如果你没有在对爱对性还懵懵懂懂时就体验爱情，如果你在就诊时能够坦然告知医生实情，你的生命原来是可以延续的，你知道吗？
痛失爱女的父母，怎么也接受不了独生女儿已经死亡的消息。那冰冷的、毫无表情的躯体，真的是自己挚爱的女儿吗？她怎么变得那么陌生？陪同燕子到医院的师长，你还能再把这个学生平平安安地领回去吗？父母老师乃至社会，你们没有一点责任吗？
忙忙碌碌的父母，终于把孩子养大成人。孩子像羽翼丰满的鸟儿，终于从父母的手中起飞。父母轻松地笑了，沟通不知何时也少了。有多少时间，能够两代人一起坐下来好好聊聊？有多少父母，能够了解孩子的心态和生活？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发现自己怀孕后不知所措，在家待了一个假期，刚刚返校，就悄悄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大海。她的父母也是医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足够多的医学知识，知道一个小小的手术就可以解决问题呀。整整一个假期，他们怎么就一点没有注意到女儿有什么反常呢？
学校天天教书育人，在教给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能不能也教给他们一些应对意外的技巧，教给他们诚实守信的原则，教给他们必要的医学卫生知识，也去管一管他们的生活呢？大学生在外租房，宛若小夫小妻过日子的不在少数，学校就能够置之不理放任自流吗？当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和老师能够还给家长一个身心健康、能够处理和适应社会的孩子吗？
社会越来越开放了，关于爱、性、避孕的科普知识却讳莫如深，成人对避孕常识尚且稀里糊涂的，何况孩子们呢？
活蹦乱跳的女儿说没就没了，怎不让父母痛断肝肠？于是医疗纠纷不可避免。无论医院是不是过错方，病人是弱势，医院赔款给病人的居多，所谓息事宁人。几万，几十万，白花花的银子说没就没了，甚至溅不起一点水花。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病情如果受到足够的重视，那些像燕子一样如花似玉的生命，原本可以像花儿一样开得灿烂。
一只飘零的燕子（2）
急诊科被称为生命的绿色通道，它面对的是危急重症病人。生命危在旦夕的关头，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争分夺秒挽救病人生命，是每个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经验越丰富的大夫，越能迅速诊断和救助病人。但医院规模越大，分科越细。医生的专业知识精而不博，难免误人性命。住院医师通常转科三年才固定科室，原本也基本可以独当一面了。但偏偏妇产科不转，于是这方面的知识严重欠缺。设若接诊医生从腹胀腹泻的病史，结合体格检查就能确定是妇产科疾患，直接入科进行手术，燕子还会死吗？假如急诊科不能确定疾病就及时请全院会诊，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疾病有个准确的判断，燕子的生命，还会去得如此匆忙吗？燕子已经走了，可亡羊补牢却不为晚。但愿医院能从事故中及时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的事故不再发生。
雪还在下着。仿佛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在雪中舞蹈，鲜血浸透了红舞鞋。燕子走了，千千万万只燕子，能在冬天过去后再从南方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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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无情人有情（1）
在我的记忆里，久久保留着一位病人的身影。这位病人曾使我在情与法的十字路口困惑徘徊；这位病人使我摆正了一对关系：是无数病人的呻吟、鲜血甚至生命造就了一代代杰出的名医；这位病人更使我坚定了一条信念：医生的事业只有在解除患者疾痛、挽救患者生命的实践中不断奉献才能实现。
那是1996年元月6日的夜晚，我刚下手术台，就匆匆赶到医院门外一家临街的小吃店，疲惫地坐在小桌旁，点了一碗面条，随手燃起一支香烟。窗外，路灯下来去匆匆的行人，一个个将脖子深深地缩进高高直起的衣领，路面上间或有一些纸屑、塑袋等杂物由北向南打着滚飞向远处。“呼”的一股寒风迎面扑来，店门开处，腋下夹着一团白衣的医生闪了进来，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不好了，主任，120急救车接来一位被砍掉三只胳膊的女病人。”“三只胳膊？怪！”我推开冒着热气的饭碗，二话没说就返回了医院。
急诊室里，病人已被输上了两路液体。我掀起了盖着的棉被，她一丝不挂、毫无反应地躺在担架车上，上下睫毛合成了两条黑线，微弱的呼吸伴着胸腔低平地起伏，心电监护仪显示着长短不整的波形。她的一只胳膊已放在了白色的方盘里，另一只胳膊仅有部分皮肉相连，左大腿裂开的伤口露出了骨骼的断茬，断面齐刷刷的但已不出血。我知道，这时室内的气压超过了她心跳的搏力，生命危在旦夕。
手术间内，医生护士敏捷而轻稳，紧张又有序，一个眼神就是一条信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