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强烈实证气味的理性主义学术思想，以新的面目恢复了它们的旧观。谁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是世界近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人承认这一点，随而肯定，迄今的西欧文明可以名之曰希腊罗马文明。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目光所及，以中世纪为限，不再上溯到希腊罗马时代。种种误会，可以说大部分由之而起。所以必须略加叙述。
希腊人本来是北方的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的时候，开始也以务农为生。有些部族，所占土地肥沃，一直务农下去了，斯巴达就是其中之一。大部分部族，所占土地太贫瘠，几代以后，土地上的出产就养不活愈来愈多的人口了（最著名的是雅典）。可是爱琴海域海岸曲折，海域不宽，岛屿密布，周围又是一些早已具有高度文明的富裕的专制主义农业王国或帝国（埃及、巴比伦、波斯……），或者是已经相当开化的蛮族（北非的柏柏尔、欧洲的高卢、凯尔特、拉丁……），于是航海、商业（进一步兼及精制品的手工业）、殖民就成了他们的传统。
希腊人的特殊环境，使他们无须组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来抵御外族，他们组成一个一个城邦，他们的政治基本上是民主的，当然是贵族中的民主。有过所谓僭主政治，有过斯巴达那样的特殊类型的尚武的集权国家，但从未建成同时代埃及、波斯那样的绝对专制主义的国家。
希腊时代的学术，有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很笨，一件事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些不容怀疑的自明之事，他们要制成什么“律”、什么“律”的。例如，“甲是甲”，中国人从不进一步考虑，他们却说这叫作什么“同一律”，并由此推出矛盾律、排中律之类。他们的哲学，考究宇宙论，如地水风火是宇宙的四大要素之类。中国也有，五行学说即是。不过他们从这里出发，期望对自然作出精确的分类，还引申出什么概念、判断、推理之类的逻辑学。中国人的宇宙论，不经过什么中介，立即应用到“正名定分”、“圣君治天下”之道上去，要不然来一个庄子式的一切虚无，于是，实际生活，客观事物的考究，就被排除在士大夫的冥心思索之外去了，等等。
希腊时代有些东西，在现代的中国人看来，惊人地“现代化”。希腊世界曾经团结起来抵抗波斯帝国——希波战争。战争胜利结束之后，立即开始了以雅典为首的一个集团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一个集团之间的长期战争，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写了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开这本书，我们惊异地看到，由欧洲人带到中国、带到全世界的一套国际关系的惯例——条约、使节、宣战、媾和、战争赔款等等鸦片战争前中国人不知道的东西，已经盛行于当时的希腊世界。这一套国际间的法权关系，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之中。
罗马人几乎全部承袭了希腊传统。他们唯一的独创是法律，而这是近代欧洲“不可须臾离之”的东西。
不过希腊罗马文明在东罗马帝国却承袭得大大走了样。它的根干，在西欧虽有日耳曼征服的“遮蔽”，却和日耳曼精神混合得更向自由化走了一步。在拜占庭，它和巴比伦的东方专制主义结合，成了所谓东正教文明，其正干是今天的俄罗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女儿嫁给俄罗斯的基辅大公，俄文字母是东正教教士帮助创制的。俄国人说，罗马是第一个罗马，拜占庭是第二个罗马，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永远不会有第四个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在中世纪初期，是西方唯一的商业发达城市。它的商业一大部分是通过“丝路”西运的丝绸转口贸易。这个帝国对于商业的态度和中国一样——当作帝国的摇钱树看待。它的朝廷奢华，国势衰弱，而皇帝特别装腔作势，显出无上的威仪。马克思称之曰“没落帝国”。
3、在这里，宜于说说中国的城市和市民了。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中国城市发达得很早，航海技术发达得也很早。春秋末期，吴出兵攻打齐，一路军队是从海上运去的。洛阳、临淄，是早期的大城市。中世纪欧洲的商业规模，从一些经济史文献可以看出，那是十分可怜的。马可·孛罗来到中国，对于当时的北京、杭州等城市的繁华，惊为天堂，而马可·孛罗还是从威尼斯来的。拜占庭依靠丝绸转口贸易为生，而当时丝绸的唯一来源是中国。这就是说，中国从不缺少商业。陶希圣甚至断定，唐代的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参见《文物》，1973年第3期，刘志远：《汉代市井考》），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会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
这是中国传统和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外国人对此是不了解的，正如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一样。最现代的一次误会，就是英国唆使广州的陈廉伯组织商团企图赶走孙中山。伦敦的商人，在内战中（17世纪）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中也是军队的骨干。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4、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更和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
中世纪欧洲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它在法国干脆称作公社——mune，共产主义的名词由此而起，巴黎公社的公社两字，也袭用了这个传统的名词，这种城市自治体的内部关系是：
13世纪［英国］大小不同的城市都已多少取得一点自治。城市现已摆脱了封建的勒索，其主要目标是将它的商业掌握在它自己的市民手里。所根据的原则是，只有对本市的自由出过一份力的人才有分享它的特权；由于市民组成商业公会，这个目的达到了……
14世纪之末，伦敦市长只可由12个大行会里选出。
上述引文，摘自英共作家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56—57页）。我没有把城市内部的阶级特权和雇工等的无权状态等文段摘录下来，我不是不注意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我只是想指出，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甚至是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沙皇统治下所不允许存在的。一个苏联人写的《苏联通史》叙述过，俄国（大概是诺沃哥罗德）有过城市公社，不久就被帝国勒令解散了。
城市自治是怎样取得呢？是卖买封建主的封建权利而得到的。莫尔顿书上说：
［12世纪末，第三次十字军兴起之际］需要额外的现款。这些款项的筹措方式不一，最重要的是向城市出卖特许状。这些城市仍赖耕种他们的公地来维持，它们所以与周围的乡村不同，主要是因为市内土地保有权的条件有较为自由的倾向。然而，城市常要负担种种既无理而又苛刻的地租和赋税。城市渐渐发达，与领主们订立合同，约定交纳一笔总款项，更常见的，交纳一笔年租以免除他们的种种义务。要做这事，便不免给予一纸特许状，设立一个集体负责交租的团体。……
摆脱私人关系和私人服役制度的自治市“地方自治体”兴起了，结果形成了准备加入政界的新阶级……（第59—60页）
在中国，朝廷兴军筹饷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可是，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和权联在一起。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由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规定身份的契约（Contract to Status）”。中国，这类问题由简单的16个字加以解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正因为城市具有特别的法权，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共产党宣言》说：
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1971年版，第26页）。
原来，十四五世纪，欧洲在彻底的分裂中兴起民族国家的时候，民族国家大半经过一段专制主义或开明专制主义时期。可是，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的王权，是依靠了城市来同分散主义的封建贵族斗争，才做到了国家的统一的。说老实话，我初读欧洲史，简直不知道这是说的什么。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或者蒙古人、满洲人带兵打仗，杀败旧皇朝和一切竞争对手，登上宝座。再深入一些，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缺钱，有著名的“杨可告缗”，征收财产税，对象主要是商人，结果是“中人以上家率破”；知道秦制，戍边，发谪吏、有罪有市籍者、父母及大父母曾有市籍者；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哪里知道城市可以花钱买特许状，取得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
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欧洲各国现代诉讼法中，个人或法团可以成为诉讼的一方，其中一方是国家。个人私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固然，这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当我们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看到其中强烈谴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时候，千万不要忘掉，马克思他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之下写作的！
5、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
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
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
三、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
1、既然市民阶级渊源甚古，又，既然希腊、罗马的城邦并未产生出资本主义来，那么，从这一条，就可以达到本节题目的结论。架空一点讲，商业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马克思再三论证过的。何况，中世纪城市的特点是行会制度，它不是大量生产的，不是合理经营的，它对经营规模是限制的而不是努力扩大的，它对行东、帮工、徒弟施加一种封建式的身份限制，所有这些，都使中世纪的市民阶级（burgher）迥然不同于现代的资本家（Capitatist），这一点，《共产党宣言》也有所论述。
不过，《宣言》着重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奏凯行进。《宣言》并没有指出那些落伍者，为了说明“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资本主义来”这个命题，我还想列举一些向资本主义进军中“市民阶级”的落伍者。
落伍者第一号是意大利诸商业城邦和商业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等等。这些城邦共和国，曾经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现代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度发源于此，近代物理学和实验科学滥觞于此。她们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可是，地理大发现以后，她们衰落了，那里的市民又返回到农村，经营起园艺式小农业来了（见《资本论》第1卷，1954年版，第905页。）可以把此事解释为航海殖民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海岸，地处地中海的意大利不适宜再成为中心。然而，16世纪上半期西班牙霸权的崛起，囊括新大陆的移民和贸易，扩大疆域及于整个欧洲。甚至意大利也沦为它的领土，看来与它们的衰落也不无关系。那么由此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也许有些道理：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的。
类似的例子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等北欧商业城邦组成的汉撒同盟。十二三世纪及以后，她也曾显赫一时，甚至当时波罗的海最强大的立陶宛－波兰王国也向她借债，仰她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