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孔子不同罢了。孔子要繁复的礼——侯王卿士大夫各有相当于其身份的一套排场，死了人要厚葬，从天王的棺椁七层，逐渐挨次下来，普通老百姓死了老子办丧事也得弄到破家的程度，总之，尊者要向卑者“作威作福”。把三纲五常，亦即王侯、父亲、丈夫的权威不仅用“礼”巩固下来，而且要通过教化在每个人脑子里构成一套怎样也挣不脱的枷锁等等。老子对这一套尊卑秩序原则上全不反对，不过他主张清静无为寡欲等等，多少想减轻一点可怜的老百姓的负担。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是说服统治阶级——指出，按照他所悟得的“道”，你不这样就要丧失一切。这是想用利害得失来说服他们，而不是向他们的“良心”呼吁，因为向良心呼吁是无济于事的。然而《老子》第三十二章一段话，倒是一段奇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
这是说已经制订了制度，有了权位和爵禄。既然你拥有了权位爵禄，那就应该知道限度，不要搞过分了。这其实已经是在向王侯卿士之类的良心呼吁，可惜这种呼吁绝不会见效，而清静无为常保富贵的利害说服，两千多年来也从未见效。
也许“呼吁”是这个“好心好意”的人写这洋洋五千言（或者聚集一帮人说教）的出发点，不过这个好心好意的人是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承认“始制有名”的“名份大义”无可更变，并以此为他的全部立论出发点的。他在这个前提下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实行“让步政策”（他是让步政策的祖师爷），但仅此为止，他并没有主张什么平等主义，主张毁弃始制的“名”。他与孔子的区别不在有名与无名的区别上。
而且他的清静无为，是一种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科学、艺术上力求保持现成状态，甚至主张倒退，不求进步，不求创新，不主张与天斗与地斗，以争夺人类更美好生活的保守主义或倒退主义。他认为“奇技淫巧”会导致更严重的剥削，主张过原始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可是历史证明，人类在进步，甚至剥削关系也促进了人类进步，而反对剥削的斗争，中心放在反对奇技淫巧上根本是找错了目标。这也许还是好心好意，可是这一份好心好意，对两千多年的中国的停滞不进并不是没有责任的。
负有责任的不仅是老子，反对复古，反对先王之道的苟况、韩非也要负责，他们口口声声法后王，然而其间并无进步创新之意，重点还在主张王的“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的权利上面。所谓后王之道，抹煞了普通人的全部价值、权利与创造的冲动。
在这一点上，老子又不是全无责任的。因为他的无为哲学主旨虽是让步政策，然而带有严重的权术成分，是可以把它引申、恶化的。但就这一点来说，只能说到“并非全无责任”。否则的话，那是把别人的罪推到他身上去了。
平心而论，这些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殷商到春秋末年，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把“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以及由文明历史时候“始制”起来的“名份大义”完全固定化下来了，岂但政治，而是全部文化和思想都被摁在这一个框框里，凭谁都跳不出这个框框。老子还是好的，还在强调侯王自称为孤寡不榖是对的，要按这个精神行事的呢。除老子而外，先秦诸子哪一个不是背离这种精神，同心合力一步一步把历史从侯王——孤寡不榖这个阶段，推进到皇帝——朕这个阶段的呢？
而且，历史上不走这一条路的古文明，只有一个希腊。那是各种特殊条件结合所成的特例——历史没有什么可以褒贬的，历史的教训所能照亮的只是未来，而未来倒确实有待于历史去照亮它的！
3、有一条小小的反对理由，还不妨略加申述。假如说，老子的“道”是侯王的道，是侯王常保富贵之道，可是第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若释为皇帝当不得，谁得天下谁总是就要丧失它的话，那就说不通了。又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似可作同样的反证。
然而粗读《老子》全文，反证只此两条。古人的书，不可能保证其中哪一条没有后人窜改，以逻辑上自相矛盾责备他是不行的，只好就全书主旨来看。此其一。其次，“天下神器”一条，也可以释为天下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在替天行道，名份已定的意思，而且看起来这样解释更合理一些，神者，天帝也。器者，器物也，神器者，天帝之所拥有也。天帝所拥有，交给天子替天行道，谁也不能去攘夺它，这就与我所释《老子》全文主旨不相矛盾了。
“功遂身退”一条，后世人引用的大多，似乎已成定论。然而通观《老子》全书，哪一条是主张侯王自动退位的？有的只是奉劝他们怎样才能长保权位。春秋时代，齐桓公还要“兴亡继绝”，既存秩序至少在人们意识中还是牢固的，《老子》主旨与这个历史背景相合。所以此条的身退，不可释为侯王的退位，只可释为一般的退避。后世人引用这一条当然不足怪，因为到战国时已有鸟尽弓藏之叹，春秋时则基本上是世卿制——一次征服，受封功臣世代承受爵位。
说得远一点，“身退”之说，如果确是全书内唯一的一条，别无其他同样的说法，还可以怀疑是不是后人窜入。
4、以上写得很无次序，是胡扯，写于两天之前。这两天又考虑了一个问题，愚民政策。
上面几乎全未涉及此点，因为重点在探讨老子的“道”的主体是谁。释文中“有司杀者杀”一条我提出了异议，还说到如释文有变，将涉及你的批判的正文。从这条线索，又想了一下《老子》全书主旨究竟应该如何解释的问题。
我认为，老子是在替侯王常保富贵设想，无为政治、愚民政策，都是为候王出谋划策的，从历史进步的观点来说，都是开倒车的，反动的。然而他究竟不同于主张候王或皇帝有权纵欲、可以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还要用礼或刑法把百姓的行为和思想搞得服服帖帖的儒法诸家。从全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一贯的，他主观上也许还是好心好意的。这样理解他的愚民政策对不对？有另一种理解法，那就是他的无为清静之类是说说的，一旦人民造反，他主张狠狠地杀。我记得你的批判原文好像是这样的意思。
顾准《顾准文集》
论孔子
1、你提的，“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不是归周”，确实打中了孔子的要害。孔子梦想的是西周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具体一点说，他梦想的是一个周天王在发号施令，这个周天王下面有等级森严的一套贵族、诸侯、卿、大夫。从天王到大夫，尊贵的等级有差别，然而他们都不同于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他们的尊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维持这套秩序的办法是正名，是教化。从孝悌开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相互之间都井然有序，贵贱有别，就像儿子对父亲，幼弟对长兄一样。问题在于，在春秋的大乱之世，礼乐崩坏，兼并盛行，犯上作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怎么办？孔子在《春秋》中虽然“天王”长“天王”短，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阳，他还要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但却肚里有数，这个天王不行了，“我其为东周乎”，要另起炉灶，弄出至尊的偶像，旁边有一个事实上至强的霸（主）。所以所谓东周，是把鲁弄成霸主，或者干脆称天王来代替周王朝了。公山不狃和佛肸（xi）见召，他跃跃欲试，无非是想以此为开端来建立这个霸业。当鲁司寇后杀少正卯，隳三都，无非是削平三桓（鲁的公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先尊公室，然后强鲁称霸。周游列国，到处留心政治，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
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缪公，在荀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诸王。
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这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结论。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逻辑。
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孟轲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这就是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传是荀况，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
2、但是，根据以上矛盾，说孔子就是一个假仁假义的人，那不免把他过分小丑化了。在我看来，他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实的，他栖栖遑遑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并不是“仅仅为了面包”。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把他和苏秦、张仪对比一下。
他有许多庸俗的话，“学而优则士”，“耕馁，学禄”这类都是。但是这是专制体制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训他的儿子，说的话，和孔子这些话，连措词都差不多。再说，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现在动不动就说希腊。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成的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你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出家。我又要问，“娜拉走后怎样”——出家以后怎样？如果活下去，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
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古希腊的现在条件是，尊重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而且，说老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是怜悯而不是尊重。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关于“信”，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但是，“民无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之信。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须遵守的程度恐怕确实与此有差别。当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弃义，那是应该谴责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当。而且，政令之信的重要性，我们不是亲身体会过的吗？
4、还有一个小问题。四书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义理”、“夫理人欲”之类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哲学体系，以此解孔是不行的。
5、我还发一个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到过齐，那是由田氏代齐前夜，齐景公实在不象样）。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并吞了中心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的。孔子不到边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东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公后裔的鲁，也是目的与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与美国，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6、“父为子隐”一条，与“举直错诸枉”诚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并不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