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问题呢？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2）
回顾20世纪初的这场争论，革命派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唯物的观点，回答了对暴力革命的看法，阐述了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探讨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等问题，特别是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争论上，而是以辛亥革命的社会实践给予了回答。由于领导者认识的局限，再加上对中国的实际缺乏深刻的了解，没有广泛的发动群众，使革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争论的另一方改良派，由于坚持保皇立场，惧怕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落得个悲剧下场。然而改良派提出的有些问题，也确实是经过深刻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梁启超关于生产资料国有与竞争的看法，关于权力集中与权力可能滥用的看法，值得后人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开始以后，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一直继续着，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还有些人认为五四运动“让清末人的实业计划晚行了三十年，此即是说，使中国的工业化晚行了三十年”，并且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国家的组织中心不致崩坏，则中国的进步即可以少一番迟滞”。1942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发表文章指出，这种对历史的翻案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不断改革、前赴后继地向着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不断迈进的历史，因此继洋务运动之后才有戊戌政变，跟着又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以至抗日战争。“这一连串的运动正是一个接一个，一步紧一步的，向着‘中国的现代化’，‘向着自由的中国’的目标前进。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正让‘清末人’的工作一贯发展下去，中国就会自由；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假如在五年前不爆发抗战，只要和平地发展下去，中国就能自由一样”。胡绳认为，把工业建设作为唯一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去开工厂、兴实业，而对政治问题、
思想意识的改造一概不管，这是对历史、对现实任务何等地简单化啊！ 。
历史的实践是对理论认识最权威的检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经历28年的艰苦斗争，特别是经历22年的武装斗争，于1949年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结束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凌辱、侵略的半殖民地地位；结束了军阀林立，人民饱尝战争灾难的动荡局面；结束了旧政权腐败无能，整个社会长久处于混乱不堪的状况；结束了多数人在绝望中挣扎，全国“一盘散沙”的精神状态。新生的共和国，显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强大的生命力，全国各阶层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这种变化，给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别是一些老的知识分子，更是兴奋不已。著名学者张岱年说：
“新中国成立，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危机，毛主席宣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到极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学术界充
满了新气象。我和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一样，都愿为新中国的学
术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
另一位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
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
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
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
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
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
一向以独立思考著称，从不随声附和的学者梁漱溟，当时也颇有感触地说：
“共产党解放四川不到两年，就把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治理得
井井有条，很快形成安定局面。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实出人意料，不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3）
能不使人表示由衷的佩服” 。
有些人以后来犯的错误否定建国初期的巨大变化，进而否定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理论上说，无条件的否定一切暴力革命，甚至比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还要倒退。非暴力主义者甘地的继承人尼赫鲁，曾直截了当的表达了如下观点：“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在某一时期不使用暴力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因为特权阶级显然将毫不踌躇地利用暴力以维持他们的优越地位” 。
然而，在革命史、党史领域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即无条件地鼓吹“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万能”、“群众运动万岁”。其表现为：只肯定革命行动，否定一切改良，认为改良皆是麻痹革命者斗志的伎俩；只肯定对旧世界的破坏行为，否定旧政权下的一切建设事业，甚至认为“贪官比清官好”，清官散布幻想，贪官激发革命者斗志；视野中只有###，忽视生产行为或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对社会存在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把这些统统视为反动统治的工具，而对人民群众则是“越穷越革命”。基于上述看法，把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做为臧否社会上一切人和事的唯一的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积极投身革命群众运动的，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则被视为革命的异己力量，社会的消极力量，反动统治阶级的“下骂大帮忙”者，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始终定位于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即使是对已经参加革命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也是在使用中存戒心。今天，我们总结对待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研究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标准问题。
究竟什么是革命？怎样认识革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认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也可以说，革命是一种群众性的暴力行为。而知识分子，就其整体或多数人而言，是以脑力劳动为其所长，以知识为其谋生的主要手段，以思想理论为其向反动势力斗争的主要武器。那种单纯以群众性暴力行为作为衡量知识分子定位价值，认为知识分子一不会打仗、二不会种田，而极力加以贬低的说法，是只见其短忽视其长，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因此是片面的。对一部分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估计不足的问题，正如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就长期从事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的老革命家杨述所言：“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要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 ，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而且极有见地的。恩格斯在致菲？屠拉梯的信中甚至更为明确的指出：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手工业者占多数的国家“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中小资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的阶级。那时，农民将会跟着他们走” 。
怎样认识革命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革命的作用，仅仅如马克思所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催生婆” 。他和马克思还认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的号令权和丰富的煤矿”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探讨革命产生的社会条件时，曾认为：“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即使是革命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生产状况、文化状况、民主状况，和革命也不是对立的，它们是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那种认为“越贫穷越容易革命”、“统治者越没民主，越容易激发革命”的说法，把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归结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归结为生活水平状况和一般政治状况，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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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4）
因此，即使是革命年代，把对革命的态度，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价值，划分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最重要标准，也是片面性的。应当从知识分子的特点出发，把是否有利于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做为革命年代判断和衡量知识分子社会定位和价值的标准。看他所主张和宣传的文化观，是民族的，即溶古今中外，推陈出新，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还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或脱离中国实际、盲目崇拜舶来品、一切照搬外国的东西？是民主的，即有利于唤起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意识，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文化，还是鼓吹封建专制主义，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奴隶意识？是科学的，即在自然、社会以及思维方式上都高扬实事求是精神，主张“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智慧，还是鼓吹封建迷信思想、蒙昧主义？是大众的，即有利于唤起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有利于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素养，有利于陶冶广大民众的审美意识，还是脱离广大民众的需要和要求，追求孤芳自赏的所谓“阳春白雪”、“精英文化”？凡有志于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即是社会的先进分子，他们的价值应得到充分的肯定。与之相反的，则不值得提倡，即使如此，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和价值，也还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
文化和学术思想的价值，往往不是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衡量的。不管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不管正确认识还是错误认识，都是人类发展、进步这棵常青树上开放的智慧之花，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本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认识论上说，都是宝贵的财富；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 ，这里讲的是人们认识真理总有相对性，并非相对主义；文化现象和学术思想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有的穿着古人外衣而思想却是现代人，有的“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有的“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有的学术思想是“彻底革命的”而政治结论却是“极其温和的”，有的认识正确但很浅薄，有的认识错误却很深刻，列宁甚至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如此等等；即使是对待错误的东西，宣布它“是 错误的”，或者采取不霄一顾的态度，或者禁止传播，不许相信，或者以“大批判”的方法歼灭之，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总是要伴随人类的存在而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唯心主义，只有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认真研究错误思想出现与存在的“合理性”（不是正确性），把错误变成财富，才能避免或减少某些错误的重复出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扬弃”。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答案，很难令人满意。贬低者说，知识分子的政治表现充分说明了他们的软弱性、摇摆性，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赞美者云，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良心”、“纯洁的天使”、“现实的审判者”。我认为，谈论这个问题，仅仅着眼知识分子自身是不够的，透过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既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优点与弱点，也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政治的某些特点，可以说是两者交错互动才产生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关系上，知识分子往往带着书生气，而政治家则讲求功利。如对待权力的问题上，有人说政治的核心是权与利，通过权争取利。政治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