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许多争论的裁判员。如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宣传李森科学派是绝对正确的，不允许对它有任何批评性意见，持不同意见的生物学家被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为了加强斯大林意见的权威性，把斯大林也渲染成生物专家，亲自组织了柑橘栽植工作。医学科学中只承认巴甫洛夫学说，其它不同的学派所研究的进化生理学、细胞生理学、分泌器官生理学、优生学、儿童学、应用心理学、个体生态学等，均被禁止活动。俄国理论遗传学学派的创始人谢·谢·切特维里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26年之久。后来，连苏联科学院也被宣布为“反苏维埃政权反革命活动的中心”。
到30年代末，“9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而官方建立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86。科学院的一些部门，如哲学部挂起“哲学斗争部”，经济学部挂起“经济学斗争部”的牌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成为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阵地。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学会坚定不移地服从”，“他们怕自己被排除在这个洪流之外，他们怕自己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怕自己被人民唾弃”87，一位学者说：“那时人们已不再习惯于独立思考（有一个人为大家思考就够了）”88。学者们的创造精神被扼杀了，各种学科理论逐渐僵化，一度形成科学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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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1）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文化模式逐渐形成，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文化现象。
斯大林把一切文化问题皆政治化，都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是最抽象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8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不仅把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地分为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并把两种文化的关系说成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把自然科学也分为无产阶级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如苏联出版的一本《农业生物学论战史概述》书中，就把生物学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后者被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90。有一个时期，苏联学术界甚至盛行“两种文化”产生“两种语言”的理论，把语言也分为“资产阶级语言”和“无产阶级语言”，以至斯大林本人不得不出面加以制止。然而把一切文化问题政治化的总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改变，随着“越接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越尖锐”理论的出现，更加走向极端。这正是把一切学术上出现的不同意见统统当成阶级斗争事件，把学术上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当成阶级敌人处理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所在。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然而它并不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产物，更不是现实的阶级斗争或###的直接产物，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人类自产生文明以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发展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每个时代都不可能抛开前人的成果另搞一套。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并不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而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现象与政治的关系，有的直接些，如哲学、政治学、法律学。有的疏远些，如文学艺术，特别是其中的花鸟虫鱼画和山水画，很难和现实的某种政治主张相联系。社会科学中的考古学、语言学以及医学、自然科学等，本身与政治则没有联系。文化领域出现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有的可能与政治有关联，有的则与政治完全没有联系，而是文化发展中的认识不同与主张有异，即学术观点的分歧，怎么能把如此复杂的文化现象，统统装入“阶级斗争”这个筐里呢？
第二， 把文化事业纳入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列宁曾讲过：“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份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须的”91。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完全搬到文化工作的管理上来：首先，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完全纳入行政管理单位，便于使用、管理和控制。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严格的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否则，就可能被处分、降职，乃至被赶出研究单位。对于一个学术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而且丢掉了饭碗。斯大林晚年也从局部感到这个问题，他曾举例说：“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情况，……都会遭到语言学的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或者“被撤职和降级”92。其次，实行“理论专制主义”。“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禁止一切领域对理论、科学的自由讨论，大搞理论专制主义，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政见者，从理论上确立独断专行的唯我主义、‘理论皇权主义’，以斯大林的三本书来垄断社会科学的创造权和发明权。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布道式的讲坛”93。对于学术界的争论问题，学者没有发言权，只有领导才能定是非，学者的任务就是按领导的指示办事，连对《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也“不准讨论，只能照办”。
苏联的这一套管理文化的体制，不仅扼杀了广大学者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且导致理论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僵化，学术研究变成领导人推行的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抄写员”。更为甚者，这种体制还滋长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一位外国学者说，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可以任意地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可以决定一切——这使社会上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和吸引力，向往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人。这样，在党的机构内，也开始出现往上爬的斗争”94。正是这种诱惑力，使一部分学者堕落成为“不学有术”的文化政客。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2）
第三， 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
苏俄十月革命以前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文盲占70％。据苏俄1922年公布的调查数字，1914年，在校中学生只有635591名，1922年为591645名，农村只有14575名。大学生总数为127000人，在校大学生仅36000人。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高尔基曾向他介绍苏俄农村由于文化落后导致的愚昧状况：“俄国农民在电话和电灯面前显出迷信的恐惧。当他们在农村添置留声机时，老头们请求机械师：‘喂’，让他出来！‘他是谁？’‘魔鬼！’……当第一辆电车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的家乡）开动时，一个男子对自己画了十字，喊道：‘喂，压死我吧！’接着，他扑向轮子下面”95。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列宁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斯大林执政以后，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他曾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多次批评藐视、鄙视、敌视知识分子的现象，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96。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请看下表：
年 份
总 数
每年平均数
1918—1928年
340
1929—1932年
170
1933—1937年
370
1938—1940年
328
1941—1945年
302
1946—1950年
652
1951—1955年
1121
（引自《1969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84页。）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苏联社会中，知识分子一直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从三十年代迅速实现工业化以来，尤其如此”，“党的领导一般对他们比对苏联社会的其他阶层较为优待。许多知识分子享有较普通公民为高的收入、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名声。在党内，知识分子也比工人或农民占有更大的比例”97。然而，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是斯大林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使用知识分子的同时，时刻防范他们的“越轨”言行。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在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说：“决不能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为非作歹，又能创造‘奇迹’。……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98。为此，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如“对利用外国书籍和其他出版物的限制，对社会科学家执行得最严格”，“图书馆，藏有内容广泛的各种国外资料，但是大部分都放在‘特别保藏’的书架上。每次要用这些特别保管的材料时，都必须凭专门的书面许可证来借，而且必须在专辟的阅览室里阅读”99。订立了严格的检查制度，连数学（控制论）、化学、物理、天文方面的书籍、论文，也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查和批允，才能出版。一些科学如遗传学、控制论、优生学、应用心理学等，被明令禁止研究。文艺方面更是如此，1936—1937年上演的19个新剧中，就有10个被禁演，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巴蕾舞剧《晶莹的溪水》，并为此关闭了10个剧院。
不少知识分子感到命运琢磨不定，社会好象存在着一张无形的弓，“在这弓里边是被捧得天花乱坠的”，“昨天的朋友如果跨到这神秘的弓弦之外，那么他马上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100。如1929年乌克兰进行了对“乌克兰解放联盟”的公开审判，一批历史学家被指控为推行和保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化。1930年宣布发现新的反革命组织——“劳动农民党”，有关经济学家和农学家受审判时，被指控的罪行是反对草田轮作制。1930年11月，又发生“工业党”事件，涉及约2000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1930年公布的《通过暗害活动进行阶级斗争》和1931年公布的《工业党案件的总结和教训》宣布：“应该无条件地认为旧工程师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绪的”101。1936年夏，莫斯科数学学派的创始人H·H·卢津“被宣布为整个数学战线上的‘黑帮分子’、‘反革命’和‘暗害者’，整个莫斯科数学学派被宣布为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102。连斯大林的哲学辅导老师，曾帮助斯大林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的著名哲学家扬·斯特恩，也被开除党籍，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1937年被害死于狱中。随着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不断发生，斯大林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也荒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929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竟然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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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3）
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强调长官意志、绝对服从、高度一致。知识的存在与发展以及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则需要独立的思考（靠人云亦云获得不了知识），平等的地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民主的气氛（否则，无法讨论和研究学术），一定的自由度（学术和艺术的发展，要求百花齐放，有个性，反对单一化）。这些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不能不相互抵触，当权者由此产生对知识分子使用而又不信任的矛盾心理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高度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至于沿着这一政策走多远，则和领导人的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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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1）
2003/5/15—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曾提出“向苏联学习”。“技术一边倒”的响亮口号，1951年10月发表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加强中苏人民的友好团结》一文指出：“苏联的无比强大和无比幸福，证明了十月革命所指出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求得完全解放和幸福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