岢杂商致酆妥杂删赫赐贫蒲Ш鸵帐醯姆⒄埂�121。与此同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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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4）
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和“二百方针”的出台，曾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积极的反映，有的甚至用“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也有些人在欣喜之中有担心，认为只是“乍暖还寒”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然而不管怎么说，政治空气一度趋于缓和宽松，知识分子从压抑中活跃起来，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从当时###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中可见一斑。“汇集”归纳了下面提出的三十三个问题，现摘其要者录于下，并附骥以笔者的评述：
一， 有的认为：“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
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党“无为
而治”。——＇按＇：这一意见实际上是对当时实行的科学事业上的领
导和管理体制提出质疑。
二， 社会科学家们认为得不到调查统计资料，不能切实地做研究
工作，自然科学家“对工作条件的兴趣，比对百家争鸣的兴趣高。纸
张供应紧张后，关心科学成果能不能发表的人就更多。现在我们没有
一套发表和评定科学成果的健全的制度”——＇按＇：没有健全的科学
管理制度和具体的措施，“百家争鸣”则是一句空话。
三，“人们常问：‘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
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那些文章允许出来争鸣，那些文章不允
许争鸣？——＇按＇：这一问题的提出十分深刻，它表明当时的“百家
争鸣”还是领导上恩赐的。如果领导上收回了恩赐，又该怎么办？这
使我想起历史学家黎澍讲的一段话，他说：“‘双百’是上面给的，今
天能赐给，明天就能收回”，“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和法制。人民在政
治上不能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利，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有什么保障呢？”123。
四，“哲学家提出唯心主义评价的问题，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文学界、法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要不要研
究资产阶级社会学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问题也已经提出。目前在社会
科学中几个理论性强的方面（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
经济学等）中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也未解决”。——＇按＇：我国在一
个很长时期内，“唯心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反动派的专
有物，群起而攻之的革命对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如此“革命”
的国度，包括其领导人，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却越来越发达，在嗣后
的“大跃进”和“文革”中竞步入荒谬绝伦的地步。
五，有人说：“报纸是宣传工具，但它也是商品”；“不把它当作
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的欢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
如何统一？如何理解？”——＇按＇：在没有把人民当成真正的主人
翁，而是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阿斗，或者口头上把人民当成主人翁，
而实际上人民并没有知情权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六，有些人认为：“争鸣，只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
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毛泽东
对这条有如下批语：“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七，“有人说提倡百家争鸣和独立思考，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有妨碍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不先去接受经典著作的内容，而是
首先去怀疑经典著作了。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党的
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
毛泽东对此有批语：“不许怀疑吗？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124。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5）
然而好景不长，这个被外国文学家称为“百花齐放的时期”瞬间过去了。毛泽东很快宣布“百家争鸣就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与资产阶级一家），并且为知识分子，包括出身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统统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于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了”，他宣布：“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接着他指出：“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25，这无疑是宣布了知识分子所“鸣”的意见，都是资产阶级的言论。1957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126。于是从1957年5月起，开始以“引蛇出洞”的办法，开始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正如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和家庭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127。
为什么在短期内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文化政策出现如此大起大落，甚至在一般人看来是如此不可理解的180度的大转弯呢？
从主观方面看，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搞阴谋，提倡“放”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故意诱知识分子上勾，然后“整”。这一说法的潜台词是，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始终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对待的。纵观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历史状况，此说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从领袖个人角度讲，一个事件的发生，领导人的偏见和品格，有时候起重要的作用。然而说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当敌人，显然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另一种说法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混乱，东欧“布拉格事件”的发生，以及国内少数人出现罢工、罢课行为，改变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矛盾的看法，导致由“放”到“收”。这种解释固然有一些道理，但象毛泽东这样久经考验的伟大政治家，能够因为一时一地的变化，而如此轻易地改变他的根本看法吗？
我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感到知识分子有用，搞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把知识分子划为异类，对知识分子总是不放心，惟恐其“不听话”，搅乱天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建设急需一大批知识分子，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亲自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过问他们的生活。直到1956年初，中央对《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一再表示：“现在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七千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争取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目前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把知识分子定性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同是在这个时期，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是始终坚定不移的。“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28。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如不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他们将成为民主改革和工业化的重要障碍之一。毛泽东反复强调知识分子改造，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知识分子必须“听话”的问题，他形象地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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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6）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认识的另一个矛盾状态是，一方面从理性上了解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一方面由于自己不懂现代科学知识，而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更看重直接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他大量的贬低知识，挖苦知识分子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如“不要迷信科学，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不要怕教授”。“文革”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谈及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他在“评点二十四史”着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中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夫子只说空话的。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秦始皇办事”。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再次重申：“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
毛泽东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认识的根深蒂固的矛盾状态，使得他比较容易接受列宁和斯大林知识分子理论的消极方面，和以及后来形成的苏联文化模式。尽管他在实践中也做过若干勇敢的探索，如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但始终未能摆脱苏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统一的文化模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属于本书范围，这里仅就文化模式问题做些分析。
表现之一：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文化现象。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领袖们曾用“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句话概括中国文化问题。它充分表明文化问题并不等同于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的直接产物。文化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的社会的现象，它具有民本性、包容性、多样性等诸多特点。然而从列宁开始，由于激烈的革命斗争历史环境决定，他着重从政治的视角，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评论文化问题，提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种文化”水火不容的观点，认为两种思想文化的斗争，随时可以由“批评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评”，“资产阶级明天就会利用今天在近视的人们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的东西，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130。到斯大林时期，则把文化现象与###、路线斗争、党内斗争紧紧联在一起，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即使是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131。
文化现象“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这一观点在中国风靡一时，成为领导人认识和处理文化问题的“座右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讲过：“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132。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1年上演的电影《武训传》被上纲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许多人“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1953年批判学者梁漱溟，毛泽东带头称“梁漱溟反动透顶”，“是用笔杆子杀人”。1955年批判文化人胡风，则进一步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与胡风有关联的人则一起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胡风本人被判14年徒刑，阿垅、贾桂芳等也被判12年徒刑。此案直到1980年才平反。中央有关部门指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是一件“错案错判”。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愈来愈“左”，到“文革”前夕，竟然得出社会主义越深入，知识分子越反动的理论结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