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当然，政治问题的范围很广，其中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作
出决断的。在决断以前可以讨论，在有关领导部门作出决断后，就应
当执行；如果仍有不同意见，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通过一定的途径提
出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道理本来并不深奥难懂。在“左”的指导思想居统治地位的
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遭破坏、受践
踏，于是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谁在政治问题上提出意见，或对政
治问题进行任何研究和讨论，谁就是政治上有问题，该受审查，甚至
打翻在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新时期，
政治才回到它本来的意义上去——从少数政治家的事变成了亿万人民
群众的事。但是政治问题不允许讨论的影响还不能说完全消失了。有
少数同志依然恪守着过去的一套思维模式，习惯于抓住人家讲话或文
章中的片言只语，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而且说成是“反对四项
基本原则”。这种观念不改变，这种习惯不克服，余悸怎能消除，思
想怎能完全解放，生动活泼的的政治局面怎能完全建设起来呢？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党纪、国法必须遵守，安定团结的政治
局面必须维护，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允许广大人民群众议政，不但
不与这些相矛盾，而且恰恰是遵循这些原则所要求的 。实现高度民
主，是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的要求，仅仅允
许群众议政是不够的，还应当积极鼓励他们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意
见，为他们发表意见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这是我们建设高度社会主
义民主必须确立的一种新观念。
还有一个问题，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
党的“十二大”向全党提出三项基本要求，第一项就是“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222。党的“十三大”又提出“全党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223。党的“十四大”上###总书记进一步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中央的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224。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保持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三个“统一”，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只能是清淡俱乐部。特别是当前全党面临新的挑战，新的任务，尤其需要如此。
究竟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呢？人们的认识并不尽一致。如有的认为，“一致”就是“中央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的一听到有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帽子。这些看法和做法，在实际生活中颇有影响。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所谓政治上高度一致，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而奋斗；二是在现阶段必须“四个坚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所谓思想上高度一致，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研究现实情况，解决国内和国际事物中提出的新问题”225。至于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一般党员，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水平、了解情况等方面的差别，而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为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达到一致。我想，我们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10）
应该怎样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呢？有三种态度：一是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决议，合乎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合口味的就不执行，甚至置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与决议于不顾，在重大问题上各行其是。这叫闹独立性，是不能允许的；二是形式的理解“保持一致”，对中央或上级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认真研究指示和决议的精神实质，又不认真研究实际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也是不可取的；三是既认真研究指示和决议精神，又认真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行得通的坚决贯彻执行，行不通的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说明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指示和决议，这叫自觉地主动地贯彻执行，这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态度。对此，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有一段非常深刻而又精彩的论述：
“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
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和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
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
误，在实际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
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
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
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
眼睛，硬要执行，以致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
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
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
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226。
写到这里，建国初期发生的一件事值得提起。那时，党的一些决议和文件对于领导阶级的提法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如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使用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1951年3月——4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等文件，也使用了同样的提法。
对于这个涉及重大战略的原则问题，许多下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和安子文、刘少奇等商量，觉得下面提的意见有道理。1951年12月1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这个事例说明，对于党的决议和文件，即使涉及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下级机关和党的干部也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的，而且这些意见往往对弥补中央决议、文件的疏漏，促使中央领导认识深化，起着积极的作用。试想，如果把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提出与中央不同的意见，一律看做“与中央政治上不一致”，当做党员政治上有问题，中央的某些疏漏或不正确的决定，怎样才能得到修正和完善呢？领导人认识上的某些失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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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重知识 冲破凡是搞平反（1）
“十年浩劫”名曰“文化大革命”，自然促使人们从文化视角对“文革”进行反思。长期以来，由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左倾错误数度泛滥成灾，特别是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 迫害和对文化事业的破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我们国家走出“文革”，打开窗子面向世界时，惊愕的发现，我们在许多方面大大落后了。
首先是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人）。1978年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人员人（当时苏联为18人），电子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12人（日本为40人），农业人口每万人中，农业技术人员4人（日本为40人）。反映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落后了几十年。美国于1965—1966年开始研制每秒几千万到几亿次电子计算机，而我国在1976年，才着手研究每秒二百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国外一个2000人的半导体工厂竟比我们全国的生产还要多好几倍。美国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粮食十几万斤，而我国才二千斤上下，相差几十倍。
即使是最引我们自豪的社会科学，自认为有马克思主义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比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落后，现在也受到挑战。1979年3月16日《参考消息》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共的社会科学也要急起直追》的文章，列举了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诸多弊病，如：“要求社会科学书籍十全十美，审稿的关卡多，各种清规戒律窒息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著作“都按长官的意志编写、修改，哪里还谈得上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更谈不上百家争鸣！”；写书赶形势，与某国关系好时尽写友好史，一旦关系变恶马上修改为交恶史，“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涉及现代和当代的人物、事件、历史、哲学观点，等等，更是人们不能触及的”；“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有了发展，中共由于过去批判了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致使人们望而生畏。至今，社会学还是一个空白点”；“中共的研究手段还处于落后状态，图书资料还是靠手抄油印，有些图书资料不允许借出图书馆使用”，等等。
面对世界的变化和我国的落后状况，中央决定首先从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入手，作好思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语重心长的提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227，他后来又讲：“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可能是五十年”228。他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因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什么叫“尊重”，就是“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229。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又讲：“老九并不坏”，“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230。
时任中央领导工作的胡耀邦，也多次讲到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1980年2月，他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对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现在我们在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和由此产生的错误做法，纠正得好有成绩。但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要继续纠正，彻底纠正过来才罢休”231。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另一次讲话中，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思想提出批评：“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对有知识的人，仍然不大信任，往往把他们不盲从、爱动脑筋、爱提意见的优点看成骄傲自大。我们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232。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根源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上面（领导）的根源是左倾思想，下面（群众）的根源是“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存在着许多模糊、片面以至错误的认识”233。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从历史上给知识分子平了反。“通知”说：“历史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们同工人、农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