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过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对西域历史命运有了更多的思考之后，我才想到，似乎应该换个角度，重新推敲一下有关罗布泊与博斯腾湖前途的诸多问题。比方，我们都曾对这样一种假设感到不寒而栗：如果博斯腾湖成为咸水湖，那么从其中流出的就是咸水，这样一来，塔什店工业区，库尔勒绿洲，以及受惠于孔雀河的广袤的尉犁绿洲，就全失去了存在的依托，要不了多久，就全要举村、举厂、举城大迁移。但是，如果真的使博斯腾湖成为咸水湖，那就是说，开都河与孔雀河重新对接成功，那么，不管博湖是否还在，成不成咸水湖，孔雀河流域却只会更加生机勃勃，因为那时的孔雀河，水质比现在还要好得多。这样推导下去，必然会导致出现保留罗布泊或博斯腾湖两个当中哪一个更好、更有益的相当现实，也相当敏感的抉择。
也就是说，今天要实现复活罗布泊，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像“杀死”它的过程中已经付出的一样，不但得拿博斯腾湖的生命做人质，还会危及整个塔里木垦区，以至于整个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流域的农业布局。这个代价是否过于沉重了呢？特别是，消灭了博斯腾湖，并不等于解救了罗布泊。其后果更可能是两湖俱失。不管对谁来讲，要他牺牲眼前利益去换取长远利益，或是让他为前辈的错误付出代价，对他都是过于苛刻了。其实我们立刻就应该做的，是对历史教训作点研究，找到症结，争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即使我对复活罗布泊这一宏伟设想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绝不鼓吹立即就实行它，因为几千年来，塔里木东端（罗布荒原）改变的绝不止一个湖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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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佉卢文秘史（1）
神秘的“死”文字
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楼兰王国的国语——佉卢语及其文书的发现及破译，都是楼兰探险考察的主要成果之一。因为在此之前，除了史传文字人们对于将由佉卢文文书所披露的楼兰王国原生状态几乎一无所知。
斯坦因于尼雅遗址的积沙中发现楼兰王国档案库之前的一个多世纪——18世纪末叶，考古学家在中亚的上古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的国家铸币上，见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不可识文字。后来，当文明古国印度进入考古时期以后，欧洲考古学家又在印度（特别是北印度）发现了与巴克特里亚货币上相同的文字，那主要是还没有被岁月刊磨净尽的摩崖石刻、碑铭。到19世纪中叶，个别佉卢文碑铭才被解译成功，但是，由于文本资料太少而且有极大局限性，不但谈不上全面译读佉卢文，而且连它到底叫什么名字也搞不清楚。
开始，人们称它为“巴克特里亚文”，后来又被称作“喀布尔文”、“雅利安文”、“犍陀罗文”等，总之，人们认为佉卢文的流行范围仅限于北印度。直到19世纪末，鲍尔古本被解译前后，法国学者拉库佩里叶首次从佛经中见到一个语种的名称，那就是“佉卢虱吒书”，简称“佉卢文”。
“佉卢虱吒”是梵语的译音，原意是“驴唇”，那是古代印度神话中一个仙人的名字。就像传说仓颉创制汉字一样，据认为是驴唇仙人创制了这种文字，所以就称为“佉卢虱吒文”，简称为佉卢文或佉楼文。上述情况是从南北朝时期译成中文的佛经里爬梳出来的。佛经中曾列出一些印度古语言，唯有佉卢语（即驴唇书）为考古资料最终实证所言不虚。佉卢文之所以神秘难解，破译成为一大难题，当然是因为它早已“死去”，成为今天的一具语言“木乃伊”。公元前后在印度北部、后来在西域曾流行一时的佉卢文，在行用了七八百年后，突然失传，灭绝干净，此后任何地区与国家都再未有人使用过。特别是，它死就死个干脆利索，并未演变脱化为其他的当行文字，仅此一点就够引人注目的。语言也像生命，有其发展、延续过程，其特点之一，就是谱系分明。比方察合台文，目前中国已基本无人行用，但由它脱化出了现代维吾尔文。古代汉语早已离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口头与笔下，但它衍生的现代汉语却方兴未艾。而佉卢文你却找不到它的“寄体”，目前，也找不到它与任何“活”的语言有承继关系。
楼兰古史隐秘的侧面
据现在已知的材料证实，佉卢文创制、使用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在此后数百年当中，一直流行于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即古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中亚著名的古代部族大月氏进入这一带，并建立了贵霜王朝，有证据表明，佉卢文是贵霜官方文字之一。自公元3世纪起，贵霜王朝趋于瓦解，而伴随贵霜王朝的分崩离析，这本是“土著”的佉卢文也自印度消失干净，在印度再无哪个地区、部族还流行佉卢文。然而，更奇怪的（意味深长的）是，佉卢文在印度消失的同时，却突然出现在中国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城邦：于阗、鄯善……成为本就神秘莫测的古国楼兰的“国语”。就像那个罗布泊潜行于地下，再由巴颜喀拉山突然冒出地面而成为黄河之源的传说一样。这除了暗示楼兰民族与贵霜有什么难以探悉内幕的联系，还表明以往仅凭汉文史籍来认识西域古史，尤其是楼兰古史，只是一个侧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佉卢文秘史（2）
1901年岁首，斯坦因偶然在尼雅绿洲的巴札（集市）上发现了两块写着字的木板，宣告死去1500年左右的佉卢文即将复活！印欧学界经过几十年努力，尤其是斯坦因已把一整部由佉卢文写就的档案交给专家学者去参研，几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于20世纪世纪20年代的十年间，分若干册把尼雅等地所出属于楼兰王国行用的佉卢文文书全部转写成拉丁文出版。此后，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由著名语言学家贝罗译成英文，出版了《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残卷辑校》。
……佉卢文文书仍在不断出土，到目前为止，已不止千件，仅新疆各部门近几十年收藏的，就达百件。今天，佉卢文早已不再是一种无人能识的神秘语言 ，不但有了语法、词汇表，还有了专门研究它的语言学家，不但有拉丁文转写，还从佉卢文直接把文书译成了中文。这批重要的楼兰王国国语文书，日益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随着学术的进步、佉卢文的被解译，古楼兰文明的某些隐秘、神奇、不可思议的内容，已为人们所知，无异于为晦暗难明的古史缺环打开了一扇豁亮的天窗。但是，新的发现总会伴随出现新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它使戏剧性的楼兰王国更加神秘，它使这个被沙埋千余年的古国更具魅力。对这些佉卢文文献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西域古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钢和泰藏卷
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有个俄国人，名叫钢和泰，是教梵文的教授。他在北京民间收购了一个手抄的卷子，一面是中文抄的佛经，另一面是于阗文和藏文文书。他认不出写的是什么，就把照片寄到欧洲，被挪威及英国等国学者读译成功，发现那上面的于阗文文书，是10世纪时于阗使臣的信稿等文献。而古藏文文书，是与于阗文同时的于阗使臣出使沙州（河西）时的笔记，也许是作为私人文献而写的。这笔记一般又被称作《使河西记》。而整个文书写卷，就是著名的敦煌文书《钢和泰藏卷》。
从对《钢和泰藏卷》的破译、研究，开始了从敦煌文书中寻找于阗史料的工作。迄今为止，在敦煌文书中至少发现了120卷于阗文文书，此外，还有汉文、古藏文文献记载着与于阗古史有关的重要资料。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有号文书（又称“于阗塞语7件文书”）、号文书（又称“于阗王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Ch00296号文书（又称“七王子”）等。
从敦煌复出的于阗王国秘录
于阗文献为什么会出现在敦煌，据今人研究，头绪已一清二楚。
五代至宋初，于阗国曾与沙州（即今敦煌）的统治者曹氏家族联姻，尽管有荒漠戈壁阻断，两家交往密切，通使不绝。除石室文书，敦煌壁画也常见与于阗国有关的内容，比方有于阗佛寺中的“瑞像”图，有关于于阗建国传说的“毗沙门天王决海图”，甚至还有于阗晚期最主要的君主李圣天和下嫁沙州曹氏的于阗公主的画像，当然，那是以佛窟“供养人”身份画上去的。
那么，敦煌藏经洞里为什么会收藏于阗文的世俗文书呢？关于藏经洞的性质与封闭时间、原因，可算是谜中之谜。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曾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他论证了所谓藏经洞实际是敦煌古刹三界寺的图书馆，其封闭原因，是因为得到消息，获悉与沙州休戚相关的于阗王国为伊斯兰“圣战”军队攻灭，担心受到战火波及而自动封闭的。这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受到学术界关注。荣氏的这一论文，充分体现出“学贯中西”这一优良传统。如果就此作进一步的研究，有些细节还需得一一落实，比方得查证一下，石室所存世俗文书是否都是作为写经纸（即另一面抄了佛经）而收入的。而且，还得对为什么封后不再开启，一闭千年作出解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佉卢文秘史（3）
当然不管怎么说，敦煌文书的发现，等于在汉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经典之外，又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认识于阗古史的新的窗口。是“发现”于阗/和田的文献支撑。
“七王子”
由于对这批于阗文文书的早期（20世纪40年代）解译不十分顺利，直至目前问题仍然不少，但它们的重要性则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我只就其中《七王子》（Ch00296号文书）一件，做一点评述。
所谓《七王子》文书，是由两件于阗文文书组成的，一件是于阗使臣向于阗王的书面报告底稿，另一件是于阗王子们向于阗王廷的申诉信的底稿。
于阗王廷向中原王朝派出了以几位出家修行的王子组成的使团，并指令于阗驻沙州的使节引导王子们从沙州抵达甘州（张掖）。由于时逢回鹘、仲云① 和沙州、甘州统治者正处在战争状态，这个使团无法完成使命。于阗使节一再向交战各方传话：“他们是王子，也是佛教大师——高僧，他们不与人为敌！”但仍然无济于事。劫掠、留难使他们处于绝境，他们不可能完成面见中国皇帝的使命！
由于于阗王廷训令：使团不得在沙州久留，但王子们仍无法抵达下一站甘州。他们申诉道：进入河西前受到仲云部族劫掠，来沙州时一切行李、辎重都丢失了，吃饭、穿衣都没钱支付，贡献给皇帝的礼物被劫，连于阗的国书也被索取走了，就是见到中国的皇帝，“他怎么能给我们施以恩惠呢？”王子们相当认真地抗辩：现在已有很多人死在甘州战乱中，如果真要求我们继续前进，那就等于逼我们这些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的人跳入火坑，永远也不会再活着走出来！
不管英国东方学家贝利教授的解读多么不彻底，这两件文稿仍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于阗在与中原长久隔绝后，要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原皇朝取得联系，并引为奥援的决心，正是通过这些信稿感染了后人。而派出身为王族的高僧作特别使节，应该与其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自五代末以来，于阗西境已逐渐伊斯兰化，佛国于阗成为伊斯兰“圣战”锋镝的直接面对者。这些无形的压力，对寂寞的沙漠王国于阗举国上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亡国变教的前景，令于阗国王——哪怕是少见的魄力非凡的君主李圣天——不寒而栗。于阗背负高山，面临大漠，除了向东方信仰相同的传统盟友、宗主求援，别无选择。
四、于阗亡国
沙吐克对李圣天——公驼汗与狮子王
“灭法”——佛教受不可抗抵之力灭绝不传——是中世纪佛教信徒“胎里带”的梦魇。目前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于阗国亡国灭法，是11世纪最初的10年间的事。具体时间，是公元1006年（北宋真宗景德二年）或公元1009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这两个年代都是根据汉文史料推断的，目前还没有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也就是说，研究分析于阗王国历史的终结点，仅仅依据目前已知的汉文、藏文，甚至于阗文文献，还不足以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英国探险家奥利尔·斯坦因在撰写《古代和阗》一书时，曾以一定篇幅追述了于阗/和田地区从信仰佛教到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他间接地利用了当地流传的地方文字的文献，具体说，就是参考了一部他称作《塔吉起拉》的察合台文①古籍。
二、佉卢文秘史（4）
所谓《塔吉起拉》，全名是《沙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