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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两眼盯住我，那两只仍有泪痕而又充血未退的眼睛泛起一种奇异的光。在我们无言的四目相视的那片刻之中，我又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赵四儿的脸闪电般地变化成各种各样的面孔，其中不仅有我的妻子，我的岳父，还有我的干佬儿、干妈和我姐姐。尤其令人胆寒的，还使我想起了我那含怨而死的母亲和我那没有正气、没有志气的父亲，以及诸多亲友和王吉素的乡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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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0）
假若当时我的手不因为联想到这些而退缩，勇敢地抓住那只等待我去抓的手，我和她命运的小舟将在顷刻间扭转航程，那会驶向一个什么样的江河大海呢？是水平如镜，还是波浪滔天？是一帆风顺，还是倾翻沉没？实在难以预料。
结果，似有一股无形而又强大无比的力量，压住了我的手，像被烫了被电了一样急速地缩回。她眼里那火也随着熄灭了。
我是个孤儿，被亲戚遗弃、被乡邻看不起的没出息的人，而且休过一回媳妇了，如果再像死去的父亲那么没志气，那么任性地跟赵四儿藕断丝连，能有个啥样的下场？我当时甚至多情而又天真地想，我要是有钱，养活得了，就娶俩媳妇，把赵四儿也留在身边，那样对谁都不伤害了。
一天夜里，我到东坡下边和几个人闲聊。宋德顺很诡秘地说，听说你当了刘吉素的大个子的干小舅子，算不算喜事儿？我说，一边去，他小子当我的小舅子我都不要他！他说，嘿嘿，你不喜欢他管啥，你那四姐可是让他给勾搭上了。我听了，朝他吼道，你胡说八道。
宋德顺一口咬定是真的。我心里顿时乱了起来，心想一定是赵四儿受了欺负。于是当夜趁着黑，我摸到宋德顺告诉我他们鬼混的山洞，先是看到大个子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没有听见脚步声，却看到一个俏丽的身影，身上披着鲜艳的早霞。是她，是赵四儿从东北边山坡上走下来，从刚才大个子走过的小道上走过来。
她真的跟那个丑八怪、那个魔鬼一块儿在山洞里过夜了吗？我呆呆地看着她走去，真想痛哭一场。
一天，赵四儿的三姐夫给我捎来喜信儿，赵四儿要出嫁了，让我去喝喜酒。我心里很高兴，赵四儿找上婆家，不仅使我有一种精神负担的减轻，更重要的是，可以彻底结束和那个大个子“钻狗洞”的勾当！
她除了比以前瘦一些，脸色有些苍白，别处没变样。让人纳闷的是，当了新娘子也没精心打扮，更没有穿戴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旧的薄棉袄外边套着天蓝色的褂子，青布裤倒像刚刚缝制的。虽说这样子很朴素，但是跟出嫁的新媳妇极不相称。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大事儿呀，咋能这般马虎。
看看那个将要娶走她的半大老头儿，只见蜡黄的脸上满是褶子，差不多没有眉毛，似乎还是个老公嘴儿，浑身精瘦，像用秫秸扎绑的架子，新的布衣服，在那架子上直晃荡。
在她给我满酒的时候，我茫然地看她一眼。我看到泪水在她那已经发红的眼珠上打转。于是我举起酒盅，喝进嘴里，咽了下去。酒烫了我的胃壁，烧了我脑袋，同时也灼痛了我的双眼，眼泪不禁地涌出来。没有一分醉，倒是十二分伤心地从赵四儿家出来，我问宋德顺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嘛，你四姐要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大姑娘，你干妈你干佬儿能这么忙匆匆地往外嫁她吗？你四姐能答应嫁给一个棺材瓤子吗？说不定肚子让大个子干大了，找个替罪的羊啊！
听了这些话，我呆住了。肚子里酒劲儿猛往上冲，难受得要呕吐。
4
在我回忆最初的革命生涯里，我曾写到，贫农团搞土改时，我差点被镐把炖肉，是妻子冲上来保护了我，后来又是老岳父杨泽把我们救了出来。经过那场风波，我和妻子的关系真正是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了。就这样，我们过着平淡而满足的生活。她在我心里挤走了赵四儿。
后来我去了团县委工作，放假时才回家和妻子小聚。她一人留在家操持家务。
有一天，一个半熟脸的汉子到团县委来找我说，你老丈人叫我给你捎个话，让你快点儿回家看看，你媳妇病了。
妻子是个农村的劳动妇女，身体很强壮，我们结婚这四五年里，她除了每月来例假两个膝盖出现疼痛之外，从来没有害过病，连头疼脑热的事儿都少见。假若她害的是一般疾病，家里不会托人捎信，而且不会这样火急。岳父杨泽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办事通情达理，又能热心肠待人，他在外边当过脱产干部，知道给在外边工作的人捎这样报病的口信，会给收信者带来多少疑虑和担心。妻子更是个内向的人，有点小病，也能忍耐，不可能轻易惊动旁人。她尤其了解我性子急，不会轻易让我受惊。左思右想，料定妻子此番病情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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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1）
我回到办公室，急忙把没写完的稿子收拾起来，找领导请了假，立即动身回家。
平时整天忙着学习文化知识，忙着练习写稿子，忙着应付日常杂务，顾不上想家，顾不上想媳妇，其实想家也就等于想媳妇。尝到过一段孤儿生活的我，特别是受过了婚姻问题的挫折，深深感到家的重要。自从有了妻子杨朴桥，我才真正有了家，我才长成一个男子汉，我才得到人世间不可没有的一种独特的温馨。战争年月里，当着村干部，一天总是东跑西颠，不天黑不回家。一回家，院子里响起我的脚步声，等我归来的妻子立刻就点上油灯，光明迎我进了屋门。妻子把菜和饭摆在面前，温暖就拥抱了我。烧热的土坯炕，焐热的被子褥子，睡在里边，立刻会把紧张、疲劳、恐惧和不安，全然一扫而光。尽管那时烽火不断，不远的京榆公路随时会有枪炮声响起，我们这些干部随时要往北山里逃跑，甚至于死亡与毁灭的阴影就紧追在身后，但我总是下意识地认为独有王吉素这个靠山村最安全，王吉素的这个小院子最安全，这个小院子的热炕头最安全。因为这里有我的妻子我的家我的安乐窝。当烽火熄灭太平到来之日，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的妻子我的家我的安乐窝呀！“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是古人的训导。“人活着要有志气，要有正气，不然就等于白活一辈子”，这是母亲的遗嘱。这训导和遗嘱已然成了我生命航程不可更改的指南，为此我不得不离开妻子离开家离开我的安乐窝。人离开了，心里的缰绳还拴系在那个小山村的安乐窝里，稍稍牵动一下缰绳，我就会转头扑奔过来。就这样，我急急火火往家奔。
然而，我跨进二门一看，不由得愣住了。
妻子正坐在露天的屋檐下洗衣服，两只赛过男人的大手和粗粗的胳膊腕子被冷水激得通红，大把地抓着脏衣服，在搭着铁盆沿的搓板上一下一下地揉搓。她听见我的脚步声，抬起圆圆的红润的面孔看看，当认出来是我的时候，眉眼和嘴角浅浅地一笑。我走到她跟前，开口便问，你没有闹病呀？
妻子打个愣，纳闷地向我反问，谁这么没好心地背后咒我？我再追问，她变得支支吾吾，弄得我心里嘀嘀咕咕。
直到夜间躺在被窝里，妻子才吐出真情实话。她说，这一阵子，刘吉素那边好多人闹着打离婚，她老家毛庄子那边也有人闹，听说姑姑家小李庄那边闹得也挺凶。农村的，是女的跟男的离；在外边当解放军的、当干部的，都是男的跟乡下的媳妇离，有好几个孩子的也闹着离，闹得可凶、可厉害啦！闹得人心惶惶的……
我已经听出点眉目，就说，他们闹离婚跟咱们有啥关系呢？
妻子说：好多人到家里串门，跟我爸爸说，你早晚也跟他们学，也得闹离婚。
我问：你信不信这种话呢？她说：不信。你心软，不狠，办不了害人的事儿……
因为这些话是在熄了油灯之后的黑暗之中说的，我们都看不到彼此脸上的表情，但我听出妻子的语气坚定。得到妻子的信赖，我很自豪，激动地紧紧搂住她发誓似的说，你告诉你爸你妈尽管放心，我决不当那号缺德的人！
一股“离婚风”在农村骤然刮起，而且越刮越烈，我早就有所耳闻，只是一直采取不过问的态度。一则由于我太忙，终日忙着学文化、练写作和应付日常杂务，实在没时间顾及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二则因为我对那股风里裹挟着的一种邪气看不惯！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捞到了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浑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钻新婚姻法的空子，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一时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2）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新婚姻法实施后，在县直机关带头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的老伴儿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年轻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轰动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这样的“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纷纷比赛似的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对这种事我看不惯，对这种人我看不起！
不料想，有一天，我刚走进县委大院，就被传达室老王叫住，他悄悄告诉我，彭同志（指县委书记）说，梁浩然年轻轻的思想这么封建落后，还不赶快离婚！
听了这话，我一下子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一向争强好胜，脸皮薄，又爱面子，被县委书记说成半封建，可非同小可呀！正这样想着，迈进办公室的门口，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子一旁的妻子。怎么偏赶这时候来呢！我心里很不高兴。吃罢饭，我走到她跟前，低声对她说，往西去的汽车还有最后一班，你坐上回去吧。过些日子，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了，我一定回家去住几天。
妻子对我这个决定很意外，睁大两只迷惑不解的眼睛望着我，好一阵才开口，用商量的语气对我说，天都这么晚了，明儿个再走不行吗？
我狠狠心对她含糊其辞地说，这机关里边挺复杂、挺乱糟，哪有回家住着塌实？走吧，汽车很快就开了，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妻子再不说什么，立即站起身，从床上拿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红色小包袱，带头朝外走。
我明知妻子对这样离开县城心里不悦，会系上许多疑问的疙瘩，会怀上极度痛苦的怨恨。并且，她只能把这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绝不会说出来，用棍子撬开她的嘴巴，也不会让她吐出一个字，这就是妻子的性格。而此时的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因为没有时间多说，就是有时间，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有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边，又像做贼那样，提心吊胆地走出可怕的县委大院。
我一直处于惊慌不安的状态，不敢多看汽车上的妻子，不停地左顾右盼，很怕碰到熟人。直到汽车开动了，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可是，一种混杂着内疚、怨恨和惆怅的情绪猛烈有力地袭上胸膛。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担惊受怕。想写信跟妻子解释一下，又想到她不识字，即便请别人读给她听，复杂的感情她也不会明白。在县委又担心突然被县委书记叫去责问“为什么不离婚”。万般无奈，想到我惯用的处世手法：惹不起，躲得起！便要求参加下乡工作组。到乡下谁也不知我的底细，自然就没人关心我是否离婚，而且可以多回家看看。到了家，什么也无需对妻子解释，往一个被窝里一钻，什么误会、委屈、怨恨，全部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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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4年春天，我回到地委党校，写了小说习作《两千块新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