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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染缸里突围（1）
女孩子们聚在一块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两三个一堆，四五个一群，私下里将想象中的对手攻击得体无完肤。那对手并不固定的，今天和这个好，明天不和她好了，她就变成了攻击的靶子。女孩子攻击人的特点是刻毒、残忍，不留余地。所以一旦暗里或明里同人闹翻了，结下的就是“死仇”。当然这仇恨也可以因为一件小事就宣告解除的，然后冤家又好成一团，共穿一条裤子，直到某一天又成为仇敌。
我也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喜欢和人吵架。我的特点是一旦同人吵翻，就很难再破镜重圆，因为感到怪难为情的。好多年里头，我总是想这个问题：讲坏话和吵架的激情是从何而来，以至于我们这些中国公民即使到了七老八十，还是保持这一禀性？
孩子们的暑假冗长而又无聊，于是聚在一块玩扑克牌。玩着玩着就有人舞弊，我同那人争执起来，在争执中，我不但将她这一次的不诚实加以狠批，还涉及到她以往的某些丑行。对方当然决不示弱，就也开始揭露我做过的坏事。终于发展为破口大骂，骂他一两个小时也不住口。旁边还有帮腔的，有的帮我，有的帮对手。啊，我们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想出的那些刻毒句子又是多么解气！那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讲别人坏话的冲动确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发泄，其前提为自己是清白纯洁的。骂人既是攻击对方也是表明自己——我多么好，你多么坏！对方回骂时心里则在想，我并不坏，你也不是什么好家伙，我比你还好得多！总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好的，对方坏，所以要揭出对方更多的见不得人的事来，使对方彻底暴露。这种“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禀性形成的直接根源便是我们的文化氛围。想想我们从小看过的电影和戏剧，哪一部又不是这种模式的翻版呢？
除了表白自身纯洁的快感以外，说人坏话的另一种隐秘的激情便是“幸灾乐祸”。我曲折地影射某个对手偷窃的往事，向大家暗示，这个人从来就小偷小摸。我自己是绝不会去偷的，所以我有资格批判她。听众则千方百计打听，到底偷了谁，怎么偷的。然后是共同的唾弃，发泄过后的神清气爽。我们就用这种杀人的流言将一个小女孩孤立起来了，因为她偷过，是“贼”。细想起来，我，以及我们，是多么的怯懦啊。将她说成是贼，我自己便有了安全感，便再次向自己证实了自己的清白。我们在幸灾乐祸中获取良好的自我感觉，将浑浑噩噩的日子混下去。
但我并未能将中国文化学到手，因为我总是难为情（朦胧的自我意识）。别的小孩同人闹翻后，只要有一点小利又可以同那人和好如初，甚至还更好。所谓“肉烂了还在锅里”。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刚刚骂了她“贼”吗？怎么能和贼穿一条裤子呢？我的生硬使得我的伙伴越来越少，在学校里，在大院里，我都是越来越孤立了。他们在那里玩，但他们并不叫我（因为觉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过去。我成了寂寞的游魂。寂寞啊，寂寞啊。整整十多年 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而我不甘寂寞！
后来进了一家小厂，仍然是孤独和寂寞。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大染缸，男男女女只要聚在一块，总在叽叽喳喳地说某个不在场的人的坏话，从中获取无穷的乐趣。我当然也加入这种场合，也跟着说，以此取乐，为灰暗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我也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甚至中伤。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人家，人家也说你。起先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的，和我童年时代的情形差不多。可是我大错特错了。这个底层还有一种我没有觉察到的潜规则，一种属于传统道德的法则，就是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将散沙似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像我这样傻乎乎的女孩，满脑子从家庭带来的理想主义，肯定行为举止都有悖于传统。而且又口无遮拦，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被孤立起来了。凡有一点权势的人——小领导，办公室干部，老师傅等等，一律对我白眼相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有讲有笑，一见我出现就全都住了口？我是个扫把星吗？我深深地感到，人际关系真是个无底的黑洞，我就是花费一辈子时间也探不到真相，也无法成为大众中的一员。
从染缸里突围（2）
在后来漫长的年月里，除了两三个小姐妹以外，工厂里没有人把我看作一个“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必定是有问题的人。我一直是那些领导和老职工心目中的问题青年，异类，因为太不会“搞关系”了。传统道德高深奥妙，一不小心就被我踩着了界线，众人心知肚明啊。明明对某个人恨得要死，当面还要做出巴结的、谦卑的样子去讨好，因为“肉烂了还在锅里”嘛，谁没有缺点啊。这是每个青年都懂的做人技巧，只有我不懂，我太喜欢走极端。最后我终于被那厂子开除，回到了家庭——我要调走，他们绝对不肯，就开除我了。他们还用毛笔写了一个关于开除我的决定的公告挂在宣传栏里头。
十年以后，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又一次面临人际关系的黑洞。当我进入作家协会之后，我很快感到当年的旧戏又在重演。他们说我“太不像话了”——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像话。通过创作，我的自我意识已经充分冒出来，当年的难为情已经发展为水火不相容的憎恶（对自己，也对别人）。这倒不是说我已经变了，变成一个不再背后说人坏话的君子了。这方面我依然没多大变化，但我的人格已经开始了内部的分裂，长年潜伏在我体内的艺术自我这个时候已占了上风，一切违反理性的俗务都变得如此的不可忍受。我从心底感到，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搞好关系的，只要同众人一道从事那些俗不可耐的活动，我就会无比地憎恶自己，就会连写作都受到影响。由此拉开了我同单位长达十年的“冷战”序幕。我成了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我不参加任何会议，却又在单位领一份工资。当那里的领导几次威胁要开除我时，我就写信向省里面“反映情况”。这一场黑色幽默似的争斗的结果是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已成了一名老作家，硕果累累，完全可以倚老卖老，所以单位也没人来同我为难了。通过写作，我创造了另外一种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堕落的灵魂。我将自己的世俗生活压到最小，将艺术生活当作主要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样，不论我在世俗中有多么恶劣的表现，只要我还在创作，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的黑暗的世俗生活也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它成了火焰的燃料。而假如我不创作，我就会被自己内面的黑暗所压倒，落入度日如年的悲惨境地。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已经变得多么“好“了，但至少，因为从事艺术创造，我没有堕落得不可救药。
人际关系和孤独的事业
也许是由于不善于模仿，也许是由于内在的东西太强，难以为外界所同化，我童年时期最大的恐惧和尴尬就是同陌生人接触。因为父母都是有“问题”的人，家里的客人特别少，偶尔来一个不认得的大人，我就紧张，生怕要我去同她或他说话，也不愿意叫“叔叔”或“阿姨”什么的，最好是赶快躲出去。在我看来。人际关系本来就不可思议，再加上父母又有“问题”，常被人影射和白眼，同陌生人打交道就更可怕了，完全搞不清路数和规矩。那时我不但见客人就躲，见学校老师就躲，就连邻居里头的叔叔阿姨也不好意思打招呼，打招呼也要脸红，不自然。我只有在少数几个同龄朋友当中才是自如的。
小的时候，如果大人们的谈话涉及到了我，我就会感到万分紧张，感到大祸临头。那是一个我不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无法呼吸的世界，他们要在那里对我做出某种惩罚呢，还是决定我的命运？如果某一天，我在屋子外面犯了一个什么错误，而我又听到某个大人在谈论这事，我便吓坏了，一连好多天都疑神疑鬼的，觉都睡不安，只想平安无事地挨过一天又一天，因为时间一长，什么事都会淡忘——我有过多次这种经验。有很多事我看不到，社会的风暴同我之间有一个板结层，我有意无意地避开着“他们”，并且越来越听不懂他们的话。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更加剧了我的所谓“乖张”。我只要一开口就不合时宜，只要一动作就如大象闯进了瓷器店。我十八岁进工厂时，那些师傅们当我的面说，我在所有的青年里面看上去最“幼稚”，根本不像十八岁的人。这种评价不无贬意，也预示了后来的麻烦。
儿时人际关系的状态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得已的孤独。我生活里最缺的就是玩伴。我的空闲时间有一大半是在孤独中挨过去的。那种逼迫人的寂寞的最大作用便是促使我早早学会了阅读。我大概是9岁读完了第一本薄薄的恐怖小说，13岁便可以看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了。如果每天有人玩，如果生活中还有别的刺激，我也许就不会将阅读看作最大的乐趣了。阅读文学其实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也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手段。在阅读之际，我是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旁边的，那是灵魂出窍的瞬间啊。一本悲情故事很可能让我泪流满面，我当然不愿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失态。我无法模仿社会中的人的言行，所以为人们所歧视。我静静地坐在家中，在孤独的事业中寻根。这种寻根是不自觉的，从本能出发的。也许在那莫名的忧伤里，我已多次同古老的幽灵相逢；也许黄昏空气里的树脂味当中，我已同从未出生过的姐妹邂逅。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只是读，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读。即使你躲开那个社会，即使你对身旁那个社会一点都不能适应，这也并不妨碍你阅读。因为你阅读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是你的梦。只要你没丧失梦想的能力，你就会层层深入，你就可以扮演角色。这个孤独的事业又是多么纯洁，多么地给人以希望啊，因为有了这个秘密的事业，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有时候，居然敢同社会抗争！在“文革”中，我主动离开了学校，但我心里是不怕那些人的。不论是他们来抄家也好，来抓我父亲也好，逼我一次次地搬家也好，我都没有慌张过。我蔑视他们，这些没有人性的工具。我还暗下决心，决不堕落，决不浪费时间，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放弃自己的秘密生活。
好多年里头，我一直生活在底层，后来又忽然一下子升到了上层。但在我心目中，这种外部的变迁不值一提。我认为底层和上层本质上毫无区别，无非是将赚饭吃的时间变为写作的时间罢了。我仍然以我固有的格调对待生活，我同“他们”的矛盾总是同样的矛盾，恩恩怨怨也相同。我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内在的生活几乎成了我的全部，谁也不能再来干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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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了的蒙昧期（1）
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家长们总是用“懂事”或“不懂事”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成长。如果用他们的水平来衡量我的话，我属于那种懂事懂得特别晚，甚至有点执迷不悟的类型。晚到什么程度呢？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晚到36岁
——在那个年龄我还被单位领导斥为“真不懂事”。
我刚刚踏入校门不久，就被老师任命为副班长。那个时候一个班有40多人，副班长是一个很大的官了。7岁的我为此忐忑不安。有一天，副主任吩咐我和班长第二天早一点到校，到少先队办公室去学习升旗仪式。我夜里激动得不能入睡，第二天很早就来到学校，在少先队办公室门口等。但我等了很久，并没有任何人来到那里，一直到快要上课了，我才满腹狐疑地离开。为什么他们都没来呢？难道班长和少先队的辅导员将这事忘了？难道他们改日期了？难道我没听懂班主任老师的话？这个疑问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个死结。后来，不但没听到老师再提这件事，连我的副班长的职位也再没听老师提及，而且也没给我安排任何工作。也许老师真的忘记了，也许后面有神秘的背景。由于天生腼腆，也由于我不太弄得清的父母的“问题”，我是不敢去向老师询问的。于是我于不言中又成了一名普通同学，不再是副班长了。也许，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高深莫测。但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