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造这境遇，这样，落脚点也就不能不是每个社会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厄运的担当。 在劳动大学，他的讲题是《关于知识阶级》，所论有：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出路何在？他强调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对立的，因为权力者要统一思想，而知识者恰恰相反，不但有知识，尤其突出的是有“自由思想”，于是势不可免的是同生存空间发生冲突。在这里，他创造了两个相关的概念，叫“真知识阶级”和“假知识阶级”。“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这是一个分水岭。他指出，真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是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而且不顾利害地发表出来，随时准备着为社会而牺牲；相反，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但是，有一个历史现象是必须记住的，就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比较长。也就是说，假知识阶级总是占多数。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怕危险和孤立，勇于与“老社会” 奋斗的。关于知识阶级的话题，不能不引起他对政府的智囊人物，即旧称的御用文人，如现代派一流的憎恶。讲演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都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几次讲演都谈到文学问题，在光华大学的一次，讲题为《文学与社会》，将一贯的文学思想表达得较为分明。鲁迅按思想斗争史的实际分野，把文学粗分为“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两类，他是明确反对造象牙之塔的。此外，他还批判了把社会的苦痛趣味化，以及高挂革命的招牌，使文学仅仅限于诅咒和发泄的现象。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呢？他强调社会力量的强大，指出文学家所面临的特别严酷的处境，说：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不容易，尤其在压迫之下，文学家更不能革命；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了指挥刀的驱使而已。他对所谓的“革命文学”一直保持警觉，到了“清党”以后的今天，革命的实质已经暴露无遗，倘文学还要搭“革命”的大架子，那是可憎厌的。他说在广州，党部出了一道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文章到了后来都说是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他接着说，这完全是假话，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我要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他把文学的诚实的品质提到很高的位置，甚至认为，没有建设，宁可灭亡。他指出，文学的死亡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文学的生命就是真诚，好的思想写好的，腐败的思想写腐败的，不要虚伪，不要粉饰，不要如同一块很小的糖，而用很大的包皮纸包一般。他坦言，对于一些“革命文学”的文学价值，他是怀疑的。因为，文学失去真诚就将失去全部意义。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革命文学家的围攻（2）
在暨南大学做的演说，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影响特别深远。 鲁迅一开始就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同一”是暂时的，冲突则是根本的，永远的。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艺家偏偏敏感；又不安分；而且总要开口，这就难免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被挤了出去。外国许多文艺家在本国站不住脚就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头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在中国，个人主义者为多，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的人道主义者就很少。在政治家眼里，人道主义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冲突常常在他们之间发生。鲁迅指出，文艺家的命运注定要碰钉子，要站不住脚。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也赞同过，但是到革命成功以后，政治家便把从前所反对的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了。他直率而幽默地说道：“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关于革命文学，鲁迅认为，革命是不能和文学连在一起的，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做文学的人总得闲空一点，正在革命中，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其实是颂扬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每一次冲突，胜利都属于政治家，这是有史为证的。但是，人类的历史并没有因此便完。鲁迅讽刺说，“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他以十分坚定的语气说，“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系列讲演中，鲁迅所取的立场，明确地是反对党国的立场，民间的立场，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在方法论方面，则显得十分灵活，不断变换视角，既有社会学的，也有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既有阶级分析，也有文化综合，充满智慧和创见。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内涵丰富，尤其具有独创的意义。 国民党的“清党”事件，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捩点。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以“国民革命”的天然领袖自居，继续北伐，联合桂、冯、阎三派新军阀，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迅速占领京津。1930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正式开始了###的极权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血泊中站起身来，发动过多次暴动，都先后以失败告终。革命进入了低潮。就在这时，上海文学界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高扬“革命文学”的旗帜，开始围攻鲁迅。 由创造社的###成仿吾挂帅，纠集了刚刚从东京留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诸人，筹办了一个新刊物《文化批判》。而蒋光慈、钱杏等则同时成立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在有关“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和领导权方面，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有过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倡导同一性质的“革命文学”以及攻击鲁迅等“老作家”方面，步调是一致的。 《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了冯乃超的长文《艺术与社会生活》。文章列举了白话文运动以来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惟一的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就是郭沫若；对于鲁迅，则说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该刊和二期接着是李初梨的长文《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照例标榜创造社和郭沫若，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并列，把他们的作品一概称之为“趣味文学”。成仿吾和郭沫若都发表了文章。郭沫若一反从前的“天才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否则，“那就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他裁定徐志摩一类为“有意识的反革命派”，语丝派为“不革命的文学家”，批评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宣告自己已经“转换”了方向，“克服了小有产者的意识”，“向新思想新文艺新的实践方面出发去了。”钱杏对鲁迅的攻击最厉害，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被《太阳月刊》编者鼓吹为“实足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的论文，文章断定说，“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说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创作是只有过去，没有将来的。又说，鲁迅完全是受了自由思想的侵害，若不把领袖思想、英雄思想从脑中赶掉，是没有出路的。最后宣告道：阿Q时代早已死去，我们不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当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铺天盖地的攻击，火力比现代派的正人君子们凶猛得多，他们是共产青年，是他自己先前曾经打算联合的对象——这是为鲁迅所预想不到的。 ＇返回目录＇
革命文学家的围攻（3）
他沉着应战，2月23日，写下头一篇答文：《醉眼中的朦胧》。文中指出，真正“朦胧”的是革命文学家。他们扯不断同官僚军阀的瓜葛，然而以他们的敏感和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不敢太露骨地恭维现在的主子；和官僚军阀的瓜葛已断，本可以走向大众，毫无顾忌地说话，又担心大家记得他们的指挥刀，总之得有点朦胧。鲁迅说，在中国，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而对于感觉到的为黑暗势力所支配的社会现状，却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但当杀人如草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这算得是什么“革命者”，什么“革命文学家”呢？ 革命文学家立即组织反攻。除了《文化批判》，又有《战线》、《戈壁》，以及《文化战线》、《我们》、《流沙》、《洪荒》、《澎湃》等创刊，可以说，所有可利用的刊物都动员起来了。 潘梓年以弱水的笔名发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批判鲁迅在论战中“冥顽不灵”，“冷嘲热讽”，回避问题，结论是“‘老头子’的确不行”。《文化批判》同期刊出创造社骨干分子的三篇长文：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编者著文特别推荐了这三篇文章，其实，文章并没有接触到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只是对鲁迅一味施以人身攻击，比如称鲁迅为“Don鲁迅”，“文坛的老骑士”，“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最恶的煽动家”，“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实”，“无聊”，“无知”，“‘王婆骂街’的乱骂”，“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还有“‘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的病人”，“中国的救世主”，“死鼠一只”；称鲁迅的全部创作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等等。成仿吾以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称鲁迅为“梦游的人道主义者”，着重把鲁迅同人道主义连在一起进行批判。钱杏一样攻击鲁迅“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藏着“阴险刻毒的心”，“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当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之后，他立即写了《死去了的鲁迅》，说鲁迅完全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的手术”；他宣告说：阿Q时代固然已经死亡，其实鲁迅自己也走到了尽头，跟着死去的阿Q而死去了。编者在编后总结道：钱杏的文章给鲁迅“最后以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们不知道，鲁迅是一个老奴隶出身的战士，对于被打击看得太寻常了，虽然他可以据以反击的杂志只有一个《语丝》。3月6日，他写信给章廷谦说：“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近来亦大肆攻击了。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得多少刀箭。” 《语丝》16期发表了他的题作《文艺与革命》的通信，指出革命文学家的致命问题，惟在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黑暗。针对“超时代”的逃避哲学，他强调文艺与社会的相依相生的关系，还特别批判了上海文坛中的行帮意识，说“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指出这种专一吹嘘同伙文章的现象是十分恶劣的。文中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对革命文学家鼓吹的文艺即宣传的观点，也给予必要的辩驳和澄清。 17期《语丝》又是鲁迅的文章，短小锋利，而且都是写于同一天的，一共六篇：《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堪称一以当十。 这些文章，有谈革命，有谈文学，不是直接的论辩；但是在命意上，都一致地把对中国黑暗社会的暴露与对革命文学家逃避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十天之后，鲁迅又写了一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作为正面的答复。文章从弱水的谤文出发，指摘其中的矛盾可笑之处，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