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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争大学（13）
汪洋讲罢，会场静默了一会儿。5师师长、政委的心吊到了嗓子眼儿，惟恐这位“旋风部队”司令勃然变色，把“旋风”旋到自己头上。
韩先楚却道：这样吧，暂时休会，研究一下。
复会后，韩先楚那脸色依然看不出究竟，开口却是：同意5师意见，突破口由城西改为城西南角。
“到前边去〃
从吴焕先到*，韩先楚军旅生涯中的每个导师，都在教导他“到前边去”。
从鞍海战役到辽西会战，若让他总结经验，几乎每一战都少不了“到前边去”。
“到前边去”，是韩先楚战争年代讲的最多的话之一。
在血与火中，他需要士兵看到他，知道他和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种语言更能激励军心士气的了，但这并不是促使他亲临前线的最重要的理由。
战争中没有先下定决心、制定计划，再使实际情况符合决心、计划的事，而是要力图使决心、计划符合实际情况。而实际情况常常是千变万化的，这就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如今信息时代，战场瞬息万变，瞬间即可传递到指挥中枢，指挥员即可随机处置，靠前指挥的作用无疑是降低了。但在韩先楚那个时代，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是不可能在个远离前线的什么地方获取的。一个战役、战斗指挥员只有亲临前线，才能尽快地捕捉到第一手情况，并在第一时间作出决断。特别是对于他这种崇尚进攻的将军，这一点就尤显重要。
打锦州外围据点时，两个重点大疙瘩和配水池，后者刚打下来，敌人还在反击呢，他就跑去了。7师师长邓岳上来后，一见到他，吃了一惊：韩司令，你怎么跑这来了？这是我们师指挥所的位置呀？见韩先楚只管用望远镜观察大疙瘩，邓岳嘟囔起来：你把纵队指挥所安这里，让我们师指挥所往哪放？ 韩先楚头也不回：你放哪里我不管，反正我就在这里了。
他渴望出现在他的每支部队及他们占据的每一个阵地面前，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就择其要点。同时，他也希望他的一级级部下也都能尽量靠前指挥，并用自己的行动推动他们到前边去。
大疙瘩是日伪时期修筑的钢骨水泥大碉堡，上面堆积两米左右厚的泥土，远远看去就像个凸起的大蘑菇。8师24团打了一天，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不小，可那大疙瘩里的火力却丝毫不减，真他妈的见鬼了。韩先楚估计那后面可能有条交通壕，但从正面看不到。现在，他站到大疙瘩左侧大约700米左右的配水池，一切立刻尽收眼底。果然，大疙瘩背后有条交通壕通往城内，兵员、弹药补充，伤员后送，人出人进挺活跃。
韩先楚转身对尹灿贞道：马上给8师打电话，派一个连从侧后插过去，到大疙瘩后面把交通壕截断。
如果不到前边去，不能发现那条交通壕，就那么硬啃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有多少鲜血流失？而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侯镜如的东进兵团在猛攻塔山，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正猛攻黑山，因为这个大疙瘩而延迟对锦州发起总攻的时间，那在全局上会造成什么样的被动和损失？
谈到新开岭战役的胜利，他讲“咬牙”。这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可他若不是一直都在前指，了解情况，他敢咬牙吗？若不是亲自爬上老爷岭侧翼山丫口，发现老爷岭北坡上的敌人预备队，在发起总攻后不久就用炮火将其歼灭，我军攻上老爷岭后，会不会被反击下来？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战争大学（14）
打梅河口，炮团炮弹打光了，攻击受阻。福将韩先楚到前边去，途经刚打下来的火车站，竟然发现一车皮炮弹。
其中确有偶然、运气的成分，可若不到前边去，就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外的那种指挥所呆着，这偶然、运气又从何而来呢？
天赐的宝贝（上）
七里坪，七里坪，鞍海战役前，韩先楚脑幕上经常闪动着那个红天血地的七里坪。持续一个半月的七里坪战役，始终没有进展不说，没打上半个月部队就断粮了，不得不以相当多兵力去截敌给养。74师第一仗伤亡160多人，缴获22袋面粉，第二仗伤亡180多人，扛回30多袋面粉。红25军一万多人打不下黄安县的一个七里坪镇，伤亡近半，开玩笑似地把攻城战变成了夺粮战。但是，七里坪战役是“左”倾冒险主义“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产物，而鞍海战役却是必须打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可必须打的就一定会打赢吗？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我军打下一座县城还属不易，打下后就得马上准备撤离。现在，他却要用并不充足的兵力，去敌人重兵把守的中长铁路上，打一两个大中城市。
可战役一打响，他却突然有了一种“我能赢”、“我赢了”的感觉，丽…且是那么强烈、准确、生动。结果越打越顺手，竟然打起迫使敌人起义的主意，而且真就心想事成，美梦成真，把个184师打成了八路。
而新开岭战役从一开始，他就有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千里驹”这回是死定了！
打不下老爷岭，我韩先楚不做人！类似绝话，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多次。前面说了，他在这样说着时，那脑子里八成已经把下一步的路数转出来了。但也并非都是如此，有时只是一种感觉在告诉他：我一定会打下来的！
就像他在篮球场上，出手就“有了”的那种感觉。
可以理解为一种信心。他从来都不乏信心，而信心自然是不会凭空就有的。问题在于4野大军南下，横扫千军如卷席时，有人也免不了吃一两个败仗，而他韩先楚即便在最艰难时期也是这种感觉。甚至在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时，就有这种感觉。
面对对手，他从来都是“我行，你不行”的感觉。
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
还有更怪的。
出入宾馆、饭店，看望老战友，常会看到一些字画。韩先楚对此并不感兴趣，秘书有时就不免要打量一番。有时那字怎么也打量不出个究竟，就只好结论为保密性能太好，除了书法者外成心不让任何人认出来。一次，秘书和几个人正在那里指指点点，韩先楚也凑过去，一眼就认了出来。以后再碰到这种事，也就有了点兴趣。那字无论怎样龙飞凤舞，只要是他认得的，几乎没有认不出来的。
60年代初陪董必武访问漳州，站在城西门外山坡上，他说当年红军攻打漳州的主阵地，就在这座山上。秘书夏承祖说你研究过这个战例，韩先楚摇头。作训参谋出身的夏秘书将信将疑。那时你在大别山，又没研究过，怎就这么确定无疑？回去一查资料，果然没错。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这是一种兵家的目光，一种在硝烟战火中锻打出来的兵家的目光。这无疑是他的强项。可那书法呢？自己那字写得扒扒拉拉的，始终没大长进的“白字先生”、“错字司令”，那眼力又是从何而来呢？
可与此类比的，是他的方向感。从士兵到将军，东西南北中，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竟从未体验过什么叫“迷路”。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战争大学（15）
还有距离感。新开岭战役打到关键时刻，许多人顶不住了要走。就是因为敌人援兵快到了。这是万万含糊不得的，否则，我们就可能与那个“千里驹”的下场，颠倒个个儿了。可韩先楚对各路援敌中最近的那个“虎师”在什么位置，路况如何，何时能赶到，打援部队又可迟滞它多长时间，把握得非常准确。战争像拳击一样，需要一种距离感，一种在攻防进退中把握节奏、分寸的能力。这种把握当然需要经验，是一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分析、判断。可他那种堪称绝对准确的方向感，又有何经验之谈呢？特别是红军初期那种游击战，“地形”、“方位”之类名词听都未听说过，今天不知明天在什么地方，黑灯瞎火钻山沟，从来不会走错路，那脑子里莫非有个天然的指北针？
辽西会战，3纵任务是突击西进兵团的“腰部”。从受命那一刻起，他就蓄谋直取这个精锐兵团的“首级”。廖耀湘问他怎么会知道他的指挥所在胡家窝棚，他说那是个偶然事件，是蒙上的。一点不假。一路上他不断看地图，派出侦察人员，可直到他已经赶到胡家窝棚村边了，那脑子里翻腾的都是以往的经验，而无任何关于当面敌人的情报、信息。就像人们后来问他怎么会认出那天书般的书法一样，他说就是一种感觉，感觉它就在那个地方。
一种直觉，第六感觉。
巴顿称之为“军事反应”。
大街上的万家灯火中每个窗口里的人们，都是差不多的。但有许多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具有某种特长，专门知识和能力。而那具有超乎常人和大多数学有专长的人的能力的人，就应该称之为天才了。
这种天赋的才能，自然也包括直觉。
巴顿的第3集团军沿莱茵河挺进科隆，途中转头攻击右方阻击第7集团军的德军。走了两天，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巴顿的“军事反应”来了，突然下令停止前进。一些参谋不解，他说他“感觉到了一些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全部情报”。第二天，他们遭到了德军3个师进攻。因为巴顿已经停止前进作好了准备，他们打退了德军，继续前进。
韩先楚就是具有这种“军事反应”的将军。
威远堡战斗的“打点”是威远堡。鞍海战役的“打点”是184师是滇军，第四次临江保卫战的“打点”是89师的轻狂冒进，辽西战役的“打点”自然就应该是廖耀湘的兵团部了。每个战斗、战役都是独特的，也就有着各自不同的“打点”。或是依据经验，或是经验加感觉，或者就是凭借感觉，他总是很快就能发现关键部位，有时甚至一眼就能捕捉到“打点”。
指挥就是预见，其中也包括预感。卓越的将领都是具有高度预见性的，这是他们的军事才能，也是他们的天赋的重要特征。
从巴顿到韩先楚，从施瓦茨科夫到此刻笔者楼下挥舞玩具枪冲杀的孩子，天下的男孩子好像天生就有一种调遣千军万马的欲望。但是光有欲望不行，还得有能够调动千军万马的资质。将领是天赋加环境的产物，一个人必须具有某种天赋，才能成为杰出的将领。有些才能是可以通过培养提高的，任何人的成功都离不开勤奋。可从战争中冲杀过来的也是千军万马，将军也是成千上万，令人崇仰的名将也就那么多。从这点上讲，对于那种出类拔萃的人，培养也是有限度的，大部分还得靠天赋。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战争大学（16）
而韩先楚第一次参加战斗的那种不同凡响的勇敢，不也是一种天赋吗？
一个人的本质，包括经过开发的先天潜质，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取代的。
在延安抗大学习，他是用功的，也是好学生，因为他有学习的欲望，还有后来战绩的验证，可那心头又觉憋闷，不时冲动着到战场上一试身手的渴望。他本是一个实干家，又值山河沦陷、民族危亡关头，而且置身于枪炮声中，周身细胞立刻就能处于昂奋状态，大脑皮层思维活动，灵感和悟性就会扑面而来。
据说，50年代中期韩先楚就读过的南京军事学院，流传一句话：“5分当教员，4分当参谋，3分当指挥员。”两分不及格也不行，3分则往往因为奇思妙想而离经叛道，勉强给个及格。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通病。学校往往有一种定势，课堂易把学问搞成一种模式，围着教员转可以得5分，可战场上的分数却是需要自己去打的。文化理论水平多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军校的教员，就都成名将名帅了。
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有人说他谁也没怕过，自然也就不怕被共产党接收过来的这些原国民党教官教出来的那些学生。有人却不能不怕这些教官。战场上得高分、得满分，考场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特别是比之同样是大老粗出身的将军，更是没话可说。
韩先楚既无2分，也无5分，通常都是3分及格，偶然也对付个4分。没人说韩先楚倘若读完军校再上战场，成就可能不大，甚至一事无成。更不会有人为当年的“大老粗光荣”翻案。这里要说的只是当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洛斯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