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接受导演的指令，于是一层一层地追查。会议开到了近中午，因为下午有演出，我就提前离开了，我认为已经把责任说清楚了。谁知几天后，我看到了广电局就此次春节晚会写给中央的文件，在提到“陈冲事件”时说，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指我），不负责任地擅自脱离台本，将电影演员陈冲拉上台，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我们对此事件负责。。。。。。虽然说是“负责”，但实际上还是把责任推到了我的身上！
就这次晚会还提到了与我有关的其他问题。晚会前，电视台导演听说我与重庆嘉陵摩托车厂的老总熟悉，于是让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们赞助一台摩托车，作为晚会的奖品。厂家认为是一个绝好的广告机会，很痛快地答应了，车子很快就送到了剧组。但后来考虑奖品还是应选择与电视有关的，所以车子就被放到了一边，也没有及时退还。由于晚会的失败，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车子也不翼而飞。于是，丢车的责任也算到了我头上。还有更可笑的，我曾经在春节联欢会上表演过相声小品《宇宙香烟》，很轰动。东北某烟厂利用这个题材，真出了宇宙牌香烟，于是有人告状说马季和厂家勾结，在春节晚会上变相做广告，为此，上级有关部门还专门去调查过。问题早已搞清楚，但在这份文件上，仍然把这事又提了出来。
我很不服气，于是给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信被批转到了部里，一位部领导找我谈话，在做了一些解释工作后，向我道歉，让我不要背包袱。但是这件事让我很痛心，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些人。
还有一件事。广播说唱团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赴港演出，由于侯宝林先生的影响，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这次演出的成功，使组织者有了极大的信心，于是，第二年又来邀请。在海外演出，当地注重的是主演，因此，一般只有一位团领导带队。当时，总团的几位领导都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为了争取去香港，想尽了办法，甚至在上报申请时说，鉴于马季、侯宝林之间的矛盾尖锐，思想工作极其复杂，因此，到香港演出必须加强领导力量！。。。。。。为了去香港拿我与侯的先生的关系做理由，这对我的伤害太大了，也给不明真相的上级领导造成了极坏的印象。
1989年春节前，我正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筹备节目，接到广电部部长秘书的电话，要我参加新加坡年初二的“春到河畔”演出。这是部里的安排，我当然得服从。于是我提出提前录制一个相声在晚会上播出，现场演出就不参加了。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给我打电话质问我：你这是脚踩两只船！也不听我解释就把电话挂断。过后李双江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解释了情况，他劝我说，台里很生气，还是应以春节晚会为主。我向他表示，我服从安排，对我来说都是演出。后来，可能是电视台做了工作，部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新加坡不去了，全身心投入到晚会！但没过几天，新加坡方面来人了，一听我不去了，马上又去找部里。于是部长秘书又给我打电话说，新加坡还得去！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我只是听任摆布。经过这么几次折腾，我给电视台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还有一次筹备春节晚会期间，临时安排我去贵州电视台录节目。当天正值电视台领导来剧组检查，台长很不满意，认为我不认真。电视台一位女副台长曾经对人说，以后马季不能用！
我的苦恼（2）
那几年，我和姜昆一到春节期间就到电视台报到，广播艺术团不满意了，一位副团长对我说，以后电视台的活不能随便接，我们团里的演出怎么办？我们的经济压力也很大，就靠春节期间的演出呢。为这事，两面都对我不满。
我们参加春节晚会的节目版权都属电视台，我没有想过这里有什么不妥。《宇宙香烟》那么轰动，我只得过8元钱稿费，是《中国商业报》给的。我的一辈子都献给了广播电视了，没计较过稿费。有位苏州的老板曾经对我说，《吹牛》就够你后半辈子花了。这个节目电视台不放，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了，给了我170元稿费，还包括赵炎的在内。有一次我在政协会议上提到这件事，中国唱片总公司知道了，询问广州公司，对方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规定。不过，我们可以做些补偿，马季和夫人到广州来，我们可以免费接待。我当然也没去。社会上有传说，马季是大富翁，有多少多少钱，我感到很冤！现在能挣钱了，但可惜我老了！
1980年到1990年是我创作的巅峰期。90年代后期，我仍然有创作的愿望，但是创作能力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一个艺术家不可能永远保持创作的高峰，能有十年的井喷期已经是十分幸运了，我还有什么遗憾呢？几十年来，对相声我做了应有的贡献，我相信我的使命完成了，希望后来者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将相声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相声在东南亚（1）
新加坡以华人居多，也有欢庆春节的传统。1989年春节期间，当地举办“春到河畔”的大型迎新春活动，我和赵炎应邀前往参加。这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由新加坡《联合晚报》主办，邀请了海内外许多艺术家，八仙过海，各逞技艺，也可以说是一次艺术的竞赛和竞争。
这次我们一共演了三场，同台的还有刘欢等几位歌星。由于我们的台风正，节目高雅，无论是相声还是歌曲，都受到了新加坡市民的欢迎。
但是，第二天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这是第二场的演出，台湾一位号称“智多星”的歌唱演员和我们同台。在此之前，商务代办处的一位主任就给我打过招呼，说这位演员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颇有市场，但不要怕他，拿出我们的志气来。
开演之前，我和赵炎夹着演出服上剧场。到后台一看，乱糟糟的，许多演员在那儿化妆。我们不认识，也没一个人打招呼。赵炎说：“这么等着吧！”我们就在一条长凳上坐着。赵炎见我口渴，后台根本没准备饮料，只好上街买了一塑料袋茶水给我解渴。我心里正感到烦闷，只见“忽”地一下前呼后拥一大帮子人来到后台。我一看，正是那位“智多星”，好几个接待人员陪着他，把他请到楼上化妆室去了。这下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和赵炎找到那位晚会组织者A先生，尽量心平气和地问他：
“你们接待国外演员有什么标准？”
A先生可能有所预感，回答说：“我们事先研究过，一律同等对待呀！”
我面孔一板说：“是同等吗？报纸上那位‘智多星’连载四五篇，而我们呢？仅仅一篇！”
A先生见我来了火气，忙解释说：“马先生不要误会嘛，我那儿有剪报，不信拿来您看看！”
“你再看看这张宣传布告：‘某地’智多星歌星某某还有大陆歌星刘欢等——我们都在‘等’里头！”我越说越有气，接着又说：“你经常上北京，打听打听，我们是艺术家，懂吗！我们不是要饭的，要不是为两国之间的友谊，我们不会来！”
“你……你不要这样讲嘛。”A先生着急了。
“那怎么讲？我们抱着服装在后台坐冷板凳，那楼上化妆室怎么就给他一个人开，你给我说个清楚！”
“那是误会……误会！”
A先生忙不迭赔礼道歉，又连忙将我们引到二楼化妆室。这时，演出已开始，我暂且按住心头怒火，等演完了再说。
我们化妆完毕，“智多星”正在场上演出。他还是那老一套，观众提问，他以歌唱作答。效果果然很火，有些观众还向他递红包，他哈着腰，口里连说谢谢，两个指头很准确就把红包给夹住了。
马上就要轮到我们上场。我心想，我要压不住他，这口气不争回来，我就不姓马！于是，我和赵炎临时变一个节目，这节目是以前刘宝瑞老师教我的。字头咬字尾，先让观众报一个字，最后说来说去，总要落到《百家姓》的“周吴郑王”这句话上，这个节目是以即兴表演为主。
上场后，我们向观众讲了几句垫话，然后我话锋一转说： “在这里，我也请大家出个字，无论什么字，我字头咬字尾，不出十句，都要回到‘周吴郑王’这四个字上来！”
这类节目因为台上台下互相交流，最易引发观众的兴趣，马上就有几位观众出字，我都一一作了完满的回答。我正担心有观众出些稀奇古怪的字，果然一位观众站出来说：
“马先生，我出个字！”
“您说吧！”我内心有点紧张了。
“溜！”
“什么？”我一时没听清，预感来者不善。
“溜，英文‘W’的溜！”
“溜……溜……”我顺着他的字音考虑，心中灵光一闪：有了！我一口气说了下去：“溜须拍马——马上加鞭——鞭长莫及——急于求成——成竹在胸——胸有大志——志得意满——满面放光——光芒普照——照顾不周——周吴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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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在东南亚（2）
台下“轰”地一声炸开了锅，掌声、笑声、叫好声不迭。我如释重负。
这个节目加上《四字歌》和一个小段，反响比那位“智多星”更为强烈。天气并不太热，可我出了一身大汗。我内心充满豪情，斗志昂场。
我和赵炎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宿舍，我们前脚进门，A先生后脚就跟来了。他还搬来了他们电视台的一位B先生当说客。这位B先生更不会说话，他向我反复道歉，见我仍然有气，接着说：
“马先生，我们是好意嘛，我们电视台还是培养你的嘛！” 我一听这话更火了，把桌子一拍说：
“你少废话！我用得着你培养？你们广播局没成立，北京就有马季了。我跟你干不干还是另外一回事！”
“马季先生，这样说就没法合作了！”
“没法合作就没法合作！”我口气依然很硬。这位B先生也挂不住脸了，他也硬了一句：“那你明天回去好了！”
“好，明天就走，你马上安排机票！”
见我态度强硬，这位先生竟天真地用起威胁的手段，说： “那我以后到北京，只能向你们部长如实禀报！”
我一听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回了他一句：
“好哇，你不要讲向部长禀报，你就向我们中央首长禀报，他们也不会向着你说话！”
一场舌战就此结束，双方不欢而散。
我对赵炎说，我们一定要回去！这不光是我们两人的事，在这种时候，谁看不起我们，谁就等于看不起我们中国人！
新加坡一位服装辅料公司的老板罗先生，是个大好人，他劝我们暂时不要走，因为新加坡华人期盼着看我们的演出。就是明天他们打了机票也没关系，一切负担由他出，不要使星洲百万华侨失望。
第二天，对方并没送来机票，而是托了不少人来求情道歉。领队负责人也出面相劝，考虑种种原因，我和赵炎只好留了下来。
新加坡的人民是友好的，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华语的普及。他们广播局一位负责人曾接待过我，对我们的演出评价极高。他说，我们这些节目的演出，对新加坡人来说意义很大，因为每年他们都要开展一次“推广华语运动月”活动，政府首脑从李光耀总理开始都要参加。他希望我若有可能，给他们办几期相声训练班。我表示欣然同意，愿意为新加坡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
演出结束后，广播局还留下我们录了几盒磁带。他们专门为此开辟了一个叫做“笑一笑，少一少”的栏目。每次播五段节目，我们四段，本地的一段，每期播7~8次。一期接一期地播，播完了又抽出单个节目播放。
“笑一笑，少一少”的栏目，深受新加坡市民的欢迎。由于频繁的播放，我也几乎成了新加坡家喻户晓的人物。我只要在大街上露面，许多人便迎了过来，和我握手，请求照相。相声艺术也在他们那里得到普及。1990年，由直落布兰雅联络所和新风相声学会联合主办了一次新加坡“全国相声大奖赛暨群英会”，我和赵世忠应邀去当评委，国会议员许南山先生亲临献词。大奖赛隆重而又热烈，参赛的除少部分青年爱好者外，大多数是中小学生，而且女孩子居多。他们对相声艺术一往情深。下面不妨引一段“会刊花絮”中一位参赛者的话：
李城威，年龄27岁。
我的成长过程：
1至7岁——爱说话。
7至13岁——爱说话及爱听笑话
13至17岁——爱说话、爱听笑话及爱听相声。
17至22岁——爱说话、爱听笑话、爱听相声及爱写相声。
22至27岁——爱说话、爱听笑话、爱听相声、爱写相声及爱说相声。
28岁——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