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Ｏ啾戎拢┪娜�*裸地扛出了“代表外资利益”的大旗，笔者见过无耻之人，但未见过如此彻底和露骨的。
博文指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救与不救，何时救，主政者本已心中有数。”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到底谁是“庸人”？在中国资本市场遭受“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身处绝境之时，有人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为民请命，难道这些人都是“庸人”吗？其二，博文宁可相信“主政者心中有数”，也不愿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不知道这里是盲目自信，还是故意地排斥老百姓的参政议政。
古人云：“拙者为政”，这一说法虽然偏颇，但在人类文明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实际当政者也未必一定都是“精英”。即便当政者是“精英”，是否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正当呼声呢？更何况，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和转轨时期，客观上存在“政出多门”和“执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政府都离不开社会舆论的监督，任何当政者都应该倾听人民的呼声。关心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事业，本属于老百姓的分内之事。孤立无助的中小投资者们通过互联网这一信息平台强烈表达一下“救市”的诉求，这究竟犯了哪家王法？这又妨碍了哪些人的利益？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惊人的相似。曾几何时，“汪精卫”们也代表过日本侵略者的利益，但他终究遭到人民和历史的唾弃。
是的，在某些人的眼里，“汪精卫”们应该有“代表日本利益”的自由，但是人民也有打倒“汪精卫”们的权力。事实上，“汪精卫”自始至终未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汉奸”和“卖国”，而是对自己的卖国行为披上了一层“曲线救国”的*布。看来，汪精卫仍有一点“廉耻之心”，这是博文作者所不及的。
诚如博文所言：“让市场中多些不同的声音吧，让生活中多些不同的表达吧。我们是一个走在路上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我们要学会用道理说话。”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一些人捍卫自己“代表外资利益”的权利时，请你们尊重我们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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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1）
1。“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09年1月29日，中国总理*在回答提问“您想对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传递什么信息”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要加强合作； 这就是我向美国新政府发出的声音”。*总理提出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这一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指导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反映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非常富有远见的。
可喜的是，在美国政治家中也有类似的认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一书中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在美国，推动中美关系最得力的两位美国官员，竟然都是移民出身”，他指的是基辛格和他本人，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对中国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特殊的感情，而完全是从战略大局考虑出发的，“我们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兴趣，决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于某些长期的战略目标”。2009年1月16日，布热津斯基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题为《美中和睦，世界受益》。中国国家主席*发明了“和谐世界”的概念。目前，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战略思维已经放弃了全球性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看法，转而关注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和平崛起”，同时寻求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这种认识将有助于两国解决各种分歧和深化地缘战略合作。目前，中美之间所处的“金融恐怖平衡”状态，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互补性，但是这种平衡是十分不合理的，也是非常脆弱和极度危险的。日本学者吉川元忠在其《金融战败——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诤言》一书中，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过日本“金融战败”的教训：“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却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经济更上一层楼，这恰是因为美国在金融战场上‘战败’日本所至。”因为日本对外债权大多为美元资产，所以美国只要玩弄汇率，就可以轻易地减少自己的债务负担和扼杀日本国力，导致日本经济深陷多年的萧条之中。日本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回顾30年中美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经历了6次较严重的危机，即：1989年美国对中国全面制裁、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3年美国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问题挂钩、1995年*访美、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但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危机朝着和缓的方向发展，并多次将两国关系从破裂边缘拉了回来。目前，双方已初步建立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沟通框架，不仅保持了原有对话机制的畅通，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对话机制，如两国元首经常见面和电话联系、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能源对话、中美反恐磋商机制和中美军事热线等。这种机制化的沟通有助于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各种问题。
事实上，中美关系正在逐渐走向一种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8年的7％，2006年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从存量和静态的角度看，仍然是美国强、中国弱，美国经济实力为中国的4倍。但从增量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性重大活动交给中国来承办，各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来到中国，各种国际组织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身影。以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为例，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民族凝聚力得到了充分展示。总的来看，中美两国实力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2）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由10多年前的“中国崩溃论”，到后来的“*”，再到近来的“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这种议论本身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从“友好的非盟国”，到“战略竞争者”，再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些定性词汇都是美国提出来的，其背后也反映了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些美国人眼中，“中国问题”变成了“中国崛起问题”。Chimerica也好，G2设想也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Chimerica的概念，首先是从金融领域提出来的，即中国是储蓄国，美国是消费国。但其影响迅速超越了经济领域，并引发了“中美战略结盟”等思想。伴随着反恐、气候、能源和环保等全球性议题日益突出，中美必然要在这些领域中开展深层次合作。
在美国政府的议程上，应对金融危机、缓和美俄关系、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等都是非常紧迫性的问题，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符合美国利益。中美关系问题可能主要集中在双边经贸领域。在当前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可能会影响对华经贸决策的环境。同时，中美关系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环保和*等问题，依然经常性地导致两国关系产生摩擦。由于*党同时控制着国会，奥巴马决策时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小，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就会很大。但从总体上看，“战略上稳定、战术上摩擦”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
总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合作主要基于阶段性的共同利益，而非共同的价值观，这种利益导向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目前在意识形态上出现的所谓“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根本分歧。这需要政治家能够彼此尊重和照顾对方核心利益，理解和尊重对方对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将这种利益导向型关系引入到一个相互理解和包容对方价值取向的轨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2。中美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1）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由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2006年9月由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布什发起设立的，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始于2006年12月，每年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迄今已成功举办了5次，在宏观经济、环境保护、能源节约、贸易促进、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等领域取得了众多成果。
（2）第一次对话：多项合作，成效初见。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美在促进美国对华出口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等方面达成了实质性协议；在中国设立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并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法治和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加强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医疗以及加强在高科技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经济地位和结构性问题达成共识，并签订价值55亿美元的四单合同。
四、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合作（3）
（3）第二次对话：达成4项新的原则。2007年5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中美在扩大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提高QFII投资额度的、全面开放货运航权、削减或酌情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扩大人民币日交易浮动区间等问题上达成协定。成果包括：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在2012年前将两国间的直飞航班增加1倍；宣布启动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的联合声明；中美争取在中国合作开发15个大型煤层气项目，以推进清洁煤技术；以及两国在养老金、失业保险、知识产权等领域达成的协议或备忘录等。
（4）第三次对话：达成31项共识。2007年12月12日至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次对话的特点在于中美双方超越了短期经贸热点问题的简单关注，从战略高度对长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进行了综合思考。双方就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环保、透明度等8个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31项共识，签署了多项协议。双方在金融服务业开放问题上取得突破，包括中方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包括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允许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债券等；在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等多个项目上签署了促进出口安全的备忘录；在环保领域签署一项新的协议——加强发展生物质资源转化燃料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建立工作组，研究两国能源和环境领域的10年合作规划。
（5）第四次对话：取得五大重要成果。2008年6月17日至18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会议主题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和食品五大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增进了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在贸易方面，中美签署贸易协议总额136亿美元；投资方面，中美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在金融领域，美国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能源部分，中美签署能源环境合作框架文件；关于食品安全，中美有望签署加强食品安全领域合作协议，以及在医药领域、防灾减灾方面扩大合作。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取得两个重要成果：一是中美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另一个是宣布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
（6）第五次对话：六大领域，硕果累累。2008年12月4日至5日，中美两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在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