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的父亲是长安城的一名小吏，在张汤小的时侯，有一次父亲外出，嘱咐他看好门户。谁知父亲回来时，家中不多的一点肉被老鼠拖去吃了，父亲大怒之下痛打了他一顿。张汤恨极了这些老鼠，用烟熏水灌等办法把这窝老鼠从洞里弄了出来，然后他就把这些老鼠五花大绑着当堂开庭审问，很快这些倒霉的老鼠就被他问成了死罪，并由他亲自执行，斩杀了这几只老鼠。在一旁的父亲看到这景象后心中暗喜，他认为儿子将来必定是位断狱审案的天才，于是他为儿子请来了有关方面的老师。从此，张汤便开始学习起了刑律。
张汤成人后结识了武安侯田汀商锿‘引荐他步入了仕途。几次为田汀瞿被咧螅鹆肆醭沟淖⒁夂蜕褪叮姆苫铺诖镆簿陀纱丝剂恕�
很快，张汤被任命为了廷尉。张汤办案有个原则，那就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所平即上意所欲释。”只要上面想治某人，张汤总能找到治罪的根据。他为此还专门发明了一个叫做“腹诽”的罪名（腹诽，顾名思义，嘴上不说，肚子里怨恨），他的这个发明堪称我国法治史上的一绝。后来的秦侩也许是受他启发，也发明了一个叫做“莫须有”的罪名。当然，老师的这个“腹诽”比学生的“莫须有”自然要早一些了，大概早一千多年。
张汤刻薄成性，积怨太多，终于被丞相府的三名长史（丞相府里的长史，相当于丞相助理）联合起来整倒了。他在狱中临自杀前给刘彻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臣无尺寸之功，起于刀笔吏，陛下幸爱位致九卿，今进囹圄，臣无以塞责。然谋陷臣者，三长史也。”
张汤死后，兄弟们准备厚葬他，他的老母却说道，“汤身为天子大臣，被人陷害致死，何厚葬为？”遂草草埋葬了事。
刘彻知道此事后大为震动并一怒之下斩了这三位长史，丞相庄青翟怕受牵连，也跟着自杀了。
这就是张汤的厉害之处，死后也不能让他的仇人安生。
刘恒的处事用人之道首先是在于他的自身清静无为，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他理解属下，尊重属下，信任属下。
老丞相申屠嘉训斥上大夫邓通的故事就能证明这一点。
申屠嘉虽然资格很老，但他一直在外地做官，调到京城从担任御史大夫起直到被提升为丞相，前后只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京城官员们对他的能力和秉性不是很熟悉和了解。申屠嘉急需建立个人威望，邓通很不走运，凑巧这时候碰上了申屠嘉。
邓通，时为上大夫。这是一位在史学界颇有争议的人物，司马迁对他的评价很不好。说他庸碌无能，只会迎奉献媚，是个无耻小人。
邓通最初是上林苑的一名船夫，此处的船夫都头戴黄帽，因而也叫黄头郎。刘恒认识邓通的过程也被一些史学家们说得有些蹊跷。说是有一次刘恒做梦，梦见自己飞上了天，眼看就要登上天庭，但是就在离天庭相距咫尺的时候，无论如何使劲就是上不去，在这关键时刻，有个头戴黄帽的人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刘恒就顺利地登上了天界。回头看时，只见这位头戴黄帽的人衣服后面有个破洞，刘恒梦醒以后对此印象极深。第二天，他便在那些黄头郎中找到了邓通。这就是刘恒认识邓通的故事，故事的真伪已无法考证，我们姑且信了就是。
邓通其人虽然无有定国安邦的大本事。但他谨小慎微，老实本分，忠于职守，并不因皇上喜欢他而仗势欺人，也许这就是刘恒最喜欢他的地方。
司马迁说道，“于是文帝赏赐通（邓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司马迁好象是说刘恒直接赏赐了邓通这么多的钱，他的这话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和刘恒一贯奉行的节俭朴素精神似乎不太相符，也与他司马迁自己描述的刘恒前后有了很大的矛盾，司马迁是这样赞美刘恒的，“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
更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刘恒提拔使用自己的内弟都怕天下人说闲话，如此赏赐邓通他就不怕别人议论？
但是刘恒到底对邓通有没有赏赐呢？有。不过不是直接赏赐的，而是间接地赏赐了邓通“巨万以十数”，或者更多。可刘恒赏赐邓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而是一种通过劳动可令人致富的权力，也就是采矿权。并且，得到刘恒采矿权赏赐的也绝非仅邓通一人，那是天下所有的有志于彼的民间采矿人。
刘恒即位之时，社会上流通的是高帝刘邦时期铸造的“三铢钱”（三铢，约合现在的两克左右），由于这种钱质薄量轻，人们便称它为“榆荚钱”。这钱的中间穿孔比较大，制作的比较粗糙。而且钱文设计过于简单，很容易制假，因而老百姓们都不太喜欢它。即便是这样的钱，由于它的铸造量过小，市面上的流通量就极为有限，等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时，货币的流通量过小自然就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有些地区就曾出现过以物换物的尴尬景况。
有些大臣便据此提议取消钱币制度，用谷物和布匹代替钱币进行商品贸易。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理由是谷物太重，携带不方便；布匹不能任意撕裂，无法兑找换零。更重要的是，谷物、布匹和其他商品相互换算价值时更为繁琐麻烦。
前元五年一月（公元前一百七十五年），张苍接任丞相。三个月之后，刘恒下诏“更造四铢钱，除盗铸令。”除盗铸令的意思就是允许民间私营业主铸钱。
更造“四铢钱”是否是张苍的提议已不得而知，但做为一代律历大师且又位居丞相，参与研究、领导执定具体的操作规程那他张苍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了。这种“四铢钱”（钱质的重量近三克）也称“四铢半两”，又称“汉半两”（半两乃是钱币的币值），该钱的中间穿孔比较小，钱文制作的也比较规范。“母钱”设计好了之后，天下的铸造业主们便开始按照这个范本生产铸造“四铢钱”，其“榆荚钱”经过一段时间的回收回炉也就渐渐地退出了市场。
这种“四铢半两”钱轻重合宜，制作规范，比较受老百姓的喜欢。由于允许民间私铸，它的发行量自然很大，基本上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所以它一直被使用到了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一百一十五年），“四铢半两”钱在市面上流通了长达六十一年之久。
在刘恒执政时期，天下有两个非常大的铜钱铸造业主，一个就是那位让后来的景帝刘启头疼不已的吴王刘濞，另一个便是我们说的这位邓通。
刘恒当年下诏“更造四铢钱”的时候，同时还废除了过去关于禁止民间私自进山采矿和禁止民间私铸钱币的禁令，即“弛山泽之禁”和“除盗铸令”。于是，拥有一定资金和采矿技术的私人业主们便纷纷的拉起队伍进山了。看到这个形势，邓通也坐不住了，他找到了刘恒，“皇上，微臣家乡蜀郡有座严道山，据微臣所知此山有铜。皇上废除了禁止民间私自进山采矿铸钱的禁令，微臣也想借此机会回家乡采矿铸钱。微臣读书不多，在朝中混事，全靠皇上的庇护。进身商贾，或许这是微臣的一条出路，不知皇上能否恩准？”
“采矿铸钱？这可是需要资金和技术的，你有这个能力吗？”刘恒微笑道。
“资金可以借贷，至于采矿铸钱方面的技术人才，只要出钱合适，总能雇得到。”邓通似乎很有信心。
刘恒说道，“既然你有如此决心，朕准了。不过朕还是要提醒你，朝廷对采矿铸钱这方面所征收的税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不善经营的人是挣不到钱的，望你好自为知。”
“谢皇上隆恩。”刘恒所提醒的这些话并没有引起邓通的在意，只要能准于他去采矿铸钱，他便很有些喜出望外了。
说邓通庸碌无能是有些小看了他，他自从得到了严道山的采矿权之后，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几年以后，便出现了“吴、邓氏钱布行天下”的壮观局面。这里所说的“吴”是吴王刘濞，“邓”就是邓通。
可是如果说他邓通是个成功的企业家，那又未必尽然。刘恒去世之后，景帝刘启挟私愤报复邓通，人们发现邓通还是个巨额亏损大户，“尚负债数巨万”。如果邓通不是白手起家，他要是有皇上赏赐的那么多的“巨万以十数”，何以负债如此之巨？
言归正传，话说申屠嘉急需建立个人威望之时，正好碰上了邓通这个倒霉蛋。这天，申屠嘉进宫奏事，凑巧邓通也在宫里，他正在与刘恒说笑话，见了新任丞相进来，刘恒已经收住了笑容，但邓通依然嘻笑不止。这下可惹怒了申屠嘉，他认为这是邓通不尊重他的表现。
申屠嘉回到相府后就派人把邓通传了过去，邓通一进门，申屠嘉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训斥，直训得邓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赔礼道歉才算完。刘恒知道此事后笑了。因为他理解申屠嘉，他既然敢于训斥天下赫赫有名的富翁，那么他这个新任丞相在朝中建立威望必不成问题，拥有一个有威望的丞相，这对朝廷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
刘恒对待属下不仅只是体现在理解、尊重和信任这么简单，他对待属下还具有一个相当宽容的心态。属下在奏事之时，无论他们说得对与否，无论口气多么的严厉，刘恒一概不与计较。说的对时他愉快地接受，说的不对时他也不生气，他认为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贾山当年在《谏皇帝射猎》的那篇奏折中说刘恒“一再进山涉猎，击兔伐狐，有伤大业。”贾山的口气不能说不严厉，可刘恒丝毫也没有生气，而且还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贾山的建议，并且从此就真的很少外出狩猎了。
后来冯唐说刘恒“皇上就是得到了廉颇、李牧，也未必能重用他们。”应该说，此话是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了，刘恒却冷静地从冯唐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云中郡守魏尚的冤案很快就得到了平反。
自称狂人的晁错说得更是难听，“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刘恒却非常欣赏他的这种狂劲，因而刘恒说道，“如果言者不狂，择者不明，那才是国之大患。”
刘恒如此的善待属下，故而在他的周围便集聚了一大批的贤良方正之士。这些人没有思想包袱，没有后顾之忧，敢于真言，敢于直谏。这样，他制定治国方略之时出现失误的几率就会少得很多，因为他汇集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以匡朕之不逮”。
晁错后来给景帝刘启上过一篇《削藩策》，其实，晁错早在刘恒时期就曾提过这个问题。刘恒经过慎重考虑后没有接受晁错的建议，他认为这个建议有些过激，对那些诸侯王们的刺激过大，如果一旦引起内乱，首当其冲的是老百姓又要遭难。于是，刘恒从稳定大局的长远观点出发，坚持使用贾谊提出的那个“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正确主张。
在实行“更造四铢钱，除盗铸令”的时候，贾山、贾谊等人对此问题持不同看法，贾谊为此还上了一道奏折《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刘恒基于当时的形势通盘考虑后，没有采纳贾谊等人的建议。
贾谊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人称旷世奇才。但刘恒身边具有如此才学的并非仅他一人，老丞相张苍的学问就不在他贾谊之下，且张苍还有着非常纯熟的律历管理经验和丰富的社会阅历。有张苍这样的人在朝中做丞相，刘恒的“更造四铢钱，除盗铸令”的政策进行得就非常地顺利。
需要一提的是，当时的铸钱与现在的印制钞票有着本质的不同。印制钞票的成本和其票面币值那是不成比例的，但铸钱的成本和其钱币的币值之间相差的却不是那么的大。
由于古人受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制钱过程中诸如采矿、冶炼，制模、浇铸等一系列生产工艺均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制作不易，成本很高，采矿要交税，铸钱也要交税，且金属铜本身也具有相当的价值，故而铸钱这个行业虽有利润，但是其利润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不善经营的邓通负债累累就不那么难于理解了。
最近，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中发掘出土了很多的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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