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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4）
一代鸿儒离港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以着书读书为主，以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早在北大讲学时期，钱穆已声名鹊起。而他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从政治制度着手，继而推及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撰写方式，更是开通史写作之先河，并被国民政府列为部用大学用书数十年。
此外，钱穆关于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也成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在台官员的基本信条。因此钱穆虽然人在香江，但在台湾亦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1966年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重要人物。
一方面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在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演讲五四运动之后，终在8月决定赴台定居。同年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在台期间，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融洽与否，至今仍众说纷纭。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后来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党当局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便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盛情难却之下，钱穆又应“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 之邀，于历史研究所执教并出任所长。较钱穆早年赴台的林语堂，住在阳明山上中国文化大学附近，与钱穆住得近。原本并无深交、作风一中一西的两人从此往来频繁，成为莫逆。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甚至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年，时年七十四岁的钱穆与郭廷以等人，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台湾当局对各领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学术荣耀。
其实以钱穆的分量，早在1948年，胡适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组院士选拔时，就该被提及。但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的治学途径与西化理念截然不同，他的史观与治学方法更不能被主张以西方科学治史的傅斯年接受。傅斯年曾嘴硬地说，自己从不看钱穆的文章。不仅1948年的院士提名钱穆连边都没沾上；1945年北大复校时，随国民政府西迁大后方的教授群唯独钱穆未获续聘；之后钱穆长期停留香港办学，自然也不会被提名。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是钱穆仍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素书楼讲学 著作等身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上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将重心放在学术著作的钱穆，婉拒了许多大学的讲学邀约，以避免舟车劳顿，好专心著述。 但钱穆因为鸿儒的身份，依旧推辞不掉四处的短期演讲与讲座。。 最好的txt下载网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5）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的敬重，台湾当局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
钱穆在素书楼展开讲学著述，除散步运动外，每天看书、写稿、讲学，无一刻闲暇。《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在素书楼完成。
钱穆在素书楼讲史、谈经、作育英才。老人家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客厅为讲堂，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4时至6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素书楼讲学期间，钱穆常常烟斗在手，触类旁通。有人在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二十多年。前后五六代学子同堂，接受国学大师亲炙。钱穆常以是否常读书训诫子弟，要求后进明白厚积而薄发的道理，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知名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他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
数度到港探亲 与亲属团聚
好棋、好箫、好抽烟、好甜食，“好诗而不能诗”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一段平静而丰富的岁月。这时的钱穆虽自十岁养成的烟瘾无法戒绝，但身体尚硬朗，唯独在新亚书院任教时期引发的胃溃疡偶尔折磨一下他。1977年冬季，钱穆胃病发作，几乎不治。
1978年，钱穆又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加上胃疾转剧，因此钱穆兴起口述录音写作自传的念头。
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1979年8月，钱穆携夫人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三十周年纪念，新亚书院正式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除重新赴港讲学，也将所著《朱子新学案》原稿赠送香港中文大学的钱穆图书馆，实现了离开新亚书院时的承诺。
1980年夏，钱穆再度赴港，与留在祖国大陆的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晦）欢聚一周。钱穆很是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而钱穆回台后，又被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1年借着侄子钱伟长与长女、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到香港作学术演讲的机会，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安排下，年过八十的钱穆再度赴港探亲。见到数十年未见的长侄、长女，钱穆相当激动，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学宿舍共度天伦两周。对于几名子女经历的艰苦，他勉励钱易，“吃些苦没什么”，“只希望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钱穆格外记挂钱伟长。据钱穆回忆，这位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侄子，是他母亲在子孙辈中特别细心教养的，钱伟长的父亲更是他毕生敬仰的长兄。当年在苏州教授国文时，家中人丁凋零，长兄又辞世，钱穆特地把读高中的钱伟长带在身边念书。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6）
钱伟长的名字还是钱穆取的，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记怀的一个画面。叔侄两人情谊深厚，却数十年无法相见，又听闻钱伟长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让钱穆相当挂念，此番探亲终于了了个大心愿。
1983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应邀到香港，参与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文化学术讲座”，讲授“维科的新科学”。钱穆为一会故友，顶着年迈身躯，再次赴港，场面甚为感人，也看得出钱穆的真性情。此行恰逢钱伟长夫妇也到港参加学术活动，一家人又有了欢聚的机会。翌年，钱穆借着到港过九十大寿的机会，四度与子女团聚。
1985年，苏州市政府通过知名学者钱锺书写信，邀请钱穆访问并庆祝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年，但因居中转信疏漏，加上客观的政治环境限制，钱穆始终未能赴约。但钱穆对故土的怀念与情感毋庸置疑，他对中国的改革，乃至于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满怀希望。
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的风骨在他对著作的坚持上得见一斑。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撰写《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著的史学论点。这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此事发生的五十年前，钱穆《国史大纲》出版后，同样也遭国民政府审查处刁难，坚持要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同样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国史大纲》为钱穆一生力作，除了学术贡献外，爱国的精诚更是让人动容。对钱穆而言，《国史大纲》的写作构想是源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乱局，本来就是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因为唯有熟习历史，培养国民对历史的关切与温情，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真正目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钱穆还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却被打了回票。一是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二是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被纳入出版计划；此外，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1986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被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1986年6月9日是钱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他以“正视历史，胸怀中国”为题，发表告别演说。老学生纷纷回台共襄盛举，曾是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