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也不知该如何反映。罗家伦无计可施，只能以拖待变，最后不了了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4）
1949年，罗家伦得知国民党情势不利，共产党管制范围推至四川，便力邀由四川飞往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访印度。张大千是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故旧。罗想到以文化艺术促进交流，于是在新德里举行张大千画展，以张大千临摹敦煌佛教绘画为主，受到尊崇佛教的印度民众注意。
画展其实原定于1951年举行，但有消息传出，印度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罗家伦为此颇感棘手。在张大千要求下，展览提前到1949年举行。虽然两方关系暧昧，画展结束后，张大千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前往印度阿旃陀石窟考察、比较中国和印度壁画艺术间关系，临摹印度画。
果如传闻，继英国之后，赶在缅甸前，印度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双方决定建交。积极穿梭期盼化解外交烽火的罗家伦黯然结束印度大使生涯，与张大千夫妇及旅印侨胞在使馆举行最后了一次降旗仪式，然后与甘地的媳妇、孙儿女前往甘地火葬场上献花圈、行礼、默立后，隔天飞往台北定居。
离开印度前罗家伦发表简短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热烈的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的及早实现。就这方面来说，使命是达到了。我很高兴，印度现在是自由、独立的。”最终他不忘以正式外交照会驳斥印度政府企图借承认民国初年“希姆拉会议条约”，将西藏一部分完全脱离中国的阴谋，总算保住中国领土不在政权交替时被外国势力分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复行视事，罗家伦除担任国民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也获指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在蒋介石提名下罗家伦又出任台湾当局“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又被派为台湾“国史馆馆长”，此后直到1968年逝世。虽然是政界、文坛闻人，担任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政治大学常务监事、台北《中央日报》常驻监察人、台北“故宫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等繁杂的党政、教育工作，以及“国史”、党史编纂业务总负责人之职，罗家伦却始终未进入党政核心，仅勉强可称为党政要员。反而在各类送往迎来、婚丧喜庆场合，比较能看到罗家伦的身影，过往五四时代的风采早已成明日黄花。
提倡简体字 遭各方围剿
虽然没有显赫的实缺，“五四”中的功绩，以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招牌，仍让罗家伦在台湾赫赫有名；也许比不上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在知识分子与文人圈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向来处世圆滑的罗家伦，却在文化政策与文艺工作上跌了一次大跟头，成为国民党迁台初期各方势力围剿的公敌，这就是“提倡简体字”风波。
主张中文字体简化并非始自新中国成立后。早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代，钱玄同即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减省汉字笔化方案》；1935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三百二十四个俗体简字，虽有罗家伦与吴稚晖大力鼓吹，因抗日战争爆发以及戴季陶等人全力反对，并未正式推行；其后又由国民政府中研院公布刘复等人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蒋介石也曾提到，标语用字应尽力避免十画以上的难字，以免识字不多的学生或民众费解。
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推动者，坚决主张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必须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包括胡适在内，都认为简化文字不但有必要，并且“简得好”，并早在1923年就于《国语月刊》中提倡破体字与简体字，以避免笔画太多的汉字形成书写障碍。所以，罗家伦提倡简体字有其一贯的学术信仰背景。
1953年6月30日，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受聘为国民党“###”简体字研究委员，负责简化部首的工作。作为新文化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者之一，罗家伦以一篇万余字专文，公开提倡中文字体简化。
同年9月10日，罗家伦在国民党“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再度提倡简体字，强调欲保存中国文字，须先简化中国文字。他指出，文字必须大众化，属于大众的文字若不能大众化，如何人能行之有效？尤其文字旨在表情达意，非文人欣赏品，所以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到楷书，简化是中国文字必然的发展趋势；并主张推行简体字必须率先寻求标准化、部首简单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5）
这番论调受到舆论支持，蒋介石年底也于主持国民党“总动员运动汇报”时指示：“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
不过，台海情势紧绷，加上守旧派不满，简体字运动招致很大反对。1954年2月，国民党“立委”廖维藩发动一百零六名“立委”连署，以“毁灭中国文字及国家命脉”为由，主张通过正式决议，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反对者无限上纲，高声批判罗家伦“和中共隔海和唱，共同为民族文化罪人”，是“不肖知识分子”，“类似匪谍行为”。支持者、反对者激烈论战，双方立场南辕北辙，冲突一触即发。
反对者通过各种方式发声：批判提倡简体字是“集错字、古字、俗字的大成”；质疑提倡简字有助于国家文化发展的说法；强调整理、增添新字、文字，必须有简要规律，不应混乱；并指中华文化的成就，从未因文字没有简化而有减损，轻率为之反而有危国家命脉。
面对批判，罗家伦在国民党党办《中央日报》上，一连连载四天《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长文，强调文字政策要检视中国传统社会面对的知识平均分配问题，而繁复难学的中文增加了中国社会在知识学习方面的困难；简化中文字体是简化学习的工具，也是使中国加速进步，扩大知识平均分配的关键。
1954年3月4日，罗家伦又为文主张变革现行文字的计划应采取承认已简化字或简体字，以求顺乎时代，让文字浅显易懂；简化规则应从最古的简体字、汉魏以来碑帖墨迹、宋元以来木刻书、军中文书常见简体字、民间常用简体字等字体中选取。面对种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与人身攻击，他为文皆着重于理念伸张，并未为个人辩驳。
但是祖国大陆推动汉字简化运动是不争事实。除了在抗战时期创造的“解放字”外，1952年2月，大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及民国以来主张汉字简化的学者们的建议，于1954年底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顿时让罗家伦的处境尴尬且艰难。
面对责难，罗家伦拿出客观数据统计佐证。他说，“台湾”与“台湾”，谁难谁易，是否耗费时间，一看可知。小学一年级基本字五百四十九个，十画以下仅三百三十一个；小学六年期间，用字四千零三十个，十笔以下只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个，比例偏低，对学生而言太繁重。
他主张，简体字是相约俗成的习惯，是生活必需。追忆当年“五四”前后推动新文学革命，实赖北洋军阀不抵制，才让国语课本迅速改为白话，因此简化书写应从取消禁用简体字的命令开始。但他澄清，并未全面强迫使用简体字。
罗家伦强调中国文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文字简化可节省时间，才能多花力气在学术而非文字上，让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胡适在中国语文学会座谈中也呼应，简体字是新文###动的一部分，简则易行，对发扬文化关系重大。但背负被质疑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红帽子压力，罗家伦显然已无力回天。
反对者在台湾“立法院”集结力量，批判简化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义，甚至毁灭文化，因此全面简化只是破坏传统文字与六书原则，并未改革，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台湾“###”开始发放罗家伦所撰《简体字运动小册》，将内部讨论的简体字公之于世，更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造成强势反弹，最终让简体字运动胎死腹中。
1956年6月7日，台湾当局通过“###”公报宣称，中国共产党为“毁灭传统文化”，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必须急速彻底予以纠正；并规定各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不得写简体字，并且书写文字必须一律依传统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横排或横写。
“文坛祭酒”配合国民党“文化清洁运动”
在国共对立的年代，罗家伦不避讳可能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呼应的嫌疑，从语言工具角度出发，要求改革和简化中文字体，不仅阐明了他的历史和文学观，也彰显了自“五四”以降中国文化中愈加稀薄的道德勇气。但半途而废，也暗示了罗家伦在国民党政府内远离核心的窘境。
国民党面对来自彼岸的压力，以及岛内由雷震、殷海光等主导的《自由中国》杂志通过舆论对蒋介石统治进行的强力批判，决定由“立法院院长”张道藩领军，发动台湾文坛的政治路线与报道内容清洗；借重申政治与主义的重要性，强调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 。。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6）
根据张道藩的理念，文学不能是单纯的休闲或美学，文艺作品必须配合整体的备战心态，所以他在1952年5月5日以台湾“中华文协”理事长身份，提议文艺界应配合时代需要，从事文艺复兴，“率先向大陆进攻”，让文艺界成为“###的最前哨”。
蒋经国自担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也大力提出“让文艺到军中去”的号召，坚持发展“战斗文艺”；罗家伦则以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身份，兼任蒋经国主管的“总政治部”心理作战组召集人。另一方面，在蒋介石刻意主导下，张道藩、罗家伦、陈纪滢、王蓝等人，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从文章的创作、形式、主题上“全面净化”，掀起新一波文艺管制风潮。
由于台湾民间各种揭发社会黑暗面，盼借小道消息求报份业绩的报道，“陈腔滥调、蛊惑人心”，不利于国民党执政、备战，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文化清洁运动专门研究小组”，发动各种文艺社团，扫除“赤、黄、黑”三害运动，以正“文坛歪风”。
1954年7月26日，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由陈纪滢出面，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撰文，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主张铲除各种“内幕”杂志恶行。
同年8月9日，台湾文教界展开“文化清洁运动”，并以蒋介石所著《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为纲要，要求文化界必须“反对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宣言强调，“三害”让文化界蒙羞，摧毁军民身心健康，伤害“###复国大业”，为了“消灭共谍”，必须拒绝淫乱、猥亵、靡靡之音；并指出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黑暗新闻伤害台湾建设进步，引诱青年堕落，必须彻底铲除，“不能让三害以言论自由为名，享有造谣惑众的自由、伤风败俗的自由、诽谤的自由、危害国家民族的自由”。
“文化清洁运动”在蒋介石与国民党文艺班子的推动下全面展开，让文化界面临思想与路线压力；“文艺协会”等单位又要求文字工作者“加入###复国的文化战斗行列”，创造新文化，誓言“绝不做三害帮凶，绝不与三害制造者做朋友，全面铲除三害之祸”。由张道藩、罗家伦、程天放、陈雪屏、张其昀、陈纪滢等人担任委员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通过文艺奖金诱使创作者配合文艺政策的大方向。
随后蒋介石主张以“战争文学”引领“###抗俄”风潮，带动文艺与社会改革，确立台湾自50年代以降，为期约二十年的战斗文艺创作路线。
在“文化清洁运动”的政治风潮下，罗家伦完全配合，成了个“没声音的人”；同时他接下台湾的“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一职，俨然是国民党的“文坛祭酒”。
“笔会”为一国际性的组织，旨在提供国际文人进行文学意见交流与社群互动的机会。“中国国际笔会”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首任会长是蔡元培；由于战乱不断，笔会一度中断运作，直到1957年才在台北复会；第二任会长是张道藩，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在1959年出任第三任会长。笔会参与者梁实秋、余光中、王蓝等都是散文名家、文学家、诗人。但张道藩、罗家伦两人的公职、党政身份，让笔会的政治味太浓，运作颇尴尬。罗家伦卸职后，交由林语堂接手，笔会的运作才又正常化。
“国民党党史会”于1930年5月1日成立，原称“中央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