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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3）
到此为止，我大概已经将编选本书的指导思想、原则、主观意图与追求，交待清楚了。
（二）
但我还要谈谈编完本书以后，对北大精神、传统的某些联想、感悟与理解，这自然也属于宏伟叙述。——作为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我大概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我心目中的北大。
我首先关注的是北大历史的亮点。而且在我看来，在一个世纪中，北大曾有过三次辉煌。第一次是1917—1919年间，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大，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成为五四运动（它包括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运动两个部分）的中心与发源地，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的时代。这是人们所熟知并且得到公认的，可以不必多说。第二次却是被人为地淡化了的，或者说是被强迫遗忘了：那是1957年夏季的鸣放，北大师生称之为“民主运动”或“五·一九运动”（因5月19日这天北大学生自发开辟“民主墙”而得名）。本书收录的当时最有影响的《广场》编辑部所写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一文，对运动的起源、发展及宗旨，有一个简明的介绍，说这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一次运动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思想，确立了“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的具体目标；同时这也是一次“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再一次提出了“重新估定价值”的口号，并且展开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人性的弱点、人际关系中的弊端的批判（详见拙作《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如果不抱成见，就应该承认，1957年的北大民主运动既是五四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与经济、政治改革的先声，是北大第三次辉煌的前导：历史的链条就是这样连接起来的。
记得当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蔡元培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这同样可视为对北大的评价：一所大学，在一个世纪中，能够先后三次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确实罕见，称之为“世纪辉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北大也因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在国人心目、口碑中的崇高地位：几乎成了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的象征与希望所在。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光荣”，北大及北大人似应以一种较为洒脱的态度待之。
重要的，也是更应该牢牢把握住的，是这些辉煌的历史瞬间所显现、所培育的“北大精神传统”。对这一精神传统，人们，包括北大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这是正常的。我自己在近年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强调了我所看到与向往的北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这里也不再重复。所要多说几句的是，在我看来，下面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北大的三次辉煌不仅是一个政治运动，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运动（或者以思想文化运动为其前奏），而后者又是以大学里的学理的研究为其基础的——这一点，在作为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特别突出的，后来的两次于此有所削弱，这就构成了后面我将要说的一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所培育的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就不仅是一种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自觉地置于体制外，或体制的边缘位置，怀着终极性的彼岸关怀，对此岸现实政治、社会、体制、现行观念、价值体系……进行不断地批判，又为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提出极富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前瞻性的理想，从而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同时，这又是一种学术的立场与态度——强调学术自身的独立性，追求作为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坚持同样是创造性的学术活动的前提的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包括对自身的怀疑与批判），而学术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则是创造：不只是对他人（传统的与外国的）学术成果的介绍与阐释，所谓“拿来”与“继承”都只是创造的前提与必要准备，而不能代替创造自身；所要培养的不是单纯的操作型的技术人才，而是研究学理，能够提出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方向、新方法……的开拓型的创造性的学者。因此，“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既是北大的政治、思想传统，同时也是北大的学术传统。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都产生了前文所说的巨大影响，从而达到了政治与学术的相对统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4）
但政治与学术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事实上，前述政治与学术的相对统一也是在二者的紧张关系中达到的。几乎所有的北大人，从校长，教授，到学生，都面临着二者之间选择的艰难。蔡元培校长后来提出著名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主张，就是试图提出一种解决矛盾的方式，实践起来也有许多困难。做过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长、校长的胡适，更是一语点破了在中国的现实境遇中矛盾的焦点所在：“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了”（《五四运动纪念》）。问题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建立健全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之前，青年学生的干预政治，发挥其先锋与桥梁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且不只是“牺牲学业”；学生干预政治是一种青春政治，本身即会产生许多严重的问题。当年鲁迅先生就曾经针对由激情唤发起来的青年学生的群众运动易于陷入“非理性”，而提醒“点火的青年”，一定要对群众“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杂忆》）；鲁迅更是一再地呼吁，不要“赤体上阵”，“虚掷生命”，对轻言牺牲者保持高度的警惕（《空谈》）。充满政治激情，而又毫无政治经验的、不成熟的年轻学生，在复杂的###中，是很容易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的。这在北大的百年历史中，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我说的是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北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那据说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起了在全国范围内点火的作用的。现在已经清楚，这一切都是被操纵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北大人（全校师生员工中的大多数），如此狂热地卷入，并且在卷入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从而构成了北大百年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问题更在于，卷入运动的绝大多数北大人，甚至那些暴行的制造者的多数，都是怀着巨大的政治激情的。这是不是可以说，人的内在激情被唤起，如果同时诱发出人的本性中的恶，又陷入非理性的放纵，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呢？这些问题当然有待于从不同方面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不是我这里所能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了北大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巨大政治参与热情，有可能被利用的危险。这是应该引起警觉的。当然，也不能因此走向否认政治参与的另一极端；如前文所说，这种参与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要在这样的参与中注入更多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更要强调参与过程中的独立思考，怀疑主义的批判（包括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民主意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尊重与保护，将大学的政治参与真正建立在学理的研究的基础上，等等。本书收入了有关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部分回忆与反思，作为对那位贵州边城的朋友文章里的呼唤的一个响应；希望能够引起北大人与关注北大命运的朋友们更为深入的思考。这样，我们“走近”北大，就不只是观赏校园风景、闲听文人轶事，还能多少掀起点心底微澜；我这半个多月以来冒着酷暑编书的辛苦，也算是有了代价。
——但愿如此吧。
1998年8月23日写毕于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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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1）
近年时有朋友谈及大学人文精神丧失，大学精神价值失落的问题；我因此而想起了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即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以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并在会上提出两个重要提案。一是废除前清学堂管理通则中有关“拜孔子仪式”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议员经过热烈讨论，认为若将此案明白公布，恐引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故只需在学校管理规程中删去这一项，此议案因此而不予成立。第二项重要议案是拟定“教育宗旨”，蔡先生提出五项：一、道德主义；二、军国民主义；三、实利主义；四、世界观；五、美感。会议最后审查的决议却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国家为中心，而以实利教育与军国民教育辅之。至美育一层，议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俾知注意。”后议长又以加入“世界观”三字付表决，赞成者少数。蔡先生教育思想中“世界观”与“美育”两条被拦腰砍去，此事引起了强烈反应，一位先生因此连呼“大奇！大奇！”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474—475。
此事发生在1912年，即本世纪初。处于世纪末的我们今天看来，教育宗旨中砍去“世界观”与“美育”，后果不只是“奇”而已，简直是埋下了祸根的。
我们还是先集中讨论蔡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要说的是，蔡先生提出的两项提案是有内在联系的，目的是在与传统的“君主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以为全国教育改革扫清道路。因此，蔡先生在临时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报告开会宗旨时即指出，君主时代的教育的最大特点与弊端就在于，引国民“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因此，蔡先生所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目的，就是要使国民与受教育者从“服从”他者（君主、政府……）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废止祭孔，自然是因为要避免思想“定于一尊”；强调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也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摆脱种种精神束缚，着力于自身精神（人格、思想、感情、心理、审美趣味……）上的自由、健全的发展。蔡先生所提出的五项教育宗旨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他根据康德哲学关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划分，将“军国民主义”（据蔡先生解释，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